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辉煌的杭州革命史，工人运动无疑是重要的一章。杭州是最早出现产业工人的城市之一，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进入“黄金期”。在此期间，杭州先后创设丝绸厂、布厂，火柴、碾米、造纸、皂烛、玻璃、制伞等手工业企业也陆续在杭州开办。这些企业都雇有一定数量的工人，尤其是纱厂、布厂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杭州的产业工人队伍日益壮大。

拱墅东街东园巷一带机坊、染坊、市场、店铺林立，福华、天成、纬成、天章、虎林等丝织企业中集聚了众多产业工人，拱墅地区遂成为杭州现代丝织业的发祥地和集聚区。

为争取权益而斗争

五四运动时期，与上海工人大罢工相呼应，以纬成公司丝绸工人为首的杭州工人开始罢工。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正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1919年11月1日，浙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刊物《浙江新潮》在杭州创刊发行。1920年11月，俞秀松、宣中华、刘大白等又在杭州成立“悟社”，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并不遗余力地鼓动工人与资本家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展现出巨大能量，工人运动转变为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和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以及争取政治权利的革命力量。

1926年3月，杭州虎林公司工人为增加工资开展罢工，并派代表四处联络。全市各大丝绸厂随即实行同盟罢工，参与人数达5000余人。在中共杭州党团组织的领导下，罢工领导机构——临时职工联合会成立，联合会提出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等18项交涉条件，还组织工人上街游行示威。最后资方同业公会被迫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全部要求。

1928年3月，杭州首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并在湖墅等地设立办事处，指导工人运动。彼时杭州的工业以丝绸、棉纺织为主，拱墅又是工厂相对集中的地区，党的活动重点也就放在丝织、棉纺行业中的庆成、纬成、天成等厂。这些厂内不但保持了党的支部组织，而且斗争不断。

通过罢工斗争，党的威信在工人中日渐提高。

20世纪30年代的拱宸桥地区

纱厂工人的九次罢工

原杭州第一棉纺织厂（简称杭一棉）是一家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百年老厂，这里诞生了浙江近代工业和产业工人队伍。从清光绪十五年（1889）创办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60年中，工人们为了生存和尊严，曾先后进行过九次罢工斗争。

【第一次罢工】

杭一棉的前身为“通益公纱厂”，1912年改名“鼎新纱厂”。近代中国社会，产业工人须承受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和社会沉重的压迫。拱宸桥边各大工厂工人劳动条件之恶劣、劳动强度之大、劳动时间之长和劳动报酬之低，骇人听闻。“鸡叫出门，鬼叫进门”成为工人生活的形象写照。纱厂工人劳动没有间歇，连吃饭也不停车。1905年，纱厂一般工人工资每日（工作12小时）二角左右，15岁童工每日仅得七八分。老、病、死、残带来的威胁，像幽灵一样缠绕着工人。

1915年，鼎新纱厂为了赚取银行利息，故意拖欠工人工资。工人们怒火中烧，决定推选代表和资本家交涉。纱厂负责人竟勾结警察把工人代表抓进杭州第三区警署关押起来。饥寒交迫的工人们愤怒了，进行了第一次大罢工，全厂600余名工人包围了杭州第三区警署，要求释放工人代表并按时发放工资，罢工持续了两天。当时正值生产销售旺季，资本家眼见工厂停产损失巨大，只好请求警察释放工人并发放先前拖欠的工资。纱厂工人的第一次罢工取得了胜利。

位于运河边的杭州鼎新纱厂

【第二次罢工】

鼎新纱厂的工头“汪癞痢”，因“卖力”管理、欺压工人而获老板赏识，被提升为副厂长，工人们对他恨之入骨。经过事先秘密商议，1917年9月的一天，趁“汪癞痢”一人来车间督工之机，早有准备的纱厂工人们立刻关闭大门，把纱筒从四面八方向汪掷去。汪四处逃窜，想躲进厕所暂避风头，冷不防清洁工人也劈面给他一勺大粪，弄得他狼狈不堪。事后，资本家布告开除带头“闹事”的工人。工人们已体会到了集体行动的力量，立即以罢工来对抗。资方见汪激起众怒，转而辞退“汪癞痢”，以平息事态。

【第三次罢工】

1929年，纱厂由上海三友实业社接手，并更名为三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制造厂，简称三友实业社杭厂。1931年，三友实业社的抄身婆（检查女工身体的女人）在搜查时，对一名身体不适的女工百般凌辱，激起公愤。第二天，全厂2000余名工人为捍卫人格尊严，全部停工，向资方提出复工条件，其中包括撤换抄身婆，保证以后不再无理搜身，厂方向工人道歉等。资方见此事引起众怒，就撤换了四个民愤极大的抄身婆，并向工人道歉。

【第四次罢工】

全面抗战爆发前，三友实业社经常性开工不足，老板就安排工人每天上半天班，但只发原来四分之一的工资（简称二五工资），引起工人们的极大不满，于是工人们开展了第四次罢工。国民党警察署逮捕了工人代表，由于工人们团结斗争，国民党警察署只好释放工人代表，“二五工资”也从此销声匿迹。

20世纪30年代三友实业社杭厂大门

【第五次、第六次罢工】

1945年8月，“三友实业社杭厂”更名为“杭州第一纱厂”。在战争中饱受日本侵略者残酷压迫的工人们在欢庆胜利的同时，提出了“不增加工资不复工”的口号。遭拒绝后，厂里约400名工人开始了持续三天的罢工，最终迫使资本家增加了工资。同年年底，工人们提出年底发双薪的要求，遭到厂方拒绝，他们再次举行罢工，厂方派出工务代表和工人代表谈判了几次，都未能达成统一。厂方担心罢工的时间越长工厂损失越大，只能基本同意了年底发双薪的要求，纺织工人们的第五、第六次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第七次罢工】

抗战胜利以后，工人们依旧面临着严酷的现实，他们对国民党的统治日益感到失望和不满，意识到只有斗争才能争取社会的和平民主，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

1946年7月29日，因物价上涨，杭州第一纱厂和长安纱厂两厂工人向厂方提出四点要求：一、增加工人工资35%；二、发给每个工人白布13尺；三、女工产假发一个月的工资；四、每天工作时间从12小时改为10小时。厂方没有答应工人的要求，工人们进行了第七次罢工。后经国民党杭州市社会局劳资评断委员会调解，8月16日给出了调解意见：一、工资暂不增加；二、每个工人发白布13尺；三、女工产假发一个月工资；四、为保持生产的连续性，每天工作时间仍为12小时，但厂方增加发放每个工人基本工资十二分之一的津贴。罢工基本取得胜利。

杭州第一纱厂整经车间

【第八次罢工】

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国统区经济危机日渐加深，物价开始上涨。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激起国统区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抗议。1947年4月27日，杭州第一纱厂工人首先进行罢工，要求补发工资差额。5月2日，以各业工人为主体的打米店风潮爆发，湖墅一带的粮店均被捣毁。

在这次打米店风潮中，杭州有300多家大小粮店被毁，风潮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行动之激烈，堪称空前。打米店风潮震动了国民党中央，浙江省有关当局更是惊恐万状、手忙脚乱。引起打米店风潮的直接原因，是国民党政府限制、冻结工人工资指数。他们出此一招，是为了减轻经济危机，以便把内战继续下去。因此，这一风潮也是浙江工人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突然爆发，使当局措手不及，打乱了国民党的阵脚。国民政府行政院专门对粮食问题作报告，规定各省粮食可以自由运行，“遵照平价办法自动议价”，同时国民党当局不得宣布“指数解冻”，重新按生活费指数发放工资。

【第九次罢工】

1947年9月25日，第一纱厂工人们向厂方提出工资折实（按照物价指数结算工资）和公布底薪的要求，厂长负责人自恃有国民党的罢工禁令，傲慢地不予理睬。工人们气愤极了，经商量决定，先采用开空车消极怠工的方法进行抗争，待时机成熟时，再全体罢工。

第二天，只见车子呼呼转，却不见产品出来。工头不知有计，走过来关车。工人们趁此机会，一面围着工头论理，一面通知全厂工人把1万多枚纱锭、600多台布机停下来。

罢工开始，1500余名工人自动组织起来，分别守住大门和电话，把整个工厂封锁起来，还扣住厂长和工头。几天后，厂长偷偷地溜走了。随后，大批荷枪实弹的警察冲进厂里，局势进一步紧张。工人们团团围住警察，向他们开展政治攻势，不仅取得了大部分警察的同情，还扣住了几名最蛮横的警察。厂方见硬的不行，就派人进厂和工人谈判，答应工人只要放出扣押的警察并复工，所提的条件就可以接受。厂方权衡再三，被迫表面上答应工人们的要求，并给每个工人发放白布一丈三尺，罢工期间的工资照发。复工后，厂长向政府和保安司令密告了罢工积极分子名单。

10月5日，国民党杭州市政府发出布告，称“工人的罢工是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宣布对拱宸桥地区实行戒严，并派出一个连的军队开进工厂进行镇压。军队进厂后，杭州第一纱厂进行停产整顿。军队逮捕了罢工积极分子12人，并将他们关入监狱；同时对所有工人进行重新登记，要求每个工人必须要有商店老板或保、甲长等“有头有脸”的人担保，对登记合格的工人发给由国民党杭州市政府颁发的证件；同时又以登记不合格为借口，开除参加罢工的81名工人。此次罢工虽以失败告终，但是为我党积累了工人运动的经验。

监视纱厂工人的工头

拱墅是我国近代工业产生最早的地区之一，在这里曾经发生的工人罢工斗争是全国工人运动的一个缩影，这些罢工斗争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

（资料和图片来源：《藏在运河里的红色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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