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色瓷谜题的缘起是晚唐诗人陆龟蒙一首题为《秘色越器》的七绝诗，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这是一首标准的咏物诗。作者借越瓷这种器物，咏颂其仰慕的魏晋狂士嵇康嵇中散。金秋时节，诗人站在远处，遥望筑于土坡上卧龙状的越窑。窑工们正忙着出窑，光着汗淋淋的脊梁，肩扛手捧着瓷器，进进出出。窑边层层叠叠堆放着刚出窑的瓷器，在日光下泛着青绿之色。诗人便想象着，或至凌晨时分，这些朝天摆放的瓷器承接了一些清冽的露水，就像嵇中散斗酒狂饮后酒杯里尚余的点滴残酒……美妙的意境，溢于言表的褒扬！

《秘色越器》这首咏物诗，原本是抒己情怀之诗，不想却引发后人对秘色瓷的许多猜测与争议。陆龟蒙写这首诗时，想必见过秘色越器，本不足为怪，但到五代十国，秘色瓷为吴越国王室专用，贵为进贡中原皇族的贡品，一般人难得见到，成稀罕之物了。五代人徐夤有幸见过作为贡品的秘色瓷，吟诗赞道：“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用“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这样华丽的词句形容秘色瓷，可见其精美的程度非同一般。

北宋后越窑日渐衰落，更难觅秘色瓷的踪影，后人们就只能凭空猜测想象起来。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说：“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意思是，秘色瓷是吴越国贡奉给中原王朝的特制贡瓷，为皇族王室专用之物，常人难得一见，才称为秘色。

南宋赵令畤在《侯鲭录》又有说法：“今之秘色者，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见陆龟蒙《越器》诗……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既然陆龟蒙的诗已说有此秘色越器，可见并不是从钱氏吴越国才有的贡物，起码晚唐就有了，秘色之称另有缘故。

于是，又衍生出另一种说法，所谓“秘色”，指瓷釉为秘制配方，专供宫中用瓷所制，不为寻常工匠所知。还有一种说法，似乎也有道理，“秘”字，“禾”旁，右边是“必”，可读bi音，通“碧”，江南有一种碧草，是田间地头的野草，秘色即这种草的颜色，另有说，古时“碧”字含稀见之意……然而，猜来猜去，终未有定论。

宋元之后，秘色瓷的话题渐渐淡去，连猜测也很少有，因为谁也没见过秘色瓷，胡乱猜测没啥意思。就连最喜欢游历江南且好古玩的乾隆皇帝都发出这样的感慨：“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稀。”在他堆满奇珍异宝的深宫内殿，宋代的官窑还能看见一点，唐朝的越器根本见不着，一件也没有，太扫兴了！

连至高无上的大清皇帝都看不着一眼，秘色瓷就越发神秘莫测，不知其详了。故而20世纪40年代有人断言，世上已无秘色瓷，仅存虚名而已。

不料，20世纪50年代始，这千年之谜似乎有了新转机。仅二三十年间，先是苏州虎丘塔三层窖穴，接着是宁波和义路唐码头遗址，而后又有临安明堂山钱镠父母墓、杭州钱元瓘墓、钱弘俶生母吴汉月墓等，陆续发掘出一些精美的青瓷，尤其1980年在临安明堂山钱镠生母水丘氏墓中，发现三件极精美的青瓷器物：褐彩云纹熏炉、褐彩云纹盖罂和褐彩云纹油灯，几乎可认定是真正的秘色瓷。但是，因无明确对应的文字佐证，专家仍不敢断言这就是。

直至1987年，封闭千余年的法门寺地宫猝然打开，发现里面藏着众多的稀世之物，其中有个包裹，包着十三件精美的越窑青瓷，另有一只八棱净水瓶。随埋的碑刻“衣物账”上赫然写着“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这段文字与包裹里的瓷器一一对应，丝毫不差！于是众人才确信，噢，原来这些就是秘色瓷！世上确有秘色瓷，所谓的秘色瓷，就是这样子的啊！

八棱秘色瓷净水瓶

有法门寺地宫碑刻“衣物账”上的确凿文字为证，有实实在在的精美实物为凭，于是，神秘的秘色瓷，这一让人们猜了千年之久的谜物，从此撩揭起神秘的面纱。

法门寺地宫 石碑拓本

掀开秘色瓷的神秘面纱

该说说秘色瓷的出处了。

说出处，其实陆龟蒙诗题《秘色越器》就是证据，既然称越器，自然产于越地，即浙江境内。汉唐以来，至五代十国，出产青瓷最负盛名的是浙东地区。秘色瓷的产地，确切点说，应在余姚（现慈溪）的上林湖一带。可是，北宋以后浙东青瓷业衰落，很长一段时间，真正的秘色瓷绝了影踪，秘色瓷的称谓也被泛化了。譬如耀州窑出一种青瓷，也称“秘色瓷”。陆游对此在《老学庵笔记》中有评说，“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意思是，耀州烧的青瓷叫越器，只是看上去跟余姚县的秘色瓷相近，但算不上秘色瓷。

陆游是尽人皆知的南宋大诗人，比陆龟蒙晚生了大约三百年。写此文时他已年高，官场上蹉跎浮沉，因言词激进，屡屡谏书议提北上抗金事，几度被免官或辞职，时常赋闲故里。老学庵，是他在故乡镜湖岸边的一个书斋，《老学庵笔记》中所述，大多是他亲历亲见之事，比较可信。

南宋高宗在杭州（临安）安定下来没多久，便下旨在越州所属余姚县境内重起窑池，烧制为皇族祭祀所用的秘色瓷器。这事在朝廷引起争议，反对者认为高宗不专注于收复北方失地，却把烧香祭祖这等事看得很重，很不应该。陆游对此事态度不详，以他主战派的立场，至死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夙愿，想必是不赞成的。他是越州山阴县人，山阴距余姚不远，几十里路而已，可谓近水楼台，以陆游的诗人脾性，想必游历过那边的窑场。他文中所说“余姚县秘色”，应该指的是南宋时烧的秘色瓷，而非唐五代的秘色瓷。

有关南宋烧秘色瓷，明朝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也有提及：“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瓷，粗朴而耐用，今人率以官窑而目之，不能别白也。”文中重点是“粗朴”和“官窑”，其一，粗朴，南宋时重起窑场，烧的所谓秘色瓷，做工一般，质地及不上唐五代时细研精制的秘色瓷；其二，虽然如此，有它，聊胜于无，也当作官窑器物，用于皇家庙堂之上了。后来，南宋在杭州近郊开设官窑，召集浙东那边的窑匠过去，烧制出更加精美的瓷器，即后人说的南宋官窑，想必余姚那边的窑场也就放弃了。

还有人把耀州窑、汝窑近似青瓷的器物称作秘色瓷。另外高丽，即朝鲜，也产一种青瓷，叫作高丽秘色瓷，等等。但真正作为秘色瓷标准器的，应是唐五代时期的浙江余姚（现慈溪）上林湖所产的秘色瓷。

制作秘色瓷的窑址，也存有一些争议。浙东一带，自汉唐以来，除上林湖，还有山阴、上虞等地，都有青瓷窑场，上虞就有几十处窑址，东钱湖周围也有大量窑址。专家大多认为秘色瓷产自上林湖，但一直未能确认是哪座窑址。也有专家认为法门寺地宫的秘色瓷有可能出自耀州窑，因那儿离长安很近，出产的年代也合得上。

2015年10月至2017年1月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慈溪文保部门联手对上林湖后司岙窑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这次考古耗费将近一年半时间，对1100平米的窑址进行了全方位的发掘评测，收获颇丰。

在64号窑炉遗址，发现一片带字样的瓷质匣钵，上面刻写着“罗湖师秘色椀（碗）”六个字，点明这便是“秘色”。另外，又发现多个“官”字款的匣钵。这与早些年在窑址北边吴家溪一带出土的墓志罐，内刻有“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等字样所示，其位置正相楔合。

最重要的发掘在66号窑址。此处发现大量晚唐至五代的秘色瓷残器或瓷片，与唐代法门寺地宫中以及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中出土的秘色瓷，不仅在器形、胎釉特征上十分接近，而且装烧方法亦相同。如八棱净水瓶，窑址附近找到的残片与法门寺地宫内那个八棱净水瓶几乎一模一样，连同装它烧制的瓷质匣钵都找着了。

看到这些宝贝时，一向沉稳内敛的考古专家激动地发出噢噢的欢叫声，竟至两手舞动起来。在他们的考古生涯中，这样的机会是很难碰到的。

可以确定，晚唐五代时期的绝大多数秘色瓷器当为上林湖一带窑场的产品，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制瓷水平，其开创的以天青色为特征的秘色瓷产品，不仅是制瓷史上的一大飞跃，同时成了此后高等级青瓷的代名词，影响到后来包括耀州窑、柴窑、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高丽青瓷等一大批名窑生产与整个社会的审美取向。这次大规模的考古发现，得到业界的高度认可，确信秘色瓷的产地就在上林湖的后司岙窑址。

唐五代秘色瓷的存世量极少。2017年5月至7月，北京故宫博物院牵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人民政府、临安市文物馆等9家机构单位参与，在故宫博物院斋宫举办“秘色重光——秘色瓷的考古大发现与再进宫”展览，前所未有地展出了187件（组）秘色瓷。这次展览可说收罗了存世的大部分顶级秘色瓷，引起极大轰动，一时观者如云，赞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