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浙江省的山地垦殖与山林破坏进行了史的探讨，指出康、乾以来，随着玉米和番薯的先后传入，浙江省内大量人口拥入山区，而随着人口机械变迁而来的自然增殖又导致人口数量的猛增，为了养活突然增加的大量人口，只好不断扩大垦殖，增加粮食产量，这便造成了山区植被的彻底破坏和水土的大量流失。本文认为，这一不幸的恶性循环，实质上是一个人口再生产与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问题，时至今日，在全省范围内，都还在不同程度上为一时期的破坏支付着代价。康、乾以来浙江山区所发生的这种情况，对我们今天在广大国土上治山治水，如何正确处理好人口限制与生态平衡间的关系，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教训。

浙江省的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包括以天目山为主干的浙西丘陵，以天台、四明、会稽诸山为主干的浙东丘陵和以括苍、雁荡、洞宫、仙霞诸山为主干的浙南山地。总计丘陵和山地面积占全省面积的70.4%。省内平原除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较大外，其余如温州、黄岩一带的沿海平原与金华、衢州一带的内陆盆地，面积都较狭小，只占全省面积的23.2%。浙江省河流稍多，但湖泊甚少，河湖水面只占全省面积的6.4%，这正如群众谚语所说的：“七山一水二分田”。浙江山地面积占了如此大的比例，山地利用对全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本文试图对历史上省内山地利用的过程及其得失加以探讨，这对今后我国的山区建设，可能不无意义。

浙江省境内不仅山丘遍布，而且气候温暖湿润，因此，在古代，这些山丘上生长了茂密的原始森林。近年来在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获得了诸如酸枣、麻栗果等果实。根据出土树叶的鉴定，当时这个地区的森林树种，计有山毛榉科的赤皮椆（Querens gilva Bl），栎（Quercus sp），苦槠（Castanopsis selerophylla [Linbl.] Schottky）；桑科的天仙果（Ficus heekeyana Hook Arn.）、樟科的细叶香桂（Cinnamomum chingii Metcalf），山鸡椒（Litzea Cubeba [Lour.] Pers），江浙钓樟（Lindera Chienii Cheng）；虎耳草科的溲疏比较种（Cf Deutzia scabra Rehd）等。而孢粉分析的结果，证明这一带原始森林的主要建群树种有蕈树、枫香、栎、栲、青岗、山毛桦等。古代浙东的原始森林，属于亚热带的混交林和阔叶林，它们很可能与当时浙江中南部以及赣、闽等地的原始森林连成一片。根据历史记载，这片森林中除了大量松柏科植物如松、柏、栝、桧等以外，还有檀、????、柘谷、楝、楸、柽、柞、樗撂、枫、桐、檫、榧、梓、楩、柟、栎、槠、榆、豫章、棕搁、????等等，古木参天，树冠茂密，拥有许多树身高大的树类。《昊越春秋》所载“大二十围，长五十寻”的巨木，虽然语涉夸大，但是直到森林开始破坏的南北朝初期，这里确实仍有许多“干合抱，杪千仞”的巨大树木。在浙江北部，以天目山为主干的丘陵、山地中，原始森林也非常茂密。《水经·浙江水注》记载天目山的森林：“山上有霜木，皆是数百年树，谓之翔凤林。” 这说明在古代，浙江境内从南到北的所有丘陵、山地中，森林发育都很良好。

无论在什么时代，人类都必须攫取自然资源，作为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发展生产力，延续社会的生命。浙江省境内的山地垦殖与山林破坏，实际上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自从省内有人类活动以来，这一过程就在不间断地进行着。而且，在人类活动的早期，由于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非常薄弱，他们对山地的依赖，较之以后的任何时期，都要强烈得多。当时，浙江境内除了原始森林茂密的山地以外，就是几块沼泽平原。这些平原由于潮汐直薄，土地泥泞，燃料、饮水和其他生活资料都很匾乏，因此，人们还不可能对它们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利用。浙东的河姆渡文化和浙西的良诸文化在地理位置上都没有远离山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时，人们的生活来源依靠“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是一种狩猎业和迁徙农业并存的生产类型。在河姆渡出土的文物中，农具的骨耜和猎具的铤镞并见，就是这种生产类型的反映。

这些远古居民由于狩猎活动和刀耕火种的迁徙农业，对山林就必然有所破坏。还因为当时人口分布有地域的差异，按目前的省境范围来说，破坏的程度又很不相同。我在拙作《古代于越研究》一文中曾经指出，在先秦时代，省内存在着一个人口聚集中心，即勾践从勾吴释放后的疆域，所谓“吴封百里于越，东至炭渎，西至周宗，南造于山，北薄于海”，面积估计约五千平方公里。这个范围，包括会稽山和四明山的一部分，就是当时省内山地垦殖最发达和山林破坏最显著的地区。当然，由于整个于越部族的总人口不过三十万人之谱，因此，其垦殖规模和砍伐程度显然不可能与后代相比，加上森林有自然更新能力，所以，先秦时代的山林破坏，无疑是十分轻微的。

越王勾践时代（公元前四九六年以后），由于手工冶炼业、造船业等的发展，对会稽山地的森林是有所砍伐的。见于记载的大规模砍伐有两次，一次是勾践十年（公元前四八七年），勾践命“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一年。”另一次是勾践二十五年（公元四七二年）迁都琅娜之时， 曾“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 伐松柏以为俘。”象这样数千人出动的大规模砍伐，对山地生态可能已经有影响。但是，由于当时运输力量的落后，砍伐地区都在森林边缘，不可能深入森林内部。另外，到这个时代，于越部族的狩猎和迁徙农业的生产方式已经基本结束，居民开始离开山区，进入北部的冲积平原，从事定居农业，因此，从总体言之，对山林的破坏实际上反而逐渐减少。

于越时代浙江境内的粮食种植业，在地区分布上以山区和半山区为主，在作物种类上则五谷杂出，而以旱作为主。时至秦汉，于越部族流散，具有平原农业生产经验的汉族大量进入境内，于是，省内各重要平原次第垦殖，水利建设有了极大进步，水稻成为唯一重要的作物。从此，平原成为生产基地和人口聚集的中心。在汉一代中，省内各平原兴建的较大水利工程，在宁绍平原有慈溪的旧陂，上虞的夏盖湖和白马湖，绍兴的鉴湖和玉山斗门等；在杭嘉湖平原有杭州的防海大塘，余杭的南下湖，长兴的荆塘和皋塘等；在金衢盆地有金华的白沙堰等。它们在拒咸蓄淡，防洪灌溉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虽然平原在土地面积上完全不能与山地相比，但其生产潜力却是十分可观，吸引了大量的居民，使省内的广大山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相形冷落，成为一片地广人稀的深山老林。直到公元十世纪中叶，在南部衢州和金华一带的山地中，仍有象群出没，其森林之茂密，可以想见。

自从平原获得垦殖利用以后，山区的垦殖遂陷于停顿。由于两晋之间北人大批南迁，平原的某些部分开始出现人多地少的趋向。这中间，开垦历史最悠久的山阴县，首先在南北朝初期发生了“土地袖狭，民多田少”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在当时并未造成居民向山地的移动。因为省内各平原在垦殖程度上是很不平衡的，尽管宁绍平原的西部已经到达“亩直一金”的程度，但宁绍平原的东部却仍然地广人稀，还有许多未曾垦殖的水网沼泽地，可以从山阴县“徙无货之家于余姚、郸、郧县界，垦起湖田。”从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代，省内各平原上的水利工程仍然不断增加。例如在宁绍平原上，又出现了萧山的临浦和湘湖，慈溪的慈湖和花屿湖，宁波的广德湖和小江湖；在杭嘉湖平原上，有富阳的阳陂湖和苋浦，余杭的北湖和南湖，嘉兴的汉塘和魏塘，湖州的荻塘河、青塘河、蒲帆塘河等；在黄温平原，有临海的高湖等。这说明平原在土地资源上还具有较大的潜力。

当然，在平原垦殖的同时，山区的局部垦殖也是存在的。特别是到了唐代，茶叶已经成为一种商品，浙江各山区的植茶业开始发展。唐代的茶叶专家陆羽在品评各地茶叶质量时说道????“越州上，明州、姿州次，台州下。”这就告诉了我们，当时在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以及浙南的一些山地中，都已有茶园的开辟。这是对山区的一些较大规模的垦殖。但也应该看到，茶树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作物，它需要一定的地形和小气候条件。具体地说，即坡度不宜太陡，并且需要选择向阳避风的地形。特别是在这种作物栽培的早期，它还是一种身价很高的商品，社会需要量并不很大，因此，由于茶叶栽培而对山区进行的垦殖，其规模不可能太大，范围也不致于甚广。

两晋以后，我国的又一次人口大流动是在两宋之间。在这一次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北人南迁的规模，远远超过两晋之间的那一次。我曾经作过一个统计，从后汉永和五年（公元一四〇年）到永寿二年（公元一五六年）之间，属于今浙江境内二十个县的户数，只占当时全国户数的1.7%。到唐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全浙十州以及苏州辖下属于今浙江的嘉兴、海盐二县，户数已占全国户数的8.8%。到了北宋元丰年代（公元一〇七八——一〇八五年），浙江的户数更占全国总户数的10.5%。浙江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是提高得相当迅速的。及至南宋初年，由于北方的战乱，北人更大批南迁。在绍兴年间，“渡江之民，溢于道路”。李心传说当时“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而这些移民的主要集中地就在浙江，即所谓“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我在拙作《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一文中作过一个统计，以山阴、会稽二县为例，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一〇一一年）到南宋嘉泰元年（一二〇一年）的一百九十年中，人口就增加了1.4倍。从此，随着人口压力的加大，粮食不足的情况就日趋严重。如素来以粮食富足著称的宁绍平原，在南宋初年，朝廷就颁发了禁止外商前去贩运的诏令，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人们长期以来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也由于当时的平原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条件上均比山区远为优越，在人口压力开始沉重的初期，离开平原进入山区的居民毕竟还是极少数。为了增加粮食生产，人们仍然试图挖掘平原的土地资源潜力。这首先就是围垦湖田。在浙西，太湖是重要的围垦对象之一。绍兴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右谏议大夫史方言：“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之忧者，太湖之利也。数年以来，濒湖之地，多为兵卒侵据为田，擅利妨农，其害甚大。”此外，杭州的临平湖、西湖，余杭的南下湖、北湖等，也都遭到全部或局部的围垦。在浙东，宁绍平原的许多湖泊如鉴湖、湘湖、临浦、夏盖湖、广德湖等等，也都在这一时期围垦殆尽。围垦的结果，增加的耕地面积是不小的，例如绍兴的一个鉴湖，就垦出肥沃的湖田二千余顷，因而增产了不少粮食。但是在另一方面，历史上的这种围垦，是在无政府状态下漫无限制地进行的，围垦者只管自己获得土地，根本不考虑到水利等其他问题，因而就出现了愈来愈多的早涝现象，造成宋王十朋所指出的：“每岁雨稍多则田以淹没，晴未久而湖已枯竭”的情况。

在挖掘平原的土地潜力方面，除了围垦湖田外，这一时期还重视提高土地的复种指数。尽管早在三国时代浙江平原地区种植双季稻已见于记载，但这毕竟是极少数。到了南宋，双季稻的播种面积在气候条件较好的温黄平原，已占水稻播种面积的30%以上。在历来没有种麦习惯的杭嘉湖平原，南宋以后，也开始改变耕种习惯，普遍播种了春花作物，扩大了平原土地的复种面积。

这一时期，人们也设法在原有的平原以外扩大耕地，他们着眼的，首先是耕作比较容易的海涂。绍兴二十八年（一一五八年），“诏浙西、江东沙田、芦场，官户十顷，民户二十顷以上，并增纳租课。”这表明在钱塘江以北的沿海地带，当时已经垦殖了不少海涂。钱塘江以南，海涂垦殖在这一时期也同样有所发展，据嘉定《赤城志》卷十三所载，当时仅临海、宁海、黄岩三县的海涂田，即达三万七千余亩。

至于面积广大的山地，这一时期在山林破坏的速度上也有显著的增加，接近城市、交通方便的会稽山地，某些地方甚至到达“有山无木”的地步。但这种砍伐主要是为了木材的需要。在山地垦殖方面，发展则比较缓慢。茶园面积在这一时期当然也有所扩充，但单是若干种技术作物进入山区，对于广大的山区来说，影响并不太大。山区存在着粮食缺乏和交通困难的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人们很难在山区长期定居，因此垦殖始终是有限度的。当然，宋代以来，平原地区由于人口压力的加重，人们也曾在粮食作物引入山地方面作过不少努力。例如，在条件适宜的山地开辟梯田，种植水稻，向山区引入比较耐旱的杂粮作物等等。但对于山区来说，这种努力仍然是有限度的。因为开辟梯田需要有利的自然条件，必须是坡度较小取水方便的山垅地或溪谷地，而且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动力。所以尽管这一时期确实开垦了不少梯田，但由于田片狭小，气候条件不佳（灌溉水源水温低、无霜期短），肥料缺乏，产量显然无法与平原相比。投资大而收益小，是引不起人们兴趣的。至于杂粮的引种，当然比水稻简易。南宋以来，在山区引种较广的杂粮之一是粟，嘉泰《吴兴志》卷二十说：“粟，《续图经》载，今山乡人种。”《宋会要》第一六三册所说临安府属，“山田多种小米” ，也就是这种作物。另外一种是稷，嘉泰《会稽志》卷十七说：“穄，稷也。今吴越泽国，唯山乡高原有种穄者。” 粟和樱都是低产作物，在山区种植这类作物事倍功半，是出于不得已的。这吸引平原人口进入山区，仍然起不了多大作用。为此，在南宋一代中，一方面，平原有人满之患，另一方面，山区则仍然地广人稀。以会稽山地为例，象平水镇这样历史悠久的集镇，在陆游笔下依然是“山鸟啼孤戍，……草市少行旅。”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正是会稽山地聚落稀疏的写照。

那时尽管山区人口稀少，但是每当平原地区的农忙季节，仍须下山出卖零工劳动力。这就具体说明了，山地的垦殖规模很小，农活不多。关于这个间题，从户口统计数字中也可以找到证明，按《元丰九域志》所载，两浙路户数为1，414，316户，而《宋会要》所载乾道五年两浙路户数为2,158,653户，这说明从北宋元丰到南宋乾道的九十年左右时间里，户数增加了0.52倍。但乾道五年，两浙路计有人口4,216,816人，到了明嘉靖年代，浙江全省人口计有5,073,566人。假使乾道人口统计中属于今苏南部分估计占两浙路人口的五分之一，则当时省内人口数当为3,373,153人。从乾道到嘉靖的三百五十多年中，全省人口的增加也不过0.5倍，而两宋之间的九十年，户口增加的速度竟超过宋明之间的三百五十年。前者之所以迅速，显然是由于这段时期中的大规模北人南迁；后者之所以缓慢，原因之一是平原人口已经趋于饱和，而山地的垦殖并无较大的发展。

上面已经指出，山区由于粮食不足和交通困难，无法吸引大批人口到那里安家落户。在南宋省内人口突然增加以后的相当长时期里，大量人口一直聚集在占全省面积不到四分之一的平原之上。这种状况一直到十八世纪前后，才开始被突破，发生了迅速的改变。何炳棣在其《一三六八——一九五三年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国人口在一七〇〇年为1.5亿左右，至一七九四年增至3.1亿左右，一世纪中增加了107%，到一八五〇年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增加到4.3亿。在短短一五〇年间，人口增加187%，平均每年增长率为千分之七”。何炳棣所指出的全国性的人口增长，同样发生在浙江省境内。根据《嘉庆一统志》卷二八一的记载，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年），全省人口为2,710,694人。康熙年代的人口比嘉靖年代少了六十多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中间经过明末清初的长时期战乱，加上连年水旱，特别是从一六四〇年起的连续五年大旱，“震泽巨浸，褰裳可涉”，造成了“民食树皮草根”，“人相食”的悲惨局面。但到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年），在这不到八十年的时期里，全省人口竟跃升到22,829,000人，几乎增加了七倍半。在这一时期全国性的人口猛增中，浙江表现得更为突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过去已有不少学者对此发表了意见。但是对浙江来说，必须看到这片占全省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山地，假使不是这片山地的吸引，那短时期内出现的人口猛增的现象，就是不可思议的。

事实果然就是如此。自从于越部族结束刀耕火种和狩猎业生产进入平原以后，沉寂了二千多年的山地，在这一段时间中又一次大开门户，招徕了许多居民的进入。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就是何炳棣在他的论文中所指出的“土地利用的革命。”事情的整个过程必须从玉米和番薯这两种作物的传入说起。

玉米和番薯原是新大陆的作物。这两种作物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于明代辗转传入我国。一五一一年刊行的正德《颖州志》卷三列名的“珍珠秫”，可能就是我国对玉米的最早记载。在万历元年（一五七三年）成书的《留青日札》中，关于玉米的记载就十分清楚了。该书说：“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进御，故称御麦。干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实如芡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

《留青日札》的作者田艺衡是杭州人，由此可知杭州一带最迟在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已有玉米的种植。除了此书以外，万历《山阴县志》“乳粟”条所记载的也正是这种作物：“粒大如鸡豆，色白，味甘，俗名遇粟”。《山阴县志》所说的“鸡豆”即是芡实的绍兴方言，直到今天，玉米在绍兴方言中也仍称“遇粟”。这也说明玉米在绍兴开始种植的时间和杭州不相上下。

番薯传入我国可能较玉米稍晚。关于这种作物的传入经过，各方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万历初年从缅甸传入云南的，有的认为是万历初年从安南经海道传入广东的，也有的认为是明代从吕宋岛传入福建的。其实，一种作物有时也可能从几处不同的地方分别传来。番薯来源，众说不一或许就反映了这种事实。在浙江，最早记载番薯的是刊行于万历三十五年的《普陀山志》，该志认为番薯是从日本传来的。到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年），山阴人祁彪佳在他的《寓山注》中也记载了这种作物，可见番薯在明代末叶已经传入了会稽山地。

对于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土地来说，玉米和番薯的确是十分难得的作物。道光年代刊行的《淳安荒政纪略》说：“百谷之中惟苞芦不烦灌概，不忧旱潦，不计土之肥硗。”光绪《宣平县志》卷十七说番薯“虽陡绝高崖，皆可栽种，止宜去草，不必用肥。”因此，这是两种生命力异常顽强的新作物，它们一旦传入以后，就立刻在浙江的山地和沿海沙荒地站稳了足跟。当然，在开始传入的万历年代，播种还是较少的，所以成书于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年）的《本草纲目》卷二十三说：“玉蜀黍出西土，种者亦罕。”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播种就逐渐扩展开来，到了康乾年代终于遍及全省。

这两种作物引入省内的具体过程是有差别的。根据各种记载，玉米传入浙江多来自安徽。光绪《于潜县志》卷十八说该县在乾隆年间“将山租安庆人种作苞芦”，光绪《开化县志》卷二说苞芦“种自安庆来”，光绪《宣平县志》卷十七苞芦条下记载：“乾隆四、五十年间，安徽人来此，向土著租赁垦辟。”这类记述还有不少，不胜枚举。至于番薯，大概是从沿海传播而来的。嘉庆《余杭县志》卷八说：“近年多闽粤篷民，不种竺麻，即种番薯。”光绪《永嘉县志》卷七说番薯“初从闽来”，光绪《平湖县志》卷八说番薯“今温台人侨居海上多种之”，光绪《嘉善县志》卷十二说番薯“今温台人侨居境内多种之”。总之，到了康乾以后，玉米和番薯都很快地涌进省内的广大山地。何炳棣说这些作物“单产大，营养丰富。”与南宋以来在山区种植的粟、稷之类显然不同，种植这两种作物，使得省内的山地之中，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比较充裕的粮食，使山地从此可以接纳较多的定居居民。从另一种角度说，省内的山地也因此第一次遭到规模最大的垦殖。

这种垦殖的规模和速度是可以想象的。为了开垦土地和获得肥料，垦殖者常常采用烧山的办法。清初撰写的《明书·机样志》说：“浙江山中先有火烧地，及左右草木，皆披靡成一径。”光绪《余杭县志》卷三十八刊载了一首该县境内山区垦殖的诗：“瘠土山氓井邑稠，谁知海贾也勾留，翻忧陵谷多开垦，遍种番薯上山头。”这都说明在这个时期内，由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一齐动手，山地垦殖殆尽，原有植被荡然无存。

前面已经指出，浙江的广大山地，尽管历来常有技术作物和杂粮的种植以及为了木材需要的砍伐，但垦殖规模并不很大，植被破坏也并不十分剧烈。以垦殖和砍伐历史最悠久的会稽山地为例，直到明代初年，平水镇还没有专为出口竹木抽税的税务机构。这反映出山地中的森林资源仍有可观。但到了清代，会稽山地就“无森林之可言了”。至于远离平原的深山，原始植被保存得更为完整。为衢州为例，据民国《衢州县志》卷一所载：“衢地多山，郁乎苍苍，参天蔽野。”但是，“晚近以来，用之者众，生之者寡，旷览四郊，有牛山灌灌之叹。”深山里的森林在清末民初以后同样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由于垦殖的势头在一个短时期中来得这样猛烈，山林破坏得如此迅速，人们也立刻发现了这件事实的严酷后果。光绪《余杭县志》卷三十八记载该县番薯种植的后果说：“山遭垦松，遇潦即沙土随水入河，屡为农田水利之患。”光绪《宣平县志》卷十七记载该县广种玉米以后所出现的不祥之兆说：“山中种此，则土松石出，每逢大雨，山石随势下坍，溪涧填淤。宣（平）自嘉庆五年大水，溪潭患沙石堆积，水不能蓄，职是之故。然山种苞芦十年必败，并不可栽竹木，利尽而害随至矣。”光绪《于潜县志》卷十八数说种玉米之害：“山经开掘，遇霖雨土即崩裂，湮灭田禾，填塞溪涧，以致水无潜滋，稍晴即涸，旱潦交忧，害实不浅。”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识之士必然会考虑到，这种滥垦必须制止。于是，嘉庆初年，浙江巡抚阮元下令禁止在山区进行这种开垦。

但是，浙江巡抚的这项命令，看来并未收到什么效果。因为在短短几十年中，人口已经增长了几倍，大批居民已经拥入山区。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之下，除了增种粮食，没有其他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在阮元命令禁止山区垦殖以前不过十几年，清廷曾在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因侍郎张若渟之请，饬各省广种番薯，以为救荒之备。这反映了在人口恶性膨胀之下的严峻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纵有一点赈济，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淳安荒政纪略》在评论浙江巡抚禁种苞芦的命令时说：“夫一日之赈，固足以拯万人之命；而民食能不致匾乏者，则半由苞芦之功。”刘继庄也曾在康熙年代推崇番薯之功说：“饥馑之年，民多赖以全活。”由此可见，通过开垦山地种植玉米和番薯这两种粮食作物，可以养活平原地区的稻米所无法供养的人口。于是，大量人口拥入占全省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山区。随着人口的机械变迁而来的自然增殖，导致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而为了养活突然增加的大量人口，人们就必须不断破坏植被，扩大垦殖，增加这两种作物的产量。这是一种不幸的恶性循环。在爆炸性的人口问题面前，这样的恶性循环，就一直往复继续下去，致使浙江的广大山地，在一个较短时期中，土地的垦殖，山林的破坏，水土的流失，都到达十分惊人的程度。

我国历史时期的植被变迁，按其主流来说，实际上就是古代劳动人民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巨大成果，是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消灭植物，是为了在这块腾出来的土地上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但也必须看到，人们对于自然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掌握，是有一个复杂的过程的。古代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的片面和落后，过度的垦殖加上不良的耕作方法和技术，使他们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许多消极因素。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却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因为他们把森林砍完之后，水分积聚和贮存的中心也不存在了。”恩格斯的这段话，对于康乾以来浙江省的山地垦殖和山林破坏同样是适用的。

总之，康乾以来浙江省境内所发生的这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山地垦殖和山林破坏，对浙江省和其他许多情况相似的省份，都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教训。时至今日，在全省范围内，不论是山地和平原，都还在不同程度上为这一时期的破坏支付着代价，并很难估计要支付到什么时候。因此，虽然事情的开始发生，距今已有两个半世纪之久，但是今夭我们来总结这个历史教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实质上说，在浙江省的广大山地中，自从康乾以来所发生的、直至今日仍然面临的问题，是一个人口再生产与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问题。治山治水是我们今天已经普遍懂得的道理。但是，假使离开人口再生产的问题而侈谈治山治水，将会使一切归于徒劳。实际上，广义的国土治理，本来就包括人口再生产的计划性在内。现在有一门称为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的科学，它研究人类和环境间的物质和能量的收支关系，亦即人口限度与生态平衡的关系。我们总结康乾以来的历史教训，其所亟待解决的，也正是这种关系。

恩格斯指出：“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样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一点。”恩格斯所说的“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也就是人口再生产的计划性，现在看来，真是十分重要。尽管我们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要进行这项工作，还不能象恩格斯所说地那样“毫无困难”。但是对于人口再生产和山林破坏的间题，在建国以前以及建国三十多年来，我们都有过难忘的教训，我们在这方面所背负的历史包袱比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远为沉重，今后我们一定要比较妥善地处理好这个问题。对于浙江省的广大山区，我们一定要在那里把人类和环境间的物质和能量的收支关系调节妥当，让这片占全省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得到全面的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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