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东华赞同的“灵隐山下说”虽然影响颇大，但从地理环境、文献记载及考古资料显示这里作为县治并不具备条件。地理上，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多溪涧和山地，平地少，交通不便，对外交往困难。从茅家埠沿龙井路往北接灵隐路，再折入西山路至西湖宾馆的这块地方，地势低洼，秦汉时大都尚未成陆，同现在的城区一样还是随江潮涨没的海滩。80年代以来笔者对这一地区的基建工地作过多次考古调查，除采集的零星的汉代陶瓷片外，未能发现宋以前的文化堆积层，在杭州植物园大门口埋设通讯电缆时发现了宋代石砌湖堤和成排的宋代木柱。说明这些地方直到宋以后才逐渐成陆。由此可见，灵隐山下东面的盆地在秦汉时没有现在这样开阔。在灵隐山下东面狭小的区域内作为一个村落聚居地是可能的，要设置作为一个县的行政中心地——县治，并不具备条件。何况汉景帝四年（前153年），钱唐县为会稽郡西部都尉治所[ 班固：《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可见钱唐县并不同于一般县，它不仅是一县之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是会稽的军事要地。正因为“灵隐山下说”也缺乏令人折服的论据，所以后人产生了“粟山说”、“钱湖门外说”和“转塘说”等探讨钱唐故址的论说。[SITESERVER_PAGE]
　　笔者认为《钱唐记》所载“昔一境逼近江流，县在灵隐山下，至今基址犹在[ 郦道元著、王先谦校订: 《水经注》卷四十《浙江水》，巴蜀书社，1985年。]”的钱唐县，并非是秦、西汉时的钱唐县，而是东汉末期灵帝光和二年（179）复置后的钱唐县[ 清朝官修地理总志：《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八四《杭州府二》]。刘道真是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424-453）钱唐县令。其生活年代距秦统一全国已近六百年，距西汉末有四百多年，距东汉末也已二百多年，对记载几百年前的事情不可能很详尽、准确，漏载和错误在所难免，而且原书早已不存，后人引载过程中也难免取其所需，偏废了刘道真的原意，以致对钱唐故址的记载一误再误，以讹传讹。
　　因此从文献资料及考古发现可以推断钱唐县应楚灭越后，楚就设立钱唐县或者钱唐城。谭其骧早年也认为：“杭州可能在战国中期楚灭越后已置县，而秦因之。”东汉后期复置后的钱唐县，就迁移到了西湖附近，《水经注》云：“浙江又东迳灵隐山，……山下有钱唐故县……县南江侧有明圣湖[ 郦道元著、王先谦校订: 《水经注》卷四十《浙江水》，巴蜀书社，1985年。]”史书所记载钱唐县治就是东汉后期复置的钱唐县。随着新县治的设置，西湖北面很快繁荣起来，这是玉泉、老和山下一带东汉墓增多的重要原因。

　　汉时的武林山不仅包括西湖周围的群山，也包括半山、皋亭山在内的城东其他诸山。根据清代清代学者张道《定山小识》卷七中记载“汉时凡钱唐诸山统名武林，六朝谓之灵隐。”根据杭州二十多年的考古发掘，把探寻钱唐故址的范围扩大到杭城东北部的半山、皋亭山西侧、超山南面的丘陵、缓坡地带。东起皋亭山、黄鹤山、半山脚下，西到沿山港，南至刘文村，北到南山是南北长约8里，东西宽2-3里的狭长缓坡地。缓坡地西侧是古太湖河口湾留下的一望无际的平原。这里的形势较之灵隐山下的狭小盆地要开阔得多，优越得多。杭州在战国时就已建县，战国秦汉钱唐故址就在狭长缓坡地南端，刘文村、石塘、沈家浜范围内。
　　从刘文村沿320国道线至南山的沿山缓坡地势较高，成陆年代早。地理环境上，东有半山、黄鹤山、皋亭山，北有超山等天然屏障，可以阻挡海潮的侵袭，其山麓所积之泥沙，又加古太湖河口湾不断地输送泥沙，较早地成为陆地。同时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依山临水，是古代先民们繁衍生息的理想之地。早在50年代初期，半山建杭州钢铁厂时，沿山发现新石器、春秋战国时期至汉、六朝的遗址和墓葬多处。七八十年代文物部门也曾多次在这里征集到新石器时代至汉、六朝文物。1990年5月在沈家浜八角墩考古发掘出了新石器至春秋、战国村落、墓葬遗址。在遗址的第四文化层，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晚期的石斧、穿孔石刀，石锛、石凿、石箭头、石网坠和丁字型、鱼鳍形夹沙褐陶鼎足等遗物。反映了早在4000年以前杭州的先民们就在这里从事农业、渔业、狩猎等生产活动。

　　从地形位置、河流分布、时间节点等综合因素考虑钱唐县很有可能就在半山石塘一带。经过大量的调查半山的沈家浜村西面，曾经有一块地方四面环河，中间是一块长方形区域，很有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城池。而且就在这片区域约1公里以外，刚好是大片的古墓葬群，很符合当时生活区与墓葬区的地理分布格局。交通情况看，石塘、刘文村一带有良好的交通条件，陆路沿临平山、超山脚下可达海盐、海宁、嘉兴和太湖以南等地。这一区域水路更加便利，石塘、刘文村正扼浙江和古太湖河口湾合流之地，有舟楫之利，可直通钱塘江和德清、余杭、湖州、苏州等地。徐建春认为距今6500年以前海平面较高的时期，有一从太湖往南经湖州、德清、余杭在杭州一带汇入杭州湾的河口湾，当时这条河口湾的宽度足以和现在的杭州湾相比，杭州的大多数湖泊如西湖、古荡湖、临平湖、沼息湖等等都是这条河口湾湮废之后留下来的水体，而且早期运河也很有可能就是利用这些水体略疏浚而形成的[ 《浙江学刊》，1991年第1期。]。这条河口湾就是《水经注》所载的古南江之水道。石塘到京杭大运河直线距离不过3公里，可见石塘、沈家浜西面河道纵横交错的水网地带在战国以前是这条河口湾的一部分。[SITESERVER_PAGE]
　　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都是以舟楫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国家，都有发达的造船业和庞大的水师。《汉书·严助传》云：“（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越绝书》载：“（越人）以船为车，以桥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  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第八《外传记地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吴越两国在太湖以南两国边界地区发生的笠泽之战、夫椒之战、榫李之战等重大战役主要都在水上进行，胜败都取决于水战，而越国水军出征及运送给养的路线在通过浙江后主要是沿古太湖、河口湾到达太湖之南吴越交战地区。石塘、刘文村一带是越国水兵渡过浙江进入古太湖河口湾以后休整及补充给养的场所，是重要的军事基地。《越绝书》载：“石塘者，越所辖军船也。塘广六十五步，长三百五十三步，去县四十里[ 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第八《外传记地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石塘”当为越国的边防要地——船坞。其地可能就在今日的石塘村附近。石塘村就是因村西有一古代石砌堤塘而得名[ 杭州市地名委员会编：《杭州市地名志》 ]。《史记》载：三十七年（前210年），始皇来游，“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63年。]。”水波恶处当是古太湖河口湾与浙江合流之地，秦始皇乘船沿古太湖河口湾到达钱塘后，因江面宽阔，江潮波涛汹涌，无法渡江，便利用寻找渡江处之机在浙江北面阼湖诏百官暂息议事。《水经注》曰：“浙江北合诏息湖，湖本名阼湖，因秦始皇巡游所憩，故有诏息之名也[ 郦道元著、王先谦校订: 《水经注》卷四十《浙江水》，巴蜀书社，1985年。]”又据《淳祐临安志》云：“（诏息湖）在仁和县东北一十八里[  施諤：《淳祐临安志》卷十，中华书局，1990年。]。”根据这此记载，诏息湖当在今石塘、刘文村西南的独城、吴家墩、康桥附近。被始皇诏息的百官既有始皇东巡的随从官员，也必有当地（钱塘县）的地方官和军事首领。可以设想当时的钱唐县治就在诏息湖附近，而石塘、刘文村之间的丘陵、缓坡地背山面水，地处江河合流之地，优越的地理环境，便利的交通条件，符合古代建立城池的条件。早期的钱塘县治就是从越国军事要地——“石塘”发展起来的。

   1990年开始至今，杭州市文物部门对半山石塘、刘文村一带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现按时间先后将这一地区已经进行的考古发掘罗列如下：
1990年5月发掘了沈家浜遗址，在遗址的第三层出土了大量的春秋、战国印纹硬陶缸、瓷、泥质灰陶豆、羊角器等。印纹硬陶纹饰有米字纹、回字纹、方格纹、曲折纹、绳纹等。
　　1990年10月在石塘村工农砖瓦厂东面清理战国水井一口，出土20多件战国时期的印纹硬陶缸、瓮，泥质灰陶豆和泥质灰陶鬲等器物。印纹硬陶饰同沈家浜遗址第三层所带出的印纹硬陶纹饰相似。
　　1990年11月在石塘村东面的黄鹤山西麓一处草木丛生的小溪坞内，发掘了两座战国时期带斜坡墓道，有熟土二层台、排水沟及底铺木碳的大型竖穴土坑墓和四座汉墓。其中战国一号墓是有斜坡道的土坑墓，坐西朝东，面向高山，方向为112°，平面呈“甲”字形。封土底近椭圆，东西长约40米，南北宽约25米，高近3米。墓坑壁面及墓道两侧壁两侧均拍打整修，平坦光滑，墓坑近乎垂直，墓底东西长14.9米，南北宽5.4米，深1.1米。墓道东西向，位于墓室东壁正中，残长4.8米，宽2.1米。墓坑四壁均有熟土二层台，棺床宽1.8米，两侧各有一条排水沟。整个墓室略呈西高东低，均铺有木炭碎末。由于葬具腐朽，棺椁制式不详，根据以上墓葬形制数据，此墓葬是浙江省发现的最大先秦墓葬之一。随葬品尽管被盗严重，但仍出土了原始瓷器、漆器、玻璃器、玉器、玛瑙、水晶等51件珍贵文物。
　　1990年10月在石塘村工农砖瓦厂东面清理战国水井一口，出土20多件战国时期的印纹硬陶缸、瓮，泥质灰陶豆和泥质灰陶鬲等器物。1991年又在水井南侧约20米的地方征集到10多件战国原始瓷碗、印纹硬陶缸、青铜器碎片和10多件汉代陶壶、陶罐等。[SITESERVER_PAGE]
　　1991年初夏，在沈家浜村西台地上发现了一处汉一六朝遗址。遗址三面环水，高约1.5米， 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80米，南北宽150米。1991年5月，利用台地上的鱼塘改造之机，对其底部及四周进行了考古调查，在面积约8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汉至六朝水井21口，其中汉代陶井6口。陶井的上半部已被破坏，但在井的底部出土了几十件东汉时期陶壶、陶缸、铜钱等器物。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台地南半部的鱼塘边上发现了一座汉代建筑遗址，其遗址废墟上堆积有一层汉代板瓦、筒瓦和瓦当。瓦砾层下面出土的陶片年代属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显然这是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的重要建筑。此处笔者认为就是钱塘故址所在地，此区域符合江南水乡特色。
　　1999年因绕城高速公路建设，又在半山村黄鹤山西麓进行抢救性挖掘，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共发现战国时期大中型墓葬20座，出土玉石器112件，出土文物做工精细、工艺精良。

　　2003年在余杭崇贤镇水洪庙车墩头地区（与半山紧紧相连）发现了15件瓷器和陶器，它们和出土水晶杯的战国一号墓中的硬陶器基本一致，原始瓷兽面鼎是其中最有特色的一件，它整体上是个三足鼎，浑身布满“S”形花纹，一只兽头高高地爬在沿口上，对面的沿口上则有一嘟噜尾巴，首尾俱全。
　　由以上材料梳理可知，目前在杭州地区发现的商周时期历史文化遗存以墓葬为主，其中又以战国墓葬较为丰富。历年的调查和考古发掘显示杭州市区刘文村、石塘、沈家浜、水洪庙、老鸦桥以及南山一带早在战国时发展已经相当完善，已具备建城立县的条件。

　　经过在该地区前后历时十几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已经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出土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借助这些文物，笔者认为可以为钱唐故址问题提供新的观点。下文以出土物中有代表性的器物为例，作一分析阐释。
　　1、水晶杯：1990年10月半山区石塘镇1号墓出土，现藏于杭州历史博物馆。高15.4厘米，口径7.6厘米，底径5.2厘米。杯形为敞口的平唇，斜直臂，圆底，圈足外撇。杯体透明，光素无纹。杯子制作精致，器表经抛光处理，杯底及中部有少量海绵体状的自然结晶，这件水晶杯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水晶器，被认定为国宝级文物。

　　其器形罕见，在已经出土的战国文物中几乎找不到同类器型，造型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要求，显示出战国时期工匠高超的工艺技术。该水晶杯是我国古墓中首次发现的用水晶制作的实用器物，是一件选料考究、制作精巧的古代艺术精品。
　　2、玉石类
　　玉剑鞘：99年半山区石塘镇T13 M2出土，通长31.4，宽4.9，厚3.5厘米，杭州历史博物馆藏。玉质莹润，黄绿色，鞘由两面扣合而成，每面图案可分为六段，除一段光素外，均饰以成组的龙纹，间或饰以勾云纹。

玉剑饰：
剑格，剑珌
高1.6-1.72、宽3.9-4.8、厚1.9-2.22厘米
剑首：径3.68-3.95厘米
1999年杭州半山区石塘镇T24：M1出土，杭州历史博物馆收藏。剑首正面内凹，琢多道弦纹，间有极纤细的叶脉纹呈放射状分布，背面光素，有乳钉状凸榫。剑格两面纹饰各异，一面为兽面纹，另一面为线刻鸟篆文。

玉“越王”剑格（图上） 高1.72，宽4.8，厚2.15厘米，1999年杭州半山区石塘镇T24：M1出土，杭州历史博物馆藏。剑格双面雕有纹饰，其中一面为阴刻兽面纹，纹饰深雕，此类雕法原应用于镶嵌。另一面在“S”纹饰中刻有鸟篆文“越王王王”四字。

玉“越王之子”剑格（图上） 高1.72，宽4.8，厚2.15厘米，1999年杭州半山区石塘镇T24：M1出土，杭州历史博物馆藏。剑格双面雕有纹饰，其中一面深雕兽面纹，已不见镶嵌物，另一面“S”形纹饰中刻有“越王之子”四个鸟篆文。
已有研究表明，上述几件器物经过红外光谱测试和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仪）测定，判定其材质属于浙江昌化石品种。战国玉云龙纹剑鞘属于昌化石中的伊利石，其透明度好，绿色为多，似玉，在昌化石中产量较少，比较珍贵，是昌化石中的上乘石料，晶莹碧透，古人所誉“石之美者”。[SITESERVER_PAGE]

青玉龙 长26.7，宽4.6，厚0.4厘米，1999年杭州半山区石塘镇T24：M1出土，杭州历史博物馆藏。青玉，体呈弯曲形。由两块玉拼接而成。有鬃毛，爪收于腹下，遍体饰以涡纹。

玉虎形饰  长2.5，宽1.2，厚0.5厘米，1990年10月杭州半山区石塘镇1号墓出土，杭州历史博物馆藏。鸡骨白色，兽爪收拢，口微张，尾上翘，鼻、目清晰可见，全身以卷云纹饰毛发，腹部两侧再饰以细小阴刻线。背面有一穿孔。器物小巧，雕刻精细。

玉龙形冲牙  长7.5，高33.7厘米，1990年10月杭州半山区石塘镇1号墓出土，杭州历史博物馆藏。鸡骨白色，龙形，体呈扁平弯曲状，口张，形成圆形穿孔，大耳后抿，体饰谷纹。纹饰及边缘均凸起，背有一系孔，尾部饰阴刻细线。

玉勾云纹瑗 径4.1，孔径1.47，厚0.18厘米，1999年5月6日杭州半山区石塘镇T13：M2出土，杭州历史博物馆藏。鸡骨白色，内外出廓，双面均饰勾云纹，纹饰及内外边缘均凸起，有较强的立体感。

玉饰件 上：长5.1，宽2.7，厚0.78厘米
       下：长7.6，宽2.45，厚1.2厘米
　　1999年7月28日杭州半山区石塘镇T19：M1出土，杭州历史博物馆藏。一器呈椭圆形，采用镂空法雕出龙的轮廓，又以纤细的阴刻线在器物双面各饰两条相对的龙，纹饰繁缛，细腻精湛。另一件形似器柄，通体也饰以精细的线刻，与余杭瑶山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端饰器形相近。

　　玉带钩 长2.7，宽1.51，厚1.1厘米，1999年杭州半山区石塘镇T16:M6出土，杭州历史博物馆藏。鸡骨白色，钩身饰对称的阴刻纹饰，钮光素，呈长方形。整器打磨光滑，小巧精致。

　　玉谷纹管   高2.7，径1.45-1.6厘米，1999年杭州半山区石塘镇T24：M1出土，杭州历史博物馆藏。鸡骨白色，管状，饰件中段微内凹，一端径小，通体饰谷纹，纹饰与上下缘均凸起，孔大壁薄。

玉饰件   高4.73，径0.89厘米，1999年杭州半山区石塘镇T24:M1出土，杭州历史博物馆藏。青玉，圆柱形，一端略小，有纵向贯通的圆孔。两端及中段三分之一处各饰一周阴刻的绞丝纹，余饰卷云纹。

玉透雕饰件  长4.5，宽1.6，厚0.5厘米，1990年杭州半山区石塘镇1号墓出土，杭州历史博物馆藏。鸡骨白色，扁长方形体，透雕，双面饰兽面纹。

玉器中的镂雕和微雕技术，都反映出制作者高超的工艺水平和严谨的工作态度。[SITESERVER_PAGE]

3、玛瑙环
左  径3.2-3.3，孔径1.6厘米
右  径3.65-3.8，孔径1.8，厚0.5厘米
1990年10月半山区石塘镇1号墓出土，杭州历史博物馆藏。呈正圆形，色泽为红白相间的混合色，有强玻璃光，做工精细规整，器孔双面琢成敞口，断面近菱形。

4、玻璃饰件
左：长3宽2厚1.8厘米，1990年10月杭州半山区石塘镇1号墓出土。
右：径1.5厘米，1999年杭州半山区石塘镇T27：M1出土，杭州历史博物馆藏。
玻璃饰件有圆形和长方形两件，一件为圆形，中有贯通的大圆孔，深蓝色，饰白色圈点纹饰，呈对称分布，俗称蜻蜓眼。另一件长方形块状，中有一孔贯通，在深蓝底色上饰白色图案。两器均采用镶嵌技术，表面上有许多蓝色圆点和白色圆圈组织的鱼目纹，在深蓝色玻璃基体上嵌有湖蓝、白、褐色的圈和条纹，并留有明显的模铸、镶嵌痕迹，表现了中国早期的玻璃制作工艺。考古资料显示，中国的玻璃器最迟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古称琉璃，早期的玻璃器非常珍贵，常常为贵族专享，是身份和等级的象征。

5、原始瓷：
　　原始瓷甬钟：1999年半山战国一号墓出土，胎质灰白，内外有釉，釉剥落严重。长甬下部有幹，方形悬虫。合瓦形钟身，平舞弧于。甬部，幹通体饰“C”形纹，幹部除悬虫外有三个小乳突。舞部素面。篆部以乳凸纹相隔，左右各有9个枚。鼓部划刻长方形，内填”C”形纹。

　　在墓坑北壁约8米处的封土堆里发现了同墓壁平行呈一字排列的战国原始瓷乐器30多件，有甬钟（如图所示）、钮钟等。这些造型美观，仿青铜编钟制作的原始瓷乐器是否为战国一号墓的随葬品虽有待探讨，但同一号墓所出土的随葬品的年代大致相当。该甬钟制作精致，同类器物也出土于无锡鸿山越国大墓，可对照比较。

　　原始瓷兽面鼎：胎质灰白，施釉均匀，青釉极佳，玻璃质感强，胎釉结合好，完全不见剥釉现象。浅腹盆形，窄平沿，方唇外凸，腹中部有凸弦纹一道，底近平，三兽足略外撇。口沿一侧立一兽面，与之相对的位置堆贴一小尾。左右两侧为外折附耳。兽面圆吻外凸，双耳上竖。

　　标本1 2003年出土于余杭崇贤水洪庙。底部无釉，三足端呈生烧的火石红色，口沿、腹部、兽足上部饰云雷纹。
标本2 2003年出土于余杭崇贤老鸦桥战国墓。满釉，小尾呈“Y”形，口径12.4厘米，通高12.6厘米。

在上述列举的代表性出土文物中，玉器上普遍使用的勾云纹是江南战国时期较为流行的花纹，而玛瑙器在江南地区较为罕见，很大可能是楚灭越后随之带入的东西。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玉器质地和工艺的要求很高，从半山石塘战国墓出土的大量闪透石以及水晶、玛瑙、琉璃等珍贵材质器物的情况来看，无论质地还是工艺制作都展现出当时最高水平，显示数墓主人高贵的地位和身份。从一号墓的规则、形制及现存随葬器物的内涵和数量来看，此墓绝非是一般平民之墓，应为这一代的统治者，即战国钱唐县（或城）的行政长官或军事首领，其年代属战国中、晚期之交。又根据墓中出土的石剑格上的 鸟篆文“越王”铭文可推断，杭州半山石塘战国墓可能是越国的贵族墓葬群。战国一号墓的随葬品不仅有浓烈的越文化的特点，而且有许多中原文化的因素，如原始瓷乐器和琉璃器显然是受到楚文化的影响。
结合上述考古出土文物，加之从1990年12月至1991年6月，笔者为准确研究石塘村一带战国墓分布状况、排列方式和探寻战国、秦、汉钱塘故址，以石塘村为中心，南起刘文村，北至南山，沿320国道做的大量考古调查，笔者断定在南北长8里，东西宽2-3里的狭长范围内的沿浙江通志山坡（320国道线东侧）一带都有战国、秦、汉墓冢，尤其以石塘、沈家浜东面的黄鹤山、皋亭山脚下最为密集、高大。这块区域中长度25米以上的有一定排列顺序墓冢共有30多座，最大的一座长达50米，宽约25米，毫无疑问在石塘、沈家浜存在一个大型战国、秦、汉古墓葬群。这些大墓的主人，其身份同战国一号墓一样，是战国、秦、汉时期的行政长官，军事首领或他们的亲属。而狭长缓坡地的其他地区墓冢的数量与大小显然不能同石塘、沈家浜周围相比，离石塘、沈家浜越远，墓冢越稀少。水洪庙、老鸦桥周围墓冢长度一般为10-25米，随葬有较丰富的原始瓷器和印纹陶器，墓主当为钱塘县及周围乡里的官吏、商人、地主等有一定政治、经济地位的人。1984年11月余杭县文管会在老鸦桥崇贤水泥厂取土工地清理的3座战国时期的竖穴土坑墓葬亦属此例，老鸦桥以北地区墓冢稀少，地面上已较难找到明显的墓冢。在考古调查过程中，笔者在刘文村至老鸦桥村之间的台地、缓坡上几乎都发现有战国、秦、汉时的遗迹和遗物，汉代的盘口壶、陶缸和战国时期的印纹硬陶缸，高柄浅盘陶豆，原始瓷盘、碗最为常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这些考古遗迹的发现，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战国时期半山石塘一带文物古迹网，为认识和研究杭州历史文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杭州历史发展的轨迹。从半山石塘区域大量田野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推断刘文村、半山石塘、沈家浜、水洪庙、老鸦桥、南山一带在在战国时期人口数量、生活水平、经济发展都已经相当成熟，此时的西湖尚是一个海湾，钱唐县当然不可能设在湾口的浅海滩上；而反观灵隐山下一块，则是多溪涧、山地，少平地，交通不便，并不具备设置一个地区的行政中心地的客观地理条件，因此钱唐县或者钱唐城其故址就在黄鹤山下的石塘一带。

作者简介：

杜正贤——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原所长

(来源：杭州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