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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望的富春山水之路
来源:《杭州文史》第30辑  作者:李郁葱  日期:2023-04-10

大概是在1345年左右,黄公望归隐于富春江边庙山坞的“小洞天”。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归隐时的年龄,只能依据现在的线索去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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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望


至正十年(1350),在松江夏氏知止堂中,黄公望在《富春山居图》已完成部分的空白处题跋:
“至正七年,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暇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兴之所至,不觉亹亹布置如许,逐旋填札,阅三四载,未得完备。盖因留在山中,而云游在外故尔,今特取回行李中,早晚得暇,当为着笔。无用过虑,有巧取豪夺者,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十年,青龙在庚寅,歜节前一日,大痴学人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印:黄氏子久 一峰道人。”
至少在至正七年(1347),庙山坞的“小洞天”已经有了主人。这“小洞天”也是黄公望对自身隐居地的自诩。前辈道友唐人杜光庭在《洞天福地记》中列出了道家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的名称,当然没有包括此地,但在黄公望看来,自己居于山水之间的小洞天绝不逊色于三十六小洞天中的哪一处,这就像苏东坡所说的“此心安处是吾乡”,黄公望自己这样说这一命名的由来:
“此富春山之别径也,予向构一堂于其间,每当春秋时焚香煮茗,游焉息焉。当晨岚夕照,月户雨窗,或登眺,或凭栏,不知身世在尘寰矣。额曰小洞天。”(《秋山招隐图》题跋)
实际上,抵达小洞天的黄公望,无论是皮囊还是在精神层面上,都已历经沧桑,在他相对于时人显得漫长的生命中,他遭受过饥荒、困顿、牢狱,也曾享有荣耀。他的一生,按照通常我们所认为的,要么大彻大悟,要么随波逐流,但黄公望显然两者都不是,当他抵达富春江边庙山坞时,他像是一只倦鸟回到了自己的巢穴。
这个时候,已过古稀之年的他拥有两张面具:蜚声四起的画家(尽管我们后世所熟知的他的名画多数都还未画出);道家全真教李志常的再传弟子,金志扬金蓬头的嫡传弟子。
理解了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切换,或许我们才能够理解隐居地对于黄公望的意义,才能够读出《富春山居图》中所隐藏着的哲学秘密。
《富春山居图》最初的拥有者、黄公望漫游时的伴随者,基本可以确定为黄公望道家师弟的无用禅师,我们通常叫他为郑无用,本名樗,而樗就是臭椿的意思。臭椿是无用之材,长在荒僻孤零之处,哪怕是拿去当柴禾都遭人嫌弃。但对于道家来说,唯无用才得自在,那些成材的无不是被砍伐殆尽,唯有无用之材得以悠游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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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山居图》(局部)
这种人生态度,是我们去理解黄公望会选择庙山坞隐居地的草蛇灰线。
在选择小洞天之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除了他俗世之家所在地虞山外,他隐居在杭州浴鹄湾高丽慧因寺附近的大痴庵,甚至在筑庐庙山坞后,大痴庵应该仍是他出游的一个中转站。
大痴庵边上就是西湖赤山埠码头,是运河、西湖到钱塘江水陆通道之一,三面环山,分别是玉岑山、石屋岭、兔儿岭。筲箕、惠因两泉蜿蜒流淌,汇流经赤山溪注入西湖浴鹄湾。
而黄公望之后选择庙山坞,两处隐居地也有异曲同工之处,比如筲箕泉。所谓筲箕,即饭筲、簸箕的合称,是江南因地取材的竹器的一种:饭筲,口开,后圆,在乡村有用饭筲淘洗或过滤煮过的半生熟的米饭,以便得到浓稠的米汤,再用竹箴子蒸过滤后的米饭;箕,乃簸箕,口方底合,是农家用来簸去五谷粮食中的土尘草屑的工具。早在汉代王充的《论衡》中,《定贤》篇里就有“家贫无斗筲之储者”之说。
在道家占卜术中,手相术指纹图形中也有“箩”“箕”之分,“箩”的指纹是圆团状,“箕”则形如簸箕,与山坞山谷的等高线神似。二十八宿中的东方七星之一也是“箕”,本意是“万物之根棋也”,相应的道教诸神体系中也有“二十八星君”及“东方七星君”。黄公望擅卜卦之术,自然知道以物赋形,以其形状来命名的地名,也是堪舆学说的“喝形”传统(以“筲箕”冠地名者甚多,舟山有渔村筲箕湾,湖南有沅陵县筲箕湾镇,香港、重庆均有类似地名等,收口而腹大、形如筲箕的山坞、港湾、水域均可以此命名)。
大痴庵边上有筲箕泉,当黄公望归隐富春山居时,巧合的是,他日常绘画的南楼之侧,也有着形似筲箕的溪湾。
归隐庙山坞“小洞天”,在沉浸于富春江的风光旖旎之外,一个最为现实的考量应该和大痴庵所在地一样,有着交通上的便利,小洞天不远处,富春江与钱塘江交接(富春江与浦阳江汇合后河段称钱塘江,新安江与兰江汇合后河段称富春江),这让黄公望在此后可以从水路、山路等四处游走,从某种程度上,庙山坞是一扇门,让黄公望踏入到了富春山水的佳境中。
我们可以推断黄公望当时的行程:出城后,经六和塔、徐村一带,便到了富阳境内,一路有白鹤桥、春茗浦等场地。去庙山坞的江边山路险峻但风光绮丽,庙山坞当时所处的位置,可以参考《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七“胡鼻山”条中记载:“胡鼻山,在(富阳)县东五里,山峭峻,下瞰大江,路狭而险,行者患之。乾道中,令陆楠因邑士谢安颐之请,凿路栏石以护,自此往来者以为便。嘉定癸酉,令程珌修。嘉定丙子,令曾治凤重修,尉陈震为记。宝庆乙酉,令赵汝捍补甓,易石栏为石壁,置庵业,名惠民庵。淳祐戊申,令陈梦炎因祷旱,立麻源真君祠于山之巅,又请拨延寿寺旧额,改惠民庵为惠山延寿寺。”
江风徐来,视野浩荡,从大岭山上俯瞰江流,天地间有飞鸟掠过,又转瞬无踪。东边的风景犹如虎爪、赤松与钱塘洄洑吞吐,日月为之薄蚀;西边仿佛随着江水裹挟气势万钧,龟山鹿山像是这江水的护法。远远处,能依稀看到富阳城廓里的烟火数千家,而风中隐约有鸡犬之声;南望龙门阳平隐隐约约,有龙翔凤翥之势,江中诸州也有人烟出没;向下看,则断崖百尺,波涛汹涌,变幻顷刻。
“去国怀明主,离群念旧游。翻令到家梦,终夜绕瀛洲。”南宋诗人王十朋的《五月十八日去国明日宿富阳庙山怀馆中同舍》写的真是这样的情怀。
在《富春山居图》中,开卷和卷尾有两座桥,有两个在桥上拄杖而行的老者,两人相向而行,仿佛就会邂逅在这山水途中的某一片刻。我相信这是黄公望的刻意之笔,他们构成了属于他的元世界:一种无尽的循环和沧桑。
而这种山水的渲染和呈现,都起始于黄公望对隐居地的选择,只有懂得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黄公望在《富春山居图》中所想表达的。就像今天去读这画卷时,河沙、草木、水村、人形,当它们一一呈现时,山峰数十,一峰一状,杂树数百,一树一态,而远云淡淡,雄浑苍茫,画卷整体却在静谧中逸出萧瑟之意,像是一种微凉的心绪。或许,是多年来或泛舟,或徒步,富春江和富春江两岸的群山、沙渚、水岸等,都印在了黄公望的脑海中,最终,东梓关、桐洲岛等地的景色,都化作他笔下的峰峦、沙洲。
就以桐洲岛为例,这江中孤岛,与两岸青山的水中倒影融合在一起,宛如世外桃源。这岛,是在时间中,由水里的沙点点滴滴汇聚而成,这是天地之造化,据说遥远年代黄帝时期的药圣桐君老人,便是在这洲上种草药。而这种兼济天下的心怀,想来黄公望并不陌生,但对于此时的他而言,仿佛是一个旧梦的残痕而已。
黄公望的人生所有的游历和阅历为他打开了一道门,一道在现实和虚幻之间的门。
这风景是对人生的一次次投影,江水起起落落,而山峰,就是日子消逝中所带来的高潮和欢愉。当你倾尽余力,攀爬上陡峭的高山,此时如果从高处去俯瞰这人世,会发现世间种种的斑驳和澄明,但高处栖息一会,终究还要下来,藏身在草木之间。这些,恍然如高山流水,需要知音的弹奏和倾听的耳朵,需要用心去沉浸去体会。
但最初归结为一个起点:隐居地。这就像一把钥匙,可以让我们诠释出画幅里饱满的哲学空间。从史料的记载来看,黄公望时代富春江的江水和今天的江道有所变迁,已不能完全叠印,但基本面目依然是清晰的。
归于庙山坞,命名小洞天,这是一种对自己修真身份的认同。无论是童年时的陆坚,还是后来更名为黄公望的这个人,他生活在14世纪,正是在这种百年大变局下度过他的人生,从险成饿殍的泥淖中逃脱,又承载着亲近之人的厚望。那个世纪前后的大多数时候,元定鼎中原,将社会人士明确划分为四个阶层: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人不用多说,处于金字塔的最高层;色目人指西北、西域和欧洲各族人,他们往往被重用,在中原的色目人非显即贵,社会地位较高;汉人指的原来金朝统治下的汉人;而地位最低的便是原来南宋管辖下的汉人,被称为南人。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处于底层的南人想要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往往需要更多的付出和努力,黄公望曾经无限接近于类似于他的艺术导师赵孟頫的那种人生,但终究在可以望见的那一片刻被破碎。在短暂的苦闷之后,出于生计和精神的依赖,黄公望听从了好友张雨的劝告,加入了全真教,并很快成为教中的高层。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下黄公望时代道教的历史:在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全真道士丘处机曾率领弟子西游中亚三万五千里,成吉思汗对其颇为礼遇,请其掌管天下道教,诏免道门赋役。经尹志平、李志长掌教后,全真道进入了鼎盛期。随着元朝的大一统,全真道也南下传教。道对人生持积极的、正面的态度,“顺成人,逆成仙,全在阴阳颠倒颠”。同样,“道曰今生,佛说来世”,认为人的生命由元气构成,肉体是精神的住宅,要长生不死,须形神并养……
从全真教的传承而言,黄公望的师傅金蓬头有正宗的地位,在后来所写的《金蓬头先生像赞》中,黄公望表达了自己对师父的这种敬仰之情:“师之道大,此特其迹。普愿学者,惟师是式。大痴道仆黄公望稽首拜赞。”
我们不能因为黄公望在绘画上的成就而忽略了他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正是在小洞天,当富春江的滔滔潮水汹涌到黄公望的耳朵里,他落笔,传诸于世的有《抱一函三秘诀》《抱一子三峰老人丹诀》《纸舟先生全真直指》等,主要均是阐述内丹之法的。
而这种道法自然,和山水画中的某些技法也许相似,能够有触类旁通的豁然。
道家身份的自我认知应该是黄公望归隐庙山坞的一大动力,庙山坞周边的群山中,如庙山、赤亭山、大岭山、小隐山等,留有很多道家的典故。
比如赤松山,便是道教的圣地之一,山高一百五十丈,周围四十里一百步。相传赤松子驾鹤云游时,飞过此地,见山水在壮阔中又秀丽无俦,便憩于此。赤松山形孤圆,望之如华盖,所以民间也叫华盖山。孤圆耸秀,江流其下,群峰环拱,抵若盖然,赤松子之后便筑庐修炼于此。
“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筱中坐,意态忽忽,人莫测其所为,又每往泖中通海处,看激流轰浪,虽风雨骤至,水怪悲诧,亦不顾。”明代戏曲家李日华这样描述黄公望这一段时间的踪迹,而在当时,关于他是汉代隐士黄石公转世的说法也不胫而走:“尝于月夜棹孤舟,出西郭门,循山而行,山尽抵湖桥,以长绳系酒瓶于船尾,返舟行于齐女墓下,率绳取瓶,绳断,抚掌大笑,声震山谷,人望之以为神仙云。”
这是黄公望选择归隐之地的源头之一,更何况富春江的山水恰好寄托了他的桃源之梦。
早在觅得隐居地之前,即在黄公望更年轻一点的时候,他就对富春山水情有独钟,这也是后世一段公案的来源:
1338年秋天的一日,黄公望的友人子明隐君将归钱塘,向黄公望索画,黄公望遥想富春山水,泼墨《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图上款识:“子明隐君将归钱唐,需画山居景,此赠别。大痴道人公望。至元戊寅秋。”
“子明卷”后来被清乾隆所得,当时被认定是“黄公望真迹”。乾隆对此爱不释手,每观赏一次就题诗一首,先后题了48年、50多处,仍然意犹未尽,最后在前隔水题有“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的识款。此“子明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我们可以回到一直以来黄公望研究中的话题之一:黄公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绘画的?
后世的说法有黄公望过天命之年后才开始学习绘画的,也有他30岁左右就开始绘画的说法,而后者无疑是对的,但当时并不勤奋,也不够专注,他还守着兼济天下的理想。
有资料可以查到的是1301年黄公望33岁时,作《设色山水》;1302年作《深山曲邬卷》;1304年作《游骑图》;1309年临李思训《员峤秋云图》……

归隐庙山坞后,在1347年8月所画的《秋山招隐图》中,黄公望题跋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就是本文开始时我们所引述的。这张归隐富春之初的画作,构图繁密,山头多置矾石,敷以浅绎色彩。此时黄公望对于山水的表达已到笔随心转,信手拈来,无不恰到好处,犹如线条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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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山招隐图》
而《秋山招隐图》的诗跋更能看出黄公望选择庙山坞的初衷:“结茅离市尘,幽心幸有托。开门尽松桧,到枕皆丘壑。山色阴晴好,林光早晚各。景固四时佳,于秋更勿略。坐纶磻石竿,意岂在鱼跃。行忘溪桥远,奚顾穿草履。兹癖吾侪久,入来当不约。莫似桃源渔,重寻路即错。”
从另一幅黄公望给邵亨贞画的《富春大岭图》中,可窥见黄公望对于这处所的心绪:山峰林立间,危峰连绵直入苍穹。而大岭山的主峰巍峨高耸,岭上危崖石壁,卵石如巨人,在山腰间岚气弥漫,仿佛不见其底。山顶高处裸露,山坳处杂木丛生。
在画幅之右,半片高峰壁立千仞,如天生裂缝与主峰相隔,有阁道两峰相连,既遥迢,又近在咫尺。画面的近处,山脚下的是树木和坡石,江水般向远方逸去,而远处依稀是屋宇、房舍,半现半隐,并不能一窥其全貌。画幅的底部,有长桥横亘于溪水之上。隔溪,可见林壑村落。而沿江石路随岩石盘旋而上,达画幅中间,祠堂、栈道、栏杆……寂寂于画页之中,弥漫着一种苍茫的心境。
到了《富春山居图》中,画笔下所绵延出的丘陵起伏,峰回路转,江流沃土,沙汀平畴,亭台小桥一样,都是客观的存在,而云烟掩映村舍,水波出没渔舟,近树苍苍,远山淡淡,这些,正是黄公望内心风景的流露……而这种视山水为知音的心态让黄公望的画作里,山水有了自己的灵魂。
展读《富春山居图》犹如俯瞰着富春江,山色沙洲隐约可辨,江水之中,桐洲、长山沙、中沙、月亮岛、新沙、悬空沙、东洲岛、长安沙等点缀于其间,山水开阔、空旷,让人心生疏朗、空灵之感,江阔而流缓,水碧而波平,山不高而坡长,峰不奇而圆浑,像是历尽沧桑后的淡定从容。
富春江周边的山水,对于黄公望来说应该是一种慰藉,那个时候,他早已荣辱不惊,惯看春花秋月了,但越是这样,大概更会有孤独和寂寥之怀抱,需要安抚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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