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这座宅院的人，就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1888—1971）。他是河北高阳人，因此将老家的四合院布局带到了杭州西湖；他原名张英杰，号燕南，就将自己的名号“燕南”刻在了自家的门额上。

燕南寄庐建于1930年，至今已有80多年历史。其间，这座老宅中曾留下不少名人足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

   张英杰小时候家境贫困，8岁那年就随家乡逃荒的人群走到天津。后在天津“隆庆和”班学艺。1900年由于八国联军的入侵，“隆庆和”戏班停演。张英杰便跑到上海去寻找大哥。在大哥的资助下，他又在上海继续学戏。

1901年，13岁的张英杰第一次来杭州演戏。当时，杭州城外的拱宸桥已经相当热闹，当地有“天仙”、“景仙”、“荣华”、“丽春”四大茶园。张英杰是在天仙茶园内演出。当时，演艺界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跟着已经出名的演员的艺名来取自己的艺名。有的在前面加一个“小”字，有的在前面加一个“盖”字。当时演老生的演员中，名气最大的是谭鑫培（小叫天）。有人建议说：“就叫‘小小叫天’吧！”但是，也有人嘲笑说：“他也能与‘叫天’连在一起？不配！”

燕南寄庐大门

年少好强的张英杰一生气，干脆取了个艺名叫“盖叫天”。他说：“我非得和‘叫天’紧挨着不可！偏叫‘盖叫天’！”就这样，杭州的演艺界出现了一个新艺名——“盖叫天”。

没有几天，这个在杭州诞生的艺名——“盖叫天”，就开始叫响了。在天仙茶园，盖叫天第一天演的是《天水关》中的老生诸葛亮。演完后，台下不少观众认为：“这个小诸葛亮还有点味道。”第二天，盖叫天出演《翠屏山》中的武生石秀，又把武生演技充分地展现了一下。第三天，他又演《断太后》中的老旦李后。一个13岁的孩子，连演3个不同的角色，居然还演得相当出色，于是一炮打响，“盖叫天”三个字从此走红江浙一带。

盖叫天因为杭州是他的发祥地，所以，就与杭州结下了特殊的感情。这也为其日后定居杭州埋下了伏笔。

早年，盖叫天虽然常来杭州演出，但常住地一直是在上海。盖叫天来杭州定居大约是在1917年。那时，他在杭州并无私房，只是租房居住。1925年，盖叫天用多年的积蓄买下了杭州西湖金沙港2.58亩土地，准备建屋。但那时盖叫天的积蓄不多，买下土地后，已没有建房的资金。所以，这座燕南寄庐是在5年以后再兴建的，建房用的木材、砖瓦都是在长年累月的积攒中筹集的，等一切材料都准备就绪后，才开始动工兴建。

盖叫天当时已经成名，为何盖一座房屋会如此艰难呢？这就要讲到他耿直的性格和可贵的人品。

盖叫天演武松、石秀、燕青等英雄豪杰，也崇敬并仿效英雄气节。在旧中国，他始终坚持一条原则——不为达官贵人唱“堂会”。他生前曾说：“我表演草莽英雄，是因为我爱那些英雄。你们知道唱‘堂会’是如何丢人吗?上面演员唱戏，下面那些公子哥儿搂着女人的脖子嘻嘻哈哈。这种场合里叫我怎么演武松！怎么表演英雄！当然，我不能要这样的钱，不能为要这样的钱而糟蹋了艺术，更不能为要这样的钱对不住古来的英雄。”

盖叫天在旧中国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作风：不管开码头开到什么地方，他一概不作兴“拜客”。完全凭自己的真本领吃饭，不管人家捧场不捧场。为此，他曾得罪不少恶霸、地头蛇。那时，唱戏就是吃“开口饭”，也就是走江湖，干这个营生要是事前不跟当地的恶霸、地头蛇打个招呼，拉拢拉拢（也就是“拜客”），就难免处处受到打击，被逼离开。盖叫天曾在自述中说，有一次就因为当地的恶势力蓄意捣乱他的演出，他忍无可忍，被逼从台上打到台下，从院里打到院外。

所以，在旧中国，盖叫天的日子过得相当艰难。他曾回忆说：“有多少次，我想着自己南北都有了点名气了，但到十二点还没米下锅。孩子们吵着向我要吃的，要穿的，我痛苦，难过，从胸前凉到背心。甚至痛心得要惨然泪下。”

由此可见，当年盖叫天能盖起这座燕南寄庐是多么的不容易！

燕南寄庐落成于1930年，那时的门牌号为“金沙港34号”（现在的门牌是“赵公堤26号”）。由于西湖金沙港地区位于杭城（老城区）郊外，整个地区一直没有架设电线，所以，燕南寄庐与其他房屋一样，夜间照明一直是用煤油灯或蜡烛的。

新中国成立后，戏曲艺术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主办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各地有23个主要的剧种参加，上演剧目多达90余个，参加演出的戏曲工作者多达1600余人。这样大规模地把民族戏曲进行集中展示，这在中国戏剧史上还是第一次。观摩演出大会闭幕时，盖叫天与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袁雪芬、常香玉、王瑶卿等7人获得了大会最高奖——“荣誉奖”。盖叫天也在这个大会上认识了新中国的总理周恩来。

1953年9月，盖叫天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周总理关切地询问他在杭州的生活起居情况。盖叫天说：“我生活得很好，就是住的地方没接上电灯不方便。”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等盖叫天回到杭州，家里已安装了电灯。

1957年，周恩来陪同外宾访问杭州时，曾与陈毅元帅冒雨步行至燕南寄庐探望盖叫天。陈毅元帅还亲自为盖叫天题写了“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的对联，为盖叫天的一生作了生动的概括。

这年8月18日，盖叫天在浙江日报编辑部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动情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盖叫天已是过了65岁的老人，演戏的时间少了，更多的则是指导年轻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诲人不倦。凡是遇到有人向他请教，他总是耐心指教，不断示范，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留一手”。当时的浙江军区文工团京剧队以及舞蹈队的演员们，就常常来燕南寄庐向盖叫天请教。所以，那时的燕南寄庐也就成了免费培训房。

1956年，燕南寄庐出现了房屋失修现象，省人民政府获悉后，特地拨出专款为盖叫天修建寓所，并根据盖叫天先生的意见，对房屋的某些部分作了改建。

同年10月10日，中央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在上海举办盖叫天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大会。中央文化部代表、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田汉，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欧阳予倩到会，分别代表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向盖叫天致以热烈的祝贺。

四合院格局的燕南寄庐

浙江省没有召开类似的祝贺大会，而是组成了一个由省长沙文汉带领，成员有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商景才、省文化局局长黄源、浙江文联主席宋云彬、浙江文联副主席陈学昭、浙江图书馆馆长张宗祥、著名越剧演员姚水娟、著名绍剧演员六龄童等的祝贺团，于10月14日来到盖叫天的家——燕南寄庐，共同向盖叫天先生表示祝贺，并为盖叫天举行祝贺宴会。在祝贺现场，浙江文联主席宋云彬和浙江图书馆馆长张宗祥还为盖叫天送上一对乾隆年间在御窑里制造的江西瓷碗。

这种特别的祝贺形式使盖叫天兴奋异常，他一再离席表演了武松的身段和燕青夜行的身段，还自己操琴演唱了汉调“诸葛亮祭七星灯”中的一段。宋云彬、姚水娟、六龄童也在席间清唱了昆曲、越剧和绍剧。

燕南寄庐见证了党和政府对艺术家的尊敬和关爱。

“文革”爆发后，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盖叫天曾一度被保护性地安置在孤山后面的一座小楼内。后因盖老非常想家，加上孤山蚊子多，生活不便，所以，等情况稍有平静后，盖叫天返回了燕南寄庐。然而，后面的风暴更加猛烈。在残酷的批斗中，盖叫天的腿被打断（以前演戏曾跌断过）。他的家——燕南寄庐也被抄了，数十辆卡车，满载盖家的衣物家具、古董字画绝尘而去。盖叫天也被“扫地出门”，离开了这座已经居住了30余年的老宅。

1968年，被下放农村劳动的盖叫天夫妇回到杭州，却被赶到松木场附近一间面积不到6平方米，白天不见阳光的小屋里。盖叫天就是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三年。但是，在这场风暴中，盖叫天并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他曾深情地对妻子说：“我这一生中，周总理是知道的，共产党是知道的。”1971年1月15日，盖叫天因病告别了人生，告别了他热爱的京剧艺术。

1978年，浙江省文化局为盖叫天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有关部门分配给盖家一套公房（中套）。在落实私房政策的工作中，盖叫天的夫人薛义杰于1979年5月7日，主动向房管部门提出：“我们考虑到目前国家住房紧张，我的态度是：不要归还原住房，请房管部门按照党的政策，将我原住宅予以合理折价归还。”后来，房管部门便按照当时的收购价（每平方米20元），收购了这处建筑面积为690.87平方米的老宅。

如今，燕南寄庐已被辟为“盖叫天故居纪念馆”，并成为青少年教育的“第二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