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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兴殉学事件的考察
来源:《杭州文史》28辑  作者:黄蓓蓓  日期:2023-07-05

1905年12月30日,惠兴殉学九天以后,上海《申报》刊登《惠兴女士为女学牺牲》一文,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惠兴从办学到自尽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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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兴

杭州惠兴女士,为故协领昆璞之女,附生吉山之妻,十九岁夫亡守节。因读南皮《劝学篇》大有感奋,遂以提倡女学自任。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延当地之望者多人,商论创办学校之事。是日,氏忽当众前袒一臂,用刀割肉一片,誓曰:

“今日为杭州旗城女学校成立之日,我以此血为记念,如此校关闭,我必以身殉之。”

遂于九月十六日开校。校中经费,虽杭州都统德捐洋四十元,又拨公款八十元,留东八旗同乡会会员捐洋百元,端午帅随元喜捐洋五十元,八旗众官捐洋十元八元,以及零星捐款,统计约得三百余元,卒以无长年的款,支持甚难。今枤秋复以款绌,致课期时有间断。氏以此校无起色,由于无长年的款,而请款颇费踌躇,郁郁者非一日。继期请款之必得,遂密缮函八封,藏于桌内,复缮禀一扣,开办女学四柱账单一纸,预先服毒,欲乘舆赴两堂递禀。家中人见其神色有异,继而查得茶碗中有烟迹,遂大哗,唤同戚友竭力救治,已不及矣。氏临气绝时,开目尽力言曰:“此禀递上,有长年经费矣。”遂死,年三十五岁。时为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遗腹子名金贤,现年十六岁。

这段报道记录了惠兴办学过程中的两次激烈举动,一次是在商论创办学校时“割肉”,一次是为请长年经费而“身殉”。这两次举动无疑体现了惠兴在办女学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以及她无比坚定的信念。但若要进一步理解惠兴的行事逻辑,还需要深入解读她“十九岁夫亡守节”的节妇身份,理解清代节孝烈相互融合的女德如何内化为惠兴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并体现在她的办学之中。

惠兴十八岁嫁附生吉山,第二年吉山染疫病殁,惠兴矢志守节,以抚养遗腹子为天职,待她筹划创办女学时,其子金贤已经十五岁。惠兴之刻苦守节,高度契合清政府及当时社会风气积极倡导的女德规范。宋代以前,夫死再婚是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宋代开始,儒学发展成对士人道德规范有高度要求的理学,对女性的道德标准也逐渐严苛,至明清时期登峰造极。明代以后,朝廷和地方通过女教、法令、旌表等各种手段,将女性节、孝、烈、贞的重要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清朝入关以后,满人开始接受汉人的女德观,乾隆时期,清政府建立了完善的八旗旌表制度,至晚清时期,满人的女德观早已与汉人无异。

惠兴夫死守节可视为社会风气影响下由现实形势铸成的自我选择。卢苇菁通过对明清未嫁贞女殉死的考察表明,虽有贞女是被迫自尽,但也有许多贞女自愿选择死亡。她们的选择是基于对荣誉、责任、情爱的理解,而这些观念又扎根于她们所处的社会、文化、宗教制度之中。节妇和烈妇亦然。至于选择做节妇还是烈妇,受到家庭现状、个人性格等多种因素影响。吉山去世之时,惠兴虽身怀六甲,却一度坚持身殉,其婆母与亲族百端防范,才避免她自寻短见,其子于次日出生。在即将临盆、婆母尚在的情况下,惠兴却仍要殉夫,说明其性格之刚烈。遗腹子出生之后,惠兴转而一心守节,抚育幼儿成长。

明清时期,节妇和孝妇往往同构,节妇常有孝行。惠兴在守节期间,事婆母极孝,在婆母患病时毅然“割股疗亲”。在女性道德被严重窄化为对她身体及性的控制来阐释的情况下,女孝与节、烈等一样,亦与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密切相关,其体现于,割股疗亲成为明清女孝故事的最常见情节。割股疗亲源头难考,至唐代蔓延成风,人肉可作为药引是割股疗亲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唐代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割股疗亲更多由孝子实践,明代以后,在国家政令、地方旌表、方志记载的共同推动下,女性成为割股疗亲主要承担者。惠兴之子金贤回忆:“贤七岁时,先王母病重。一日,突见先母左臂缚以布,初不知其为割股也,后,先王母病愈,先母始告之。”此事更多细节不得而知,以常理推测,惠兴割股应是置于“焚香祷天——吁天求代——密刲股肉——和药(羹、粥、糜)以进——不效复割”的程式中。两年后,婆母病逝,惠兴哀毁逾常,丧事结束后携子归宁,代其母理家事,并习诗书与监督金贤学业。

可以说,在丈夫去世后的漫长岁月中,惠兴以其烈性、守节和孝行,展现出其性格和行为中的节孝烈女德兼备。进而言之,明清的节、孝、烈女德话语具有高度相通性,即女性通过身体遭受磨难和暴力,展现出高尚的道德水平。这成为宋代以后各类女德故事的常用模式。柏文莉指出,女性身体的柔弱、易受伤害令她们的反抗更震撼人心、更具道德教化作用,这些模式化的故事于宋代晚期开始流行,至元明时内容更为丰富。柯丽德亦指出,晚明女德故事聚焦于描写妇女通过身体的重重磨难表现美德,或是孝妇、孝女割股疗亲,或是节妇以自残明志,或是烈女为维护贞洁而自尽,由此带给读者深刻的印象和同情。清代延续了类似的叙事模式。因此,一位女德典范常节孝烈兼备,她能够在不同情境之下,践行节、孝、烈之不同品质,关键在于能够以身体的巨大磨难展现顽强的心志、坚毅的品格。

正是在这样的人生经历和社会环境下,惠兴开启了艰难的办学之路。惠兴之所以百折不挠于兴女学,其来有自。夏晓虹从满汉矛盾视角深入解读此事,20世纪初,满汉斗争日益尖锐,“慨自惠兴氏愤某女校宣布不收旗女之议,遂发愿创办贞文女学校”,“那种刚烈义侠气概原是受汉人排满的刺激而发生”。除了义愤之外,惠兴亦一定是意识到兴女学的重要性,才会如此坚持办学。她的这份高远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申报》记录,惠兴“因读南皮《劝学篇》大有感奋”,便以兴女学为己任。张之洞《劝学篇》以“中体西用”为主旨,《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谋求内外结合以应对世变。它提出兴学的重要性,“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设《游学》《设学》《学制》等阐述如何进行教育改革。然而,《劝学篇》却并未有只言片语提到兴女学。张之洞在兴女学上特别保守,直到1904年尚反对女学,他参与制定的《奏定学务纲要》有言:“惟中西礼俗不同,不便设立女学及女师范学堂。”同年,他在湖北裁撤了民间自办的女学堂。那么,如何理解惠兴受《劝学篇》启迪而坚持要办女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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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与《劝学篇》

惠兴在给学生的遗书中写道:“唉,我并非好事,实因现在的时势正是变法改良的时候。你们看汉人,创办学务,再过几年就与此时不同了。你们不相信,自己想想,五六年前是怎样,这两年是怎样。”甲午中日战争后,国家危机骤然加深,变法改良如火如茶,张之洞《劝学篇》更以说理形式将时局之变展现在惠兴面前。惠兴带着自身的女性视角和经验对之进行感悟,意识到创办女学的重要性。自1898年上海中国女学堂创立,民间自办女学风气渐盛,以谋求强国之道。惠兴颇通文墨,理家事之余“习诗书而不缀”,她知古往今来无数有才有德的贤明女子,明白“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误。民间兴女学之风和对传统女性教育的切身体验应是惠兴认识到兴女学重要性的两大因素。正是出于义愤和远见,且一贯“秉性严厉,处事刚决”,惠兴决意排除万难,办一所能让满族女子入学的女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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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兴女学报发刊词

当兴办女学堂时,经费困难、缺少支持等各种挑战是惠兴面临的具体困境,与传统情境大有不同,但惠兴以传统女德作为有力的应对武器。细而言之,惠兴将克服办女学所面临的困难视为“侍疾”,希望以自我的身体磨难使学堂疾病痊愈,具体体现于割肉和身殉。商论创办学校时,“氏忽当众前袒一臂,用刀割肉一片”,此举乍看突兀,但若置于割股疗亲的行事逻辑中,便觉合理。人肉作为药引是割股疗亲的重要原因,但是割股也可与药引无关,其间的忍苦、虔诚、决心被视作令亲者康复的重要因素。光绪《杭州府志》中吴兆麟妻锁氏的孝举,展示了除了和药以进,女性血肉也可以直接作为供品,求取病者安康。

国学生裕桢女幼慧,工吟咏,能琴,性纯孝。年十二,父病,日夜诵经以祈神佑,戚邻咸称异之。越三年,又因母吴氏病剧,医药未能治,遂焚香祷于神前,愿以身代,即割骨肉置神几上,血溢而晕,值嫂至教之。更以股和药进,母病遂瘳。

这亦解释了,惠兴为何在遗书中写道,自己是以一身之死为女学堂的病愈还愿。

我今虽然捐生,这不叫短见,这是古时定下的规矩,名叫“尽牺牲”,是为所兴的事求其成功。譬如为病求神保佑,病好之后,必买香烛还愿。如今学堂成了,就如同病好了,这个愿一定是要还的。女学堂如病人,求常年经费的禀,如同病方,呈准了禀,如同病好了。

对惠兴遗书的以上内容,不妨做进一步解读。惠兴言道,呈准了禀就如同女学堂病好了,自己以一死还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美好的愿景安慰学生。她在呈禀之前服毒,并不能知晓长年经费能否得到解决。也许,惠兴不忍说出来的是,她之一死更多是想引起重视,从而试着解决长年经费问题,事若不成,便是她实践制肉时发下的“如此学校关闭,我必以身殉之”的诺言,如同烈妇殉亲一般。

惠兴割肉和身殉所表现出来的戏剧性亦是传统女德故事的特点。宋代以来女德故事的矛盾性在于,女性的身体应该是被遮蔽的,但女德故事却乐于向公众展现女性身体遭受的伤害和暴力,并伴有强烈的表演性和戏剧性。这是因为,宋代以后,女德故事的书写不仅与道德教化有关,且与商品文化、娱乐文化、印刷文化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表演性和戏剧性便成其中之义。惠兴两次激烈举动正符合这样的叙事特点。第一次,惠兴通过当众割肉、发誓的戏剧化场景表达了办女学的决心。第二次,惠兴毒发后睁开眼睛用尽力气说,“此禀递上,有长年经费矣”,说完逝世,也是很戏剧化的场景。而如果不是家人发现其服毒,惠兴大概率会在呈禀恳求官员时毒发身亡,更具戏剧性。

从割肉到身殉,两次行为前后呼应,惠兴以传统孝烈女德,促使了贞文女学堂的兴办和维持。传统女德是惠兴行动的重要来源,这一点毋庸置疑,一个人的行事无法脱离时代、身份与日常思考与行为之逻辑。然而,因兴女学是现代公共事务,使惠兴割肉与殉学跟传统女德的实践有了重大区别。这正体现了那个时代新旧杂陈的特点。有趣的是,当官方、媒体、学界、戏剧界等对惠兴之事评价、阐释、再现时,展现了各方对传统女德运用于现代公共事务之态度的多元与分歧,此实则牵涉到在追求国族现代性的语境中如何处理,乃至于转化性地运用传统女德这一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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