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于一个国民党爱国军人家庭。我的人生悲喜亦缘于此。

我的父亲钱国勋，毕业于国民党黄埔军校第六期。国民党为了营造空军，办起了空军军官学校。我父亲从陆军选派到空军，成为空军军官学校的第一期毕业生。

作者父亲钱国勋

父亲能驾机作战，但主要职务是飞行教官，培养飞行人员。他们的航校驻扎在杭州笕桥机场。1937年8月14日，日本海军鹿原航空队的轰炸机从台湾起飞，袭击国民党杭州笕桥空军基地。驻笕桥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机迎战，击落敌机3架，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此时，我父亲正进入飞机驾驶舱，准备升空作战。不料敌机丢下炸弹，将父亲击伤，父亲被急送杭州广济医院抢救。杭州笕桥8·14空战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海内外不少报纸对此都作过大篇幅的报道，高志航和我父亲钱国勋的名字也都出现在报道中。

杭州沦陷后，父亲所在的航校迁到大后方成都，我和母亲、妹妹等亦随同前往。我和妹妹钱奕森读的是空军子弟学校。由于学生全是国民党空军高级军官的子女，学校教育既正规又严格。我的家虽在学校附近，但我和妹妹吃、住全在学校。父亲经常抽空来学校看望我们兄妹。

1948年，母亲把我和妹妹从成都带回杭州，因为我的母亲是杭州人。父亲此时在国民党驻沈阳的空军部队任职。由于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节节败退，父亲所在的国民党空军部队亦打算撤向南方。我们从成都回到杭州不久，父亲突然来到家里，把我们全家带到林司后附近的一户亲戚家里吃饭。这顿饭非常丰盛，年幼的我乐不可支，父亲却没有往日的笑容。饭后，父亲就离别我们，说是要去广州，还说以后有机会会来看我们的。谁知这一别，成了我们的永诀。我的哥哥钱奕强长我4岁年纪，父亲很早就把他带入国民党航校读书。1949年国民党军溃逃时，哥哥被带到了台湾。

1949年，我考入杭州市中（后并入杭高，现为杭州一中）。市中在杭州曲荷风院，岳坟、西湖近在咫尺，环境非常幽雅。我在那儿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并迎来了杭州的解放。我的同班同学徐匡迪（后任上海市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的家在长生路，我家在孝女路，两家相距不远，课余时间，我们经常骑自行车出游，在湖边的石凳上我们津津有味地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名著，从小就结下深情厚谊。

作者（右三）和老同学等在北京重逢

杭州市中毕业后，我考人了浙江湘湖师范学校。湘湖师范当时在浙江颇负盛名，校址在萧山城厢镇的祇园寺内，房屋很破旧。我学的是音乐，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湘师举办的一次音乐会，有10多个节目，除了我的钢琴独奏外，还有好多节目也有我参与。湘师毕业时，校长刘路平和音乐老师桑送青认为我不仅有音乐天赋，也很刻苦努力，有意将我保送到上海音乐学院去深造。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个平时非常嫉妒我的人在暗地里撬开我的皮箱，把我父亲的照片“公布于众”，说我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希望国民党回来”。这一来，不仅我没能去成上海音乐学院读书，刘路平校长和桑送青老师也被搞得非常难堪。

1954年，我从湘湖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临浦区校，教语文、体育、音乐等课。任教2年后，母校湘湖师范把我要回，从事音乐工作。又没多久，我被调入萧山中学担任音乐教师。这一来二去的，时间已到1957年了。

1957年3月上旬，《杭州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将领，子女在杭州，受到政府的多方照顾、关怀，生活得很好。刊登这篇报道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当时我们也没在意，后来有人说这篇文章中写的国民党将领就是我的父亲。

1957年夏，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一位姓方的解放军干部在萧山县委统战部领导的陪同下来学校找我。方同志说：“你的父亲钱国勋目前是国民党金门、马祖守备部队的空军少将副司令，你哥哥钱奕强也是国民党空军的一名飞行员，我们希望你能写些稿件，劝说你父亲、哥哥弃暗投明，脱离蒋帮，回到大陆。”我身为国民党将领的子女，解放这么多年来，政府和人民从没有岐视过我们，相反的，却处处关照、厚爱、重用我，我心里一直非常感激。于是，我按照方同志的要求写了一篇稿子。我说：“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就要到了，中秋的月亮最圆，这也是家家户户团团圆圆的时光。每逢佳节倍思亲。父亲、兄长，你们在海峡的那边，我在海峡的这边，我是多么想念您们那！我盼望您们快快投向人民解放军，跟着蒋匪帮在台湾是没有前途可言的……”我在稿子中还写了国家欣欣向荣的建设、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秋节这天，我的稿子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播出。那时个别老师和学生有无线“矿石机"的，他们收听到了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播送的稿件，跑来告诉我：“钱老师，我们听到您的文章了，写得真有感情。”这以后的每年中秋、春节两个节日，我都应约向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写稿。我的母亲非常善良、贤达，我每次铺开稿纸动手写稿时，她总要叮嘱我：“人民政府待我们多好啊，从没有嫌弃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写上去，让你爹听听，要他不要再自己人打自己人了。”我的妹妹钱奕森也很有见解，她说：“哥，稿子一定要写得感情丰富，以情动人，让爸爸、哥哥听了不再为国民党卖命，立即起义，投奔大陆。”

作者和母亲、妹妹一起商量给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写稿

我自己很难说我的对台宣传稿子起到了什么作用，但后来我知道，我的大哥钱奕强曾是台湾空军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多次驾机骚扰过我大陆东南沿海，还对我解放军战机使用过“响尾蛇”导弹。后来，大哥对台湾当局越来越不满，加之当时有几个台湾空军飞行员驾机向我解放军投诚。这样，台湾当局为了防止我哥向解放军投诚，就不再让我哥哥驾驶战机，我哥哥也就离开蒋帮军队，到新加坡寻求发展。

1959年，由于我家庭出身的特殊原因，我被萧山县统一战线工作部门协商安排为第二届县政协委员（我当时是最年轻的委员）。当我收到那张油印的邀请函时，激动得流下了泪水。那时候，解放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是我们国家的一项重要使命。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每天向盘踞在金门、马祖岛上的国民党守军炮击。我在政协的几次会上都积极发言，表示坚决拥护解放台湾，继续规劝父亲和兄长认清形势，弃暗投明。

五十年代末期，萧山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刚刚办起来的几所初中缺乏教师，我从萧山中学调到萧山六中任教，我的夫人亦从萧山调入戴村乡校任教。萧山六中当时在戴村墙头村，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我和夫人的两所学校相差5里路，对女儿的照顾非常不便。大约是1960年吧，我向前来约稿的南京军区有关人员说起这个问题。军区的同志很关心我，通过萧山县有关部门，将我夫人调到临浦镇小任教。这样，对女儿的照顾便当了，因为我岳父、岳母的家就在临浦镇上。沐浴着政府的厚爱关照，我从事教育事业的劲头更足了。我所教过的几个班级，几乎人人都会来乐器。这些从学校毕业又回到农村的小青年，大多成了当年农村俱乐部的文艺骨干。

从1960年开始，我们国家遭受了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物资供应非常紧张，食堂里吃的青菜、萝卜，全是白开水煮的，见不到一点油星子，不少教师甚至在课余去拣草根、挖野菜补充粮食。萧山县有关部门对我尽了最大的照顾和关怀，向我每月供应1斤鸡蛋、1斤猪肉、1斤白糖。如果不买猪肉，则可购买1斤菜油。这个待遇在整个六中的教职员工队伍中只有我1个人享受。后来我知道，萧山县能享受到这个待遇的人也是为数不多的。这件事虽说已过去四五十年了，但我每每想起它，心底里就会涌起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还有一件事情，也使我永生难忘。1961年，陈毅副总理提出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当时，台湾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气焰十分嚣张，我这个和台湾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人却再次被重用，上级将我保送到杭州教师进修学院带薪进修1年，嗣后又让我在浙江师范学院业余进修4年，让我取得浙江师范学院的毕业证书。后来，我就靠这张文凭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

1966年下半年，宁静的六中校园被文化大革命的喧嚣声搅乱，一场恶运也随之降临到我的头上。我的档案材料被别有用心的人全部抛出，饭厅门口出了一个大字报专栏，专栏标题是“请看钱奕正的反动真面目。”专栏大字报说我是“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后代”“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渣余孽”“危险分子”“黑六类”等等。还有一幅漫画，上面画一个中国地图，长相怪异的我背着一架手风琴，一只脚踏在大陆，另一只脚踏在台湾岛上。一些人对我轮番批斗，恶意进行人身攻击，还在我蒸饭的盒子里故意撒进石砂，让我吃不成饭。一次，一伙人强行把我押解到当地派出所，要求派出所对我“逮捕法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姓姚的派出所长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年代里，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反问那些人：“一个人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他所走的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你们凭什么要求我们对钱老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凭他的出身？这没有道理嘛！”那伙人在正直的姚所长面前碰了一鼻子灰，把我放在一边，悻悻而归。

1969年，我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从萧山六中调到义桥初中，几年后又调入湘湖师范。但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个怪胎到处都在躁动，一些人将我的材料送这送那，使我一直笼罩在“国民党反动军官后代”的阴影里。文化大革命期间，军内也受到了干扰，南京军区每年向我约稿的同志也不再来了，我心里想好了的许许多多规劝父亲、哥哥弃暗投明的话语再也无法通过电波传递到海峡对岸。

1976年10月，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为标志，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终于结束。军区的有关人员也和我取得了联系，我又继续向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写稿，展开统一战线和对台宣传工作。这时我从一些渠道得到消息，父亲已经离开了国民党金门、马祖守军部队，而我的弟弟钱奕虎（与我是同父异母）却成了国民党军队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停止活动的萧山县政协，在1980年6月又开始运转，被推选为县第五届政协委员。从萧山县第二届政协以来，我一直是政协委员。当我们这些历尽磨难、劫后余生的委员在10多年后又相逢一起时，心中个个感慨万千，但我们面对明媚的春光，都表示要利用政协的平台，加倍努力发愤工作，把各项事业做得更好。

我的父亲、弟兄虽曾在台湾军界身居要职，海峡两岸也长时期处于敌对状态，但令我欣慰的是，我在台湾的亲人都是主张一个中国的，痛恨那些数典忘祖、背弃民族、分裂国家的台独势力分子。我父亲在1995年那年以91岁高龄去世，生前他念念不忘的是1949年留在大陆家里的我和我妹妹钱奕森。我的弟弟钱奕虎，九十年代初曾任国民党金门守军司令，后升至陆军中将、黄埔军校副校长。民进党得势掌权后，像我弟这样坚持一个中国的军界要员都被撤换。目前，我也定居海外，能有机会与兄妹们进行联系（我妹钱奕森也定居美国），我要利用方方面面的关系，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应有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