宋朝元祐四年（1089），苏东坡自请外放，来到暌违十五年的杭州，出任杭州知州。从此，苏东坡被杭州人亲切称呼为“老市长”。在苏东坡短暂的两年知州任期中，他几乎是杭州城里最忙碌的人：赈济灾民、建立安乐药坊、疏浚六井、疏浚西湖、疏浚城中运河……同时，这位知州也变身一个“话痨”，一篇篇奏议剳子，雪片一样飞向朝廷，申请救灾、申请经费、阐述治杭方略……从苏东坡的奏议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治杭期间的一系列举措、想法、思路。当我们翻开《东坡全集》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位“老市长”在杭期间，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关注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东坡全集》卷五十八有一封苏东坡的奏议，题目是《乞禁商旅过外国状》。这封奏议上书于元祐五年八月十五日，在前一个月，苏东坡刚写了《奏浙西灾伤第二状》，正忙着抗灾恤民。就在这个时候，他见缝插针，关注起了多起商业走私案件。

在这篇奏议中，苏东坡提到了几个当时的案件：首先是泉州商人徐戬假借为高丽国雕造经板2000余片的理由，私下收受酬答银两达3000两。第二起案件是商客王应升等人，向市舶司申请前往高丽经商的公凭，却借机前往北宋的“敌国”大辽进行走私交易。第三起案件是商人李求假借前往高丽国经商，私下收受“实封文字一角及寄搭松子四十余布袋”。

在这三起案件中，商人假借贸易，收受利益，规避监管，苏东坡对此高度警觉。除此外，他还看到了宋代随着海外贸易的繁盛，铜钱、兵器、白蜡、盐、铅、锡、矾、乳香等重要战略物资因走私大量外流。他从维护国家利益，严肃法律秩序，加强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引用《庆历编敕》《熙宁编敕》的相关规定，向朝廷提出了对外贸易的整改措施。他要求加强商船货物的检验手续，特别是商船出海必须有三人以上担保不夹带禁物，方可发给公凭，同时还要对走私者落实惩罚机制，严肃法律处分。

有趣的是，宁波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北宋崇宁四年（1105）六月明州市舶司颁给泉州商人李充的公凭（仿制件）里，可以看到苏东坡的一些建议得到了贯彻落实。公凭详细记录了商人应当遵守的法规，记录了船员的组织结构、舱内货物清单、运送目的地等，确保在外贸中没有夹带违禁物品。

那么，作为杭州知州的苏东坡上这道奏折，究竟是不是“多管闲事”呢？

其实，在北宋初年，杭州知州、通判等官员，在他们的职衔里往往是有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兼职的。天禧五年（1021）王随所撰《杭州放生池记》中记录了当时杭州的官员职衔，如下：

朝奉郎、行太常博士、运判军州兼管内堤堰桥道劝农、同监市舶司事、骑都尉、借绯林从周。

中散大夫、行尚书都官员外郎、通判军州兼管内堤堰桥道劝农、同监市舶司事、上轻车都尉李□□。

朝奉大夫、给事中、知杭州军州兼管内堤堰桥道劝农市舶使、提举杭苏一路兵甲巡检公事、护军、太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王随两浙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兼提点市舶司、本路劝农使、朝奉郎、尚书度支员外郎、上骑都尉、赐绯鱼袋、借紫方仲荀。

两浙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兼提点市舶司、本路劝农使、朝奉大夫、尚书工部郎中、柱国、赐紫金鱼袋曹定。

这一兼职的现象一直到北宋王安石变法期间的元丰三年（1080），朝廷定立市舶法，以两浙转运副使周直孺兼提举两浙市舶，而杭州知州、通判的职衔不再带市舶。苏轼元祐中任杭州知州，因此他的衔内应该是不带市舶的。

泉州商人徐戬案子中，苏东坡是先收到转运司牒和明州的申报，高丽商人二百多人自明州到杭州市舶司请公凭。王应升的案件也是杭州市舶司接密州官报。因此才引起了苏东坡的关注。

从苏东坡的奏议里，我们也可以从侧面看出，宋代海外贸易是有多么繁盛，无数商船扬帆出海，载运着各种货物到达异国彼岸。文化的传播也随着海船的颠簸，逐浪随波，远赴重洋，使古代世界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超越了今人的想象。

那么，职衔内不带市舶的苏东坡，为什么要“越俎代庖”关注这件“职衔范围”外的事务呢？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十一月即将开幕的大展：千帆之下。即将为你揭开这位“老市长”关注海外贸易的谜题。

千帆之下：你觉得本次展览讲述的内容是什么？副标题等待解锁，欢迎开动你的脑洞，说出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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