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韦力，著名藏书家，故宫博物院兼职研究员、中国嘉德等数家拍卖公司学术顾问，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人，对古籍版本、递藏掌故等有相当的研究。著有《芷兰斋书跋》《批校本》《书楼寻踪》《鲁迅古籍藏书漫谈》《中国古籍拍卖述评》《著砚楼清人书札题记笺释》《古书之美》等。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并统治中国全境的封建王朝，当时的蒙古族贵族为了维护本民族的特殊权益，把国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其中南人是指江南地区的人民。当时的统治者极其不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儒生的地位甚至排在了娼妓之后，仅比乞丐高一等。谢枋得《叠山集》中记载：“后十六年而验，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

蒙古时期的四位可汗——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征战上，普遍重武轻文。窝阔台执政时，由于耶律楚材等人的努力，开始注意儒学对稳定社会所起到的作用，于是设立了周子祠，办起了国学，但在社会上并未造成影响，直到忽必烈登基后，情况才有较大变化。

窝阔台十二、十三年（1240—1241），燕都创建了太极书院，而太极乃是本自宋代周敦颐的理论。此后元朝渐渐受理学影响，开始在全国推广书院，清朱彝尊《日下旧闻》中称：“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下。”根据王颋先生的统计，元代有书院408所之多。

元代杭州的西湖书院性质比较特殊，与其他的中国古代书院相比较，这座书院竟然是以整修书版、校书、刻书为主业。虽然古代的书院大多都附带有藏书与刻书的功能，但像杭州西湖书院这样专以此闻世者，却仅此一家。王东、钟甦在《浙江印刷史》一书中称：“在元代的学校刻书中，在浙江地区，乃至全国都最为重要的，是西湖书院。”

对于西湖书院的这个特点，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史》中给予了这样的评价：“生产图书是书院与生俱来的一种职能，自唐代丽正、集贤书院的‘刊缉古今之经籍’，到五代、北宋时期由修书到刻书的过渡，到南宋‘书院本’的赫然面世，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书院的这种职能不断强化，到元代终于分立出近乎专门从事出版事业的书院，出现刻书专业的倾向。其时，具有这种专业倾向的书院不在少数，最具典型意义的则是杭州西湖书院。”

邓洪波说书院自唐代之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元代就分化出了一些主要从事出版事业的书院，他说这种书院其实不止杭州西湖书院一家，但还有哪些家，他没有点出来。其他学者对于古代书院的研究文章中，谈到藏版与刻书时，主要所指也都是西湖书院，看来西湖书院专以刊版为事，这是它最大的特点，也是后世学者对它的主要关注点。

按照资料记载，杭州西湖书院藏有书版20万片，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中引用吴朱钧《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的数据，称“凡经、史、子、集无虑二十余万（片），约合三千七百余卷”。要知道这是元代初年的情况，这个数量即使放在今天，也极其庞大。但是这些书版大多不是西湖书院所刊刻的，而是其接手的宋代的遗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宋代版片集中于此呢？这件事还要从宋代讲起。

自从赵构把宋朝的国都迁到了杭州，这里就成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宋代文化的繁荣在当时的全世界横向比较来看，绝属一流。虽然国都迁到了南方，但是文脉并未断绝，朝廷仍然刊刻了许多书籍。宋代，书籍已经由写本时代过渡到了刻本时代，大量刻书也就会产生大量的书版。最初这些书版分藏在不同的地方，后来逐渐汇集到了当时朝廷的最高学府——太学里面，而太学就建在杭州岳飞的府第里。这是宋绍兴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143年的事情，当时皇帝从临安守臣王㬇所请，“诏以钱塘县西岳飞宅改为国子监太学”。

清阮元的《两浙金石志》中录有元代后至元二年（1336）西湖书院山长陈泌所撰《西湖书院重修大成殿记》，此记讲述了西湖书院的来由：

西湖书院，本故宋太学，其初岳武穆王飞之第也。岁丙子，学与社俱废。至元二十八年，以其左为浙西宪司治所，其右先圣庙在焉。三十一年，东平徐公琰为肃政廉访使，乃即殿宇之旧，改建书院，置山长员主之。

南宋的太学当时跟国子监相邻而建，蒙古人把南宋灭掉之后，太学这个机构也就荒废了，太学旧址变为了元朝肃政廉访司衙署。当时徐琰任浙西肃政廉访使，他把西侧的国子监旧址改建为了书院，同时把原本在西湖锁澜桥的三贤堂也迁到了这个书院内。三贤堂纪念的是三位跟杭州有关的名人，即白居易、林逋和苏轼。三贤堂的后面是讲堂，讲堂的两侧则改为了宅舍，后面还有尊经阁。尊经阁的北面建有专门的书库，此书库里收藏的就是宋太学原藏的书籍。徐琰还专门安排了一个人来管理这些书籍，这个职位叫“司书”。即此可证，当时留下来的书籍数量十分庞大。因为书院距离西湖较近，故将其命名为“西湖书院”。

到了元延祐三年（1316），周德元对书院进行了扩建，又过了二十年，到后至元元年（1335），特默格、胡祖广再次对西湖书院进行了扩建。这时的西湖书院已经成为中国南方规模最大的书院，当时的著名文人贡师泰写了一篇《重修西湖书院记》，此记中也谈到了西湖书院的来由：“西湖书院在杭州西湖之上，故宋岳武穆王飞之第，后更为太学。至元丙子，天兵临城，学废，礼殿独存。其地与宪治实皆为岳王第，故来长风纪者，莫不以作兴为先务。三十一年，容斋徐公琰始即旧殿改建书院，且迁锁澜桥三贤堂附祀焉。三贤者，唐刺史白居易、宋处士林逋、知杭州苏轼也。置山长一员主之，遂易今名。”这段文字将西湖书院的来由讲得十分清晰，为了不没徐琰的创院之功，书院里还专门设有尚功祠来纪念他。

但是有些事情一旦换作他人，就会变成另一种局面，由徐琰建起来的西湖书院没过多少年，就再次荒废了。贡师泰接着写道：“越二十年，城燹于兵，书院亦废，象设陊剥，庭庑污秽，居人马迹交集其中，书籍俎豆狼籍弗禁。明年，三贤堂毁。又明年，尊经阁坏，学官廪稍久绝，彷徨莫知所措。”可见文明在兵燹面前，往往无还手之力。直到至元十八年（1281），众人出资重新将书院修建起来，由贡师泰写出《重修西湖书院记》，并将其刻碑，此碑幸运地保留到了今天。

图一 《咸淳临安志》一书所附杭州市区图

《重修西湖书院记》石碑原存在西湖书院内，清嘉庆年间移到了杭州府学，此府学就是今天的杭州碑林。我在杭州寻访时，特意到碑林内找到了这块碑，该碑在碑林内的编号为“D-02（199）”，处在碑廊的单独一个区域。即此可见，碑林的管理者也知道该碑极具价值。有意思的是，这块碑的背面刻着《太上感应篇》，不知为什么会将《重修西湖书院记》与《太上感应篇》刻在同一块碑上。

到了元至正年间，书院又受到了损坏，而后再次被整修起来。当时的著名文人杨维桢也写了篇《重修西湖书院记》，此记中提到西湖书院修建完毕后竟然被士兵占用，由此而遭到破坏，这些士兵被赶走后，他们又对书院进行了重新整修，文中还提到了对书版的修补。

对西湖书院的宋代版片的整理，在已知的文献记载中，始于江浙廉访使周德元，时在元延祐六年（1319）。最早记录此事的是汤炳龙所撰《西湖书院增置田记》，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次年（延祐六年），周廉使特为劝率有高訾乐助者，并取补刊书板。”根据而后的文献记载，这些书版有过几次整理，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至治三年（1323）到泰定元年（1324），西湖书院将所存宋代书版彻底地清理一过，而后编出了《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这个书目留存至今。此目仅列书名，没有卷数，看上去很简单，但却有着标志性的意义，邓洪波评价此书目道：“这是书院历史上第一个刻书书目，也是中国印刷出版史上最早的刻书书目之一。”马晓春在其专著《杭州书院史》中说：“泰定元年（1324）九月，书院整理图书形成了《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这不仅是书院历史上第一个刻书书目，也是中国印刷出版史上最早的刻书书目之一。元代西湖书院藏书刻书不仅规模较大，而且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平，成为国家重要的出版中心。”

这个书目有当时的大文人陈基所撰序言。陈基是临海人，幼年时与其兄陈褧同受业于义乌黄溍，而后与黄溍前往京师，得授经筵检讨。元末，张士诚在苏州招陈基为江浙右司员外郎，张士诚称王后，授陈基以内史之职，后迁学士院学士。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后，爱陈基之才，招其参与纂修《元史》，书成后赐金而还。陈基很看重西湖书院在传承儒家经典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其文集《夷白斋稿》中收录了《西湖书院书目序》。

陈基在此序中先是简述了西湖书院所藏书版的来由，“杭西湖书院，宋季太学故址也。宋渡江时，典章文物悉袭汴京之旧，既已裒集经史百氏为库，聚之于学，又设官掌之，今书库板帙是也。德祐内附，学废，今为肃政廉访司治所”，而后他讲到了西湖书院具体的藏版地以及书院的经费问题，“又后为尊经阁，阁之北为书库，实始收拾宋学旧板，设司书掌之。宋御书石经、孔门七十二子画像石刻咸在焉。书院有田，岁收其入，以供二丁廪膳及书库之用。事达中书，畀以今额，且署山长、司存，与他学官埒。于是，西湖之有书院，书院之有书库，实昉自徐公，此其大较也”。

在陈基看来，西湖书院所藏的书版是文化不绝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国初，收拾散亡，仅存十一于千百，斯文之绪，不绝如线，西湖书院板库其一也”。西湖书院所藏的这些版片虽然价值很大，但后来又被损坏了，面对这种惨状，有志之士仍然捐钱出力，重新将其修补。陈基序中写道： 

至正二十一年，公复厘补之。俾左右司员外郎陈基、钱用壬率其事，庀工于是年十月一日。所重刊经史子集欠缺，以板计者七千八百九十有三，以字计者三百四十三万六千三百五十有二。所缮补各书损裂漫灭，以板计者一千六百七十有一，以字计者二十万一千一百六十有二，用粟以石计者一千三百有奇，木以株计者九百三十。书手刊工以人计者九十有二。

这么详细的统计数据，足见当年补刊工作之浩大，因为所补的版片就有将近8000片。为了补这些书版，竟然用了930棵树的木材，写手和刻工则多达92位，可见这次补刊所用的人力及物力皆极浩大。

西湖书院虽然是官办，但是这些补刊费用并不是由官方补贴和划拨的，那么这些费用是哪里来的呢？根据资料记载，西湖书院的经费一部分是靠学田收入。官府曾经划拨给书院一些田地，在书院创建的初期，就“有田，岁收其入，以供二丁廪膳及书库之用”，后来书院的义田面积越来越大，最多时有1923多亩。书院经费的另一个来源，则是有关部门的拨款和一些官员的私人捐助。比如元元统元年（1333），大成殿损坏，需要一笔巨资进行修补，于是“稗儒司以浙右郡、县学、书院羡财助之”。

对于私人捐款，最为详实的记载出自黄溍所撰《西湖书院田记》，记中提到了本郡一位叫朱庆宗的人给西湖书院捐田275亩。朱庆宗的两个儿子都曾在西湖书院肄业，为了表示感谢，朱庆宗捐出了这些田产，并特地告知官府。黄溍的文中没有提到这两个儿子是否最终有了功名，以理推之，应当是有了好的结果，朱庆宗才捐田作为酬谢。有意思的是，朱庆宗还提出了附加条件，明确指定捐田的收入必须专款专用，“凡书板之刓缺者补治之，舛误者刊正之，有所未备者增益之”，他要求这一部分收入只能用于书库的维修以及补刊书版，管理者不能挪作他用。捐田专为保护书及书版，这样的历史故事我仅知道这一例，所以我觉得这位朱庆宗很值得尊敬，应当给他戴朵大红花，授予他“出版积极分子”的荣誉称号。

中国传统文人很看重文献传承的延续性，黄溍也是如此，他在《西湖书院田记》中谈到了书版的传承：“顾所以赡之者田，皆薄瘠且远在他州县。富岁所输犹多，不登营缮廪给之须，或匮乏而弗继，未有余力及其书也。”同时，记中特意讲到了苏轼为李常所作的藏书记，以此说明书籍能够广泛传播，才是最重要的理念。

昔苏文忠公记李氏山房藏书，以为物之悦于耳目，适于用而不敝不竭，随人之才分求无不获者，惟书耳。李氏于其书既取而用之，而书固自如未尝少损也。夫书诚可悦而适用，不敝不竭矣，使传刻者岁滋久而常无弊，则摹造者日益广，而岂有竭哉？向之书院若白鹿洞，若岳麓，非朝廷所赐，无以得书。今也以布衣之士而垂意于学校之事，不患其居之不崇、食之不丰，而患其书之不完。此仁者之心、无穷之惠也。学者宜无求而不获，能玩味其英华而究极其根柢者，几何人哉？苏公所以叹古人得书之难，而其学非后世所及，后世之书多且易致，而学者益以苟简也。苏公，书院之先贤，显诵其说而推明之，以为记。庶几来者主张是而勿废，且以劝夫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者焉。

西湖书院不止收藏和整理旧版，这里也刊刻新的书籍版片，比如岳飞后人岳珂的《金陀粹编》就刊刻于此院。余外这里还刊刻过不少的书，例如元代藏书家苏天爵所编的《国朝文类》。这部书编成之后，由翰林院国史院待制谢瑞等进呈给国史院，提出应将此书刊版印行。该书乃是一部元代诗文总集，内容颇为重要，谢瑞等人提出应将其刊刻发行，这个请求转呈到了礼部，礼部又转呈到了中书省，中书省同意之后给浙西肃政廉访司下文，而后由廉访司交西湖书院刊刻印行。这套程序走下来，也颇费周折。

为什么这部书要放到西湖书院去刊刻呢？因为自宋代开始，杭州刻本的质量已然是天下第一，宋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说：“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

西湖书院接下了这个任务，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将这七十卷本的《国朝文类》刊刻了出来，而后经过相关部门审定，又对印样进行了补正，直到至正二年（1342）才正式刷版发行。西湖书院刊刻的另一部大部头书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此书有三百四十八卷之多，其付梓过程仍然是几经申报，到泰定元年（1324）由西湖书院刊版发行。十余年后，到了后至元元年（1335），又再次进行校补，重新刊版发行。

即此可见，西湖书院既有教学任务，同时还收藏书版、刊刻书籍，这样的书院颇为少见，故而邓洪波称：“为了适应书院教学、刻书、藏书三事并举，尤其是以修补宋学书板、刊印图书为主的工作需要，西湖书院的组织结构也有别于元代一般书院。首先，置山长一员，主持教学工作之外，‘异时书库官之所掌悉隶焉’。也就是说，西湖山长除其他山长应负的职责之外，还要多出一份宋代太学书库官掌管‘所刻经史群书’的工作任务。”正是因为这种安排，才使得西湖书院所刻之书受到了后世的赞誉，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称赞元代书院刻书之精，认为这样的结果有三个原因：“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

顾炎武说元代书院刻书精善的原因，是因为山长无事，所以整日校对，这种说法如果让西湖书院的历任山长们听到了，当然不乐意，但是他们不惜工本地刊刻书籍，却是实情。而西湖书院刻书在社会上影响如此之大，顾炎武认为是因为这些书版没有存在官府之内，所以民间请印比较方便。

然而毕竟年代久远，流传至今的西湖书院本其实并不多，如今大多进入了公共图书馆，比如西湖书院刊刻的《国朝文类》在国家图书馆里就藏有整部，《文献通考》在国图和北京市文物局也有收藏。西湖书院所刻之书受到了后世研究者的高度称赞，隗静秋在《浙江出版史话》中称：“西湖书院的藏书除了内容丰富、数量庞大外，其所藏图书、版籍还以质量好闻名于世，其中不乏善本、珍本。西湖书院藏书，源自南宋太学，故其质量更为上乘，无论是字体、用墨、纸张、刻工、印刷都是第一流的，校勘也是精益求精。这不但是元代其他书院所不具备的，也是其他藏书机构与个人藏书家所无法比拟的。”邓洪波也认为：“从传世书目和传世图书实物来看，西湖书院‘书刻’数量之大，质量之高，既称闻于当时，更有名于后世，将其称作元代国家出版中心实在当之无愧。”

进入明代，杭州西湖书院仍然保留着这些宋代的版片。再后来，这些书版以及藏书全部搬到了南京，西湖书院在印刷出版史上的辉煌到此基本结束。赵连稳、朱耀廷在《中国古代的学校、书院及其刻书研究》一书中称：“杭州的西湖书院是宋元官刻书版的集中地，明朝把这些书版运到南京国子监加以保存，如万历以前刻印的监本《廿一史》中，《宋书》书版2716片，《梁书》970片，《南齐书》1061片，《陈书》556片，《魏书》3385片，《北齐书》716片，《后周书》877片，就是采用宋刻‘眉山七史’刊本。”

明朝初年，杭州西湖书院改为了仁和县学，由此结束了它在书版传承史上的重要使命。幸运的是，西湖书院的遗址还有迹可寻，而今杭州市庆春路与延安路交叉路口处的红楼，就是当年岳飞府第遗址，也同样是元代西湖书院所在地。

2016年1月19日，在浙江图书馆吴志坚主任的带领下，我前往此地探看。而今的庆春路是杭州的街区主干道。在前往的路上，李师傅说原来这一带的道路极其狭窄，是前些年将其拓宽成了现今这等宽敞的大马路。吴主任告诉我这里原本是古代杭州有钱人的聚集区，曾经有大量的精美古建筑，但都在拓宽这条道路时被彻底拆除了。这种事情听来只能让人感慨，同时也加深了自己的无力感，唯一庆幸的是这著名的西湖书院还有迹可寻。

图二 红楼前的介绍牌

图三 碑林所藏光尧石经原石

在这两条主干道交叉口的位置上有一座天桥，天桥的下方就是红楼前的广场，广场的花坛里一字排开立着五块金属介绍牌，第一块上面题有“红楼（浙江省高等法院和杭县地方法院旧址）”，后面的文字则讲述了成立于民国十九年（1930）的浙江高等法院的历史，并讲述了而后的拆迁过程。在这篇简介的最后一段，终于提到了此前的历史：

此地南宋时曾为岳飞府第。后改太学，贮有宋高宗及吴皇后所书《左氏春秋传》等石经，称“光尧石经”（现尚存八十余石，藏杭州碑林）。南宋时有国子监书库，贮宋刻书版二十余万片。 

读到这段文字，真是感谢这位书写简介的人，他使得我的寻访总算有了依据。这里提到的光尧石经，当天上午我在碑林内刚刚欣赏完，它们能够保留下来，已然就是奇迹。

而今所见的红楼，确实是用红砖砌成的。其实从侧边看，有一段用的是灰色砖，吴主任认为这样红灰相间其实更漂亮。红楼外立面雕造的西式花饰，竟然保留得极其完整，然细看砖面，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风化。今天的红楼已成为杭州市建设陈列馆，从门廊上挂着的横幅得知，里面正在举办“守望美丽乡愁”展览。

这个展览可免费参观。从正门进入，迎面影壁上刻着的前言里介绍了这里的历史。一楼的正厅面积不大，里面所展均是杭州城历史的变迁。墙上的展板则是系列“红楼周边历史”，其中第一块展板就是西湖书院，然而所配图像却是白居易。另一块展板上列有国子监和太学位置图，即此能够得知，当年此地，太学在中间，国子监在左侧，右侧则为武学。

图四 今天的红楼已成为杭州市建设陈列馆

图五 红楼上的西式花饰

图六 国子监、太学地理位置图

图七 “美丽乡愁”展览

沿着参观路线继续向内走，顶头的大房间里展览着“古代杭州城市变迁”，其中有一些历史实物。沿着木扶梯登上二楼，这里展览的是一些摄影作品，其主题正是“美丽乡愁”，内容均是杭州的老建筑。就摄影技巧而言，我觉得哪张照片都比自己拍的高明许多倍，也可能自己太过愚钝，我从这些照片上看不出乡愁的美丽。细细浏览一过，也没有发现我未曾找到过的古代藏书楼。想一想，也许是自己的心态也太过功利，毕竟对今人来说，或者说对大多数人来说，费尽心力到处寻找藏书楼，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一种行为。

我觉得自己不应当以挑剔的眼光看待这“美丽乡愁”展，于是推开二楼的阳台门，站在宽大的露台上，想在这里吹吹风。北京这时已是数九寒天，但今天的杭州却阳光明媚，微风拂面。十字路口车来车往，构成了一个流动的世界。我望着天桥下的广场，想象着当年西湖书院书楼里堆满书版的情形，仅凭想象就能引起我心里的震撼，而今“物是人非事事休”，不，应当是“物非人是”。虽然难以再造辉煌，但毕竟还有这文字里的历史，已足够支撑我追念前贤为了藏书事业所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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