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杭历史悠久，自古文化兴盛，境内留下大量的碑碣题刻。但目前存世的余杭区最早的碑碣题刻是什么？在哪？恐怕也很少有人去做过考证。据历代余杭县志记载，余杭最早的碑刻可能是晋代的遗物，如右军碑。此碑一直安置在大涤山洞霄宫内玉皇殿前，因岁久剥落，到清朝康熙年间，尚存十七字，到嘉庆年间此碑就不知所终了。唐代的碑刻留有不少，比较著名的有唐贞观屏风碑和唐太宗飞白碑都曾保存在当时的余杭县衙内，这两块碑为唐太宗草书，堪称国宝，现在原碑早已不见，仅贞观屏风碑尚存拓片。还有唐朝大书法家柳公权在瓶窑黄山（一说黄山在大涤山）上的题刻，刻有“黄山”两个字，康熙年间尚存，现在也不知所终。因此在余杭区境内，所有唐朝及前代的碑碣实物今均已不存。两宋时期，在径山寺、洞霄宫和县衙文庙内都有不少碑刻，今大多不存。只有南宋孝宗题写的碑刻“径山兴圣万寿禅寺”（残碑）尚存，洞霄宫元同桥上有南宋淳熙甲辰年（1184年）的纪年题刻等，此外就是元代以后的碑刻。那么，现在余杭区尚存的最早的碑记或题刻在哪里？经笔者查阅资料和实地考证，认为目前余杭境内最早的题刻，是位于今中泰街道紫荆村石盂寺内的“陈虨[bīn]游”题刻。要了解这块题刻，先得从石盂寺说起。

一、石盂寺千年兴衰

石盂寺位于石盂山。石盂山在洞霄宫南麓，山上有石峰如盂，故名石盂山。石盂寺始建于唐朝，由殊胜禅师创建。到了宋代，由惟政禅师（968~1049年）重建，规模超越前代。惟政是一代名僧，喜欢骑着黄牛出入官府，所用之巾、钵都挂在牛角上。当时杭州知府蒋侍郎与惟政禅师为方外好友，每次惟政来看望朋友蒋知府，都坐着黄牛来，与之终日谈笑。蒋知府曾写诗予以记载：“禅客寻常入旧都，黄牛角上挂瓶盂。有时带雪穿云去，便好和云画作图。”

宋以后，石盂寺历经兴废。元末毁于兵餐。据明代严武顺《石盂寺重兴募缘疏》记载，石盂寺曾移至山下，然“僧俗俱衰，无复当年惟政禅师开法之盛”，可见“凡佳山水处，必有古刹”是有道理的，名寺定依附名山，建于山水俱佳处。明万历年间，有个叫王芥庵的居士，一次生病的时候，梦见一个天上的神仙拿着一个盂钵，赐药给他。后来他病好了，来到石盂山，发现眼前所见跟梦中情境相符，于是在山上居住下来，决心出家，在山上重建寺院。寺院周围本多奇石，加上王芥庵“曲为搜剔”，“于是伏巉隐碧，发露幽光，倍胜于昔。”可见，万历年间，石盂寺又由王芥庵在山上重建。

石盂寺历史上，曾经是杭州云栖寺的下院。《康熙余杭县志》记载：“石盂山县西南二十五里。上有一石如盂。旧有寺，今移山下，属云栖别院。”后来由瓶窑真寂寺管辖，严武顺记载，石盂寺“后施供瓶窑，真寂闻谷和尚，付嘱慈筑上人监院”。可见清初石盂寺住持慈筑（又称慈竹）修建该寺时，是由闻谷禅师指派的。当时石盂寺已残破不堪，仅有屋宇三楹。慈竹是吴地官宦人家的后裔，喜欢结交高僧文士。他在石盂山上居住二十余年，发誓将复原石盂寺旧观。他鸠工庇材，准备了好多年。慈筑与关中霍达为方外交，霍达在嘉兴、湖州一带当军事将领时，慈筑打算去游说霍达以筹募一笔资金修鳝庙宇，不想走到半路就去世了。徒弟越见继承师傅的遗志，于康熙壬寅年（1662年）创建大殿及大悲阁，具有一定的规模。史书上记载其“环廓曲室，彩壁层甍”。大殿后面的石壁上建一孤亭，名曰“一笠”。半山腰还建了小亭，取名“歇歇”，供行人休息。石盂寺兴旺时有僧人100多人，有山林、山地70多亩，良田10多亩。

明清时期，有不少名人雅士到石盂寺求佛问禅。明朝崇祯年间的举人陕西泾阳人韩诗，曾住石盂山，著书兼参禅学，有《石盂山寺记》留世。康熙年间慈筑重建石盂寺时，余杭名士严武顺曾作《石盂寺重兴募缘》一文，记载石盂寺历史及重建过程。严武顺还写过一首《游石盂山》的诗：

吾生爱岑参，探奇自成习。

不谓乡里胜，芒履今始及。

到山借筇竹，空翠襟微湿。

鸟道未经凿，受趾劣得级。

磴石何盘盘，竞与争危岌。

数憩青泥闲，赴壑飞流急。

无言听喧爬，尘心翻静翕。

破苔泻余淙，扪萝挂短笠。

不复知有日，况虞暑虐集。

绕步支公庐，禅风澹嘘吸。

转见绝壁开，积铁双峨立。

峦阴树参差，大小三五十。

分明对图画，青苍供取挹。

中有郭恕先，如将呼我入。

何当谢嚣坌，缚茅此栖蛰。

诗句描绘了石盂寺的佛风禅意及周边景色之优美，确是一个建寺修禅的好地方。

清末民国时期，石盂寺渐趋衰败，但一直香火不断。那时的石盂寺各殿抱柱上都有楹联，如：“山静云深藏古钟，花香鸟语见当人。”（一说“山高云深藏古佛，鸟语花香当来人”）书法草行、刚劲流畅。又如：“盂伴黄峰千古石，道奥竹园六朝僧。”再如药师殿的对联：“智深观物变，静心与天游”，富有哲理。据说，大雄宝殿的匾额系名人蒲松龄所书，抗战前，杭州灵隐寺派人来拓印这块匾额字样，出价400银元，当家和尚没有同意。战乱年代，僧人四散。解放后，唯有应天法师看守寺院。可惜千年古寺大多建筑物毁于十年动乱之中，仅幸存药师、大雄宝殿。其余殿堂遗址尚存，基石尚完好。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当地政府重修了天王殿、药师殿、观音殿、居士寮及盘山公路。现在进入古寺有两条道可行，一是从山脚上沿千级石阶步行入寺；二是过上皇庙水库从杨家坞（山名）入口盘山公路驾车而至。

石盂寺周边景观奇特，茂林修竹、奇石遍布，流泉奔泻、空谷幽深，云淡天青、群山环抱。有石鱼听佛、石牛、石象、石龟、白龙洞、青龙洞、仙人洞、瀑布等自然景观。寺前山坡上有座十二生肖群石像，传说有缘人可从这乱石堆中看出自己的属相。寺中立着一棵银杏古树，已有360多年，如今依然枝繁叶茂，华盖漫天……此等景色，更使石盂寺显得禅意浓浓，古意苍苍。

在今观音殿左侧20米处，有一片造型奇特的石林，怪石乱象，如卧如起。绵延几十米，背靠青山，修篁茂密。今天我们要说的余杭区现存最早的题刻就位于这片石林的岩石上。

二、寺内的“陈虨游”题刻

“陈虨游”题刻，刻在一块显眼的太湖石上方。一共只有十一个字，分三行，最右边一行是“庚午之岁”，点出题刻的时间是农历庚午年，中间行是“陈虨游”三个大字，就是陈虨这个人到此一游的意思。左边是“元祐五年”四个字，点出了朝代纪年。元祐是北宋哲宗的年号，元祐五年是公元1090年，农历是庚午年，离现在已经有932年了。

仔细考察这块题刻，很有意思。首先，陈虨是谁？查《宋史》和余杭明清各县志，均未记载此人，可见陈虨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不会是一个大官。但一个普通人要在寺院里的石壁上刻上“×××到处一游”之类的没有文化韵味的字，那时候的寺院想必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推测陈虨也不大可能是一个平民百姓，他或许是一个当地的小官吏或是有一定势力的人，寺院可能忌惮于他的声威不敢得罪他；或许他是一个有钱人，给寺院捐了一大笔钱，顺势向寺院提出要求，要在那块石头上刻下名字。否则寺院是不会同意在这块显眼位置的石壁上刻上深深的大字的。陈虨或许不是一个文化人，他没有想过在石壁上刻上高雅和意境深远的字眼（或许他根本也想不出来），而是只留下了自己的名字，颇有一点暴发户的炫耀心态，不过难得的是，陈虨留下了清晰的纪年，使他的题刻成为当今余杭存世最早石刻的有力证据。其次，从时间上看，元祐五年的石盂寺，在惟政禅师重修石盂寺以后只过了几十年，正是石盂寺盛名远播时期。而当时的北宋，国力还算强盛，与辽、夏鼎足而立，宋夏议商疆界，双方互有攻伐。朝廷内部新旧党争，旧派得势。元祐五年，大科学家沈括60岁，大文豪苏轼53岁，文学家苏辙51岁，诗人、书法家黄庭坚45岁，文学家秦观11岁，李清照6岁，大慧宗杲刚出生。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陈虨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而已。所以这块题刻，历代余杭县志上均无记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余杭范围内再也找不出北宋时期的碑刻了，这是仅有的一处。再次，从字形看，这十一个字是楷体字，工整有力，虽历经近千年，仍清晰可辨。930多年过去，这块石刻成了石盂寺千年兴衰的最好见证。

石盂寺较古老的碑刻除了“陈虨游”以外，还有一块康熙年间的乐助碑。那次我们去寺里，年轻的寺僧热情地拿出了一块约40×50厘米见方的石碑。上面刻着：

大清康熙肆拾贰年岁次癸未桂月富春

信士邵士庄仝室高氏乐助铺殿前明堂，祈保夫妻偕老，愿赐麒麟如意安详。

住持比丘常灏节旦立

这是一块清朝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碑刻，离现在也有319年了，它记述当年修建石盂寺时，一对姓邵和高的夫妻捐助铺设了殿前明堂，住持常灏为表示感谢，特刻石纪念，并保佑该夫妻白头偕老，万事如意。刻这块碑时，离寺僧越见重建石盂寺已经过去41年。

石盂寺及其寺内石刻，是中泰街道深厚历史底蕴的体现。但遗憾的是，石盂寺也好，“陈虨游”题刻也好，目前都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甚至保护点。希望地方政府重视石盂寺和寺内题刻的文物价值，多做宣传工作，早日申报石盂寺和寺内题刻成为文物保护单位。

本文刊发于《余杭史志》2022年第4期  作者 慎独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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