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德国

19世纪中下叶，德国与法国之间爆发了普法战争，1871年法国战败，威廉一世正式在法国凡尔赛宫登基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第二帝国正式成立，德国终于完成了统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威廉二世抛弃了他祖父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制定的“大陆政策”，开始改行“世界政策”，由此，德国不断进行对外贸易，扩大经济版图。

在此期间，德国金融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沿着大银行勃兴、三支柱银行体系形成、股票市场快速发展三条主线，德国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得以确立，德国金融的独特性开始显现，金融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研究者们这样形容当时的德国金融局面：德国从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转变为“以工艺技巧、金融和工业组织以及物质进步为特征的民族”。

十九世纪德国钱币

1806年之前，德国归属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旧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名义上的统治者是皇帝，故而当时的大多数普鲁士硬币上都刻有皇帝的形象或名讳，这一铸币习惯也延续到了19世纪末。普鲁士的帝国阶层拥有铸币权，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地设计自己的硬币。

1758年德国塔勒

西征新疆

1874年，日本侵台，中国海疆危机凸显，清政府内部出现“海防”与“塞防”之争，一方主张先收复台湾，另一方则主张全力收复西北。当时，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在西北经营多年，他向清政府奏称：“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西北无虞，东南自固”，力主收复新疆。出于维护中国传统疆土的需求，清廷反复权衡之后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1875年，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胡雪岩在左宗棠西征时扮演了一个后勤总务的角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征期间，由于各省协饷拖欠不前，而一切军需供应又不能停止不办，左宗棠当时所用的办法是借洋债——向外国设在上海的各银行借债，待协饷到手后再去偿还。在这方面，胡雪岩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凭借个人的信用与智慧为左宗棠借得洋债，并在上海主持搜集军事情报，为西征军队购办最新出品的枪械大炮。

胡雪岩代办军火十分尽心，他来往于洋行之间，精心选择，讨价还价，大批军火得以转运西北。在上海，涉及售卖军火的洋行甚多，如新泰来、麦登司、地亚士、拿能、马德隆、琼记、太古、泰来、德生、香港南利洋行等等。胡雪岩创立的阜康钱庄，与英国渣打银行有业务往来，在结识左宗棠前，他已和上海几乎所有的洋行都打过交道，成为外商乐于合作的“官员经纪人”，因而胡雪岩为朝廷购置军火兼具天时、地利、人和。当时兰州制造局仿制了大量的普式螺丝枪及后膛七响枪，西征军在战斗中使用了较多克虏伯后膛开花炮，据此判断，胡雪岩应向专营“普国大埠加士答炮局、专铸成灵巧紧固铜炮”的香港南利洋行及德商泰来洋行购买了较多军火。而胡雪岩也确实与泰来洋行的洋商福克、满德两人过往甚密，这两人在胡雪岩的举荐下，甚至到过左宗棠所在的哈密行营，受到左宗棠的亲自接待。胡雪岩通过这些洋行采购的新式枪炮，数额巨大，仅1875年在兰州就存有从上海运来的来复枪“万数千枝”。在胡雪岩的斡旋下，西征各军的西洋武器装备率逐渐提升。

左宗棠对于胡雪岩在上海的采运工作十分认可，更是对胡雪岩在西征新疆时做出的贡献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西征新疆前，左宗棠已接触过大量西洋枪炮。1870年，左宗棠通过船政洋监督德克碑向法国购得飞轮炮，经试放较为灵巧，从而对法式武器颇为看重。但不久后，欧洲发生了普法战争，这影响了左宗棠对两国炮械的态度，他在笔记中提到，法国战败的主要原因正是德国武器比法国武器更为精利。故而在购买取向上，相比法国武器，左宗棠更倾向于德制武器。

德制武器

左宗棠如此青睐德制武器，也与中德关系升温有关。1870年代初，天津教案的发生使中法关系极为紧张，普法一战，又使德法交恶，德国为拓展自己的远东利益，有意亲近清政府，由此中德关系趋好，双向互动顺畅。当时的天津税务司是一位德国人，叫德催琳，因办事躬勤，获清廷赏四品蓝翎，自言受中国新恩，当力图报效，并称德国所制水雷，能破法国兵船，请中国派工匠前往学习。左宗棠认为可以借此机会师夷长技，于是他告诉船政大臣沈葆桢，不能只派艺局学员前往英、法、美等国学造，亦须派至德国学习制炮、造子诸法。

德制武器

左宗棠对德国及德制武器的态度，直接影响了胡雪岩在具体购办上向德制武器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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