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初，備受我們大家尊敬的馮其庸先生與世長辭，劃上自己人生圓滿的句號。自馮先生走後，我一直想寫篇紀念的文字，但頭緒紛繁，不知從何處下筆，以致我推動編輯的《文匯學人》一組紀念文章，自己卻付之闕如，但思念之情，時時湧現。今借《敦煌吐魯番研究》紀念專號，略敘與敦煌學相關的二三往事，以表追念。
馮先生自己沒有很多敦煌學方面的論著，但他是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顧問，而且是一位難得的又顧又問的顧問。在他關心的大西北、大國學中，敦煌是一個重要的點，這裏既是向西域進發的中原文化起點，又是西方文明進入中國的首站，是大西北之學、是大國學不可或缺的關節點，而敦煌學也提供了大西北與大國學的豐富素材。 陪冯其庸先生考察楼兰（出发前） 我認識馮先生較晚，記得比較清楚的第一件事，是1995年8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在吐魯番召開“敦煌吐魯番出版工作研討會”，參加者是一些學會成員，還有一些出版過敦煌吐魯番著作的出版界的朋友，沒想到，已經是72歲的馮其庸先生卻現身夏季高溫的吐魯番盆地，與我們大家一起開會、考察，端着相機到處拍照，樂此不疲。我原本以為馮先生就是借這個機會來新疆轉轉，其實從同行的孟憲實、朱玉麒那裏知道，馮先生已經多次來新疆考察，足跡遍及天山南北、大漠東西。 与冯其庸先生在敦煌莫高窟 在吐魯番的會議之後，我們一起前往庫車、拜城一帶參觀，那時的公路和車輛都不能和今天相比，所以從吐魯番到克孜爾，要走大概整整一天的時間。我們一大早出發，大概在黃昏時分，來到庫車西面鹽水溝一帶，夕陽照在克孜爾山（紅山）上，層巒疊嶂，山體顯現出各種不同的姿態和色彩，大家紛紛拍照留念。馮先生舉着長筒相機，一邊拍照，一邊誇讚山色之美。我們隨後乘車繼續西行，天色黑暗下來，汽車沿着陡峭的傍山公路行駛，望之頭暈目眩，大多數人都閉目休息，直到午夜時分，才到達克孜爾石窟。沒想到，馮先生并沒有休息，而是在構思更為宏闊的壯麗山水畫卷，後來他用自己的畫筆，描繪出這裏一片片紅彤彤的山色，我每次看到他的《古龜茲國山水》《龜茲玄奘取經古道》《鹽水溝群峰》等畫作，都為之震撼。回想起這一片奇山異石，看馮先生筆下的色彩，再讀他的詩句：“平生看盡山千萬，不及龜茲一片雲。”（《題龜茲山水二首》之二）才能夠真切地感受到，在馮先生的心中，大西北的地位之高，真是難以用語言敘述的一種情懷。 冯其庸先生作品《龟兹玄奘取经古道》 第二件事，是1999年我在協助季羨林、周一良、饒宗頤先生編輯《敦煌吐魯番研究》年刊第四卷，這一卷的主要內容，是我與美國耶魯大學韓森（Valerie Hansen）教授主持的“重聚高昌寶藏”項目成果，其中一組是有關宗教方面的，有業師張廣達先生關於吐魯番漢語文書中所見的伊朗宗教蹤跡，韓森討論吐魯番墓葬揭示的信仰改變以及中國人是如何皈依佛教的，姚崇新論高昌國的佛教與佛教教團，孟憲實論高昌王麴文泰對玄奘西天取經的贊助，党寶海考證吐魯番出土的《金藏》大藏經殘片，我本人探索唐代西州的道教流傳和道教經典問題，馬小鶴研究摩尼教文獻，陳懷宇系統闡述高昌回鶻景教問題；另一組是歷史研究，有鄧小南從婦女史角度研究6—8世紀吐魯番的婦女，吳震研究高昌西州的胡人，李方以史玄政為例討論唐西州胡人的生活狀況，伊斯拉菲爾·玉蘇甫解讀吐魯番新發現的回鶻語文書，武敏探討吐魯番出土的絲織品，盛餘韻（Angela Sheng）討論6—7世紀西北邊境的紡織生產，胡素馨（Sarah Fraser）討論吐魯番的考古藝術品，斯加夫（Jonathan Skaff）研究吐魯番發現的薩珊銀幣和阿拉伯-薩珊銀幣，陳國燦討論唐前期戶稅。不論選題的廣泛，還是研究的深度，都可以說把吐魯番研究大大地推進了一步，而作者隊伍，也是集當時研究吐魯番的一時之選。然而，就在這時，出版資金出了問題。從創辦開始，《敦煌吐魯番研究》的資金就是由香港方面支持的，這筆資金原本是中華文化促進會資助饒宗頤先生每年出版一期《九州學刊》敦煌學專號的，我幫助饒先生編輯了兩期專號後，覺得這筆錢在大陸可以支持一個專刊，於是經過一番努力，把這筆錢轉而在北京創辦了《敦煌吐魯番研究》。到了第四卷的時候，不知何故資金沒有到位，幾位老先生也是一籌莫展。於是，我們想到馮其庸先生，由柴劍虹出面，向馮先生匯報了情況。馮先生一口答應幫忙解決，不久就安排了一位企業家與我們編委的幾個同仁開會，那位企業家聽了情況說明後，溜之大吉。馮先生聽說後很生氣，隨即自己掏腰包，給了我們出版一卷的全部經費，讓這一卷吐魯番專號按時順利出版，解了我們的燃眉之急。從這件事可以看到馮先生對於敦煌吐魯番研究事業的支持，如果沒有馮先生的雪中送炭，《敦煌吐魯番研究》恐怕到第三卷就會夭折，那樣就應了日本學者在我們創辦刊物時說的一句話，“有很多三期刊物”，就是辦了三期就辦不下去了。好在我們有馮先生，讓我們度過了難關。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 第三件事，是2006年洛陽發現一件唐朝景教經幢，上面刻寫着《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和《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幢記》。早在1992年，我就和林悟殊教授合撰《所謂李氏舊藏敦煌景教文獻二種辨偽》，辨析號稱得自李盛鐸家的所謂小島文書《宣元至本經》為今人偽造，而李盛鐸所藏《宣元本經》即《宣元至本經》，是真品。景教經幢發現後，個別人散佈謠言，說新出經幢證明我和林悟殊的說法是錯誤的。事實上，傳這話的人對景教文獻毫無知識，新發現的唐朝景教經幢所刻寫的《宣元至本經》與李盛鐸舊藏《宣元本經》相合的地方，文字完全相同，只是敦煌寫本缺失後半，經幢又沒有下半截，所以各有所缺，但兩者對照，幾乎得見全經原貌，也在證明李氏舊藏《宣元本經》，就是《宣元至本經》，其名見於伯希和在敦煌藏經洞所獲《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後的《尊經》所列景教譯經名表，李氏舊藏是真經。 景教經幢出土不久，馮其庸先生就從洛陽友人、碑刻研究專家趙君平先生那裏得到一份精拓本，於是對照李盛鐸舊藏《宣元本經》圖版，撰寫了《〈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全經的現世及其他》，論證了經幢本和敦煌寫本《宣元本經》的同一性，肯定了李氏舊藏的真品價值，同時也經過對比小島所獲《宣元至本經》文本，與經幢本相去甚遠，從而堅定了我和林悟殊認為其是一件偽經的看法。這篇文章在《中國文化報》2007年9月27日整版刊登出來，我讀後備受鼓舞，也驚歎馮先生對於敦煌景教寫本研究之熟悉，他雖然很少直接寫有關敦煌文獻的文章，但動起筆來一點都沒有外行話。我們的文章原本發表在海外的《九州學刊》第4卷第4期敦煌學專號，雖然後來收入個人文集，但看到的人畢竟少。李氏所藏敦煌景教文獻的真偽公案，得到馮先生在報刊上的肯定，使得更多的讀者清楚地瞭解了學術爭論的來龍去脈，並且用新的材料，對我們的觀點做了進一步的闡發，把唐代景教研究向前推進。 冯其庸先生作品《古龟兹国山水》 馮先生的文章發表後，他讓我到他家去取這份報紙，同時送給我一份洛陽景教經幢的拓本。我後來聽說，洛陽的收藏家送他一份拓本，并請他在自己的一份拓本上題跋，他聽說這位收藏家手裏還有一份拓本，就自己買下，拿來送我。我輩學子在學術道路上常常受到長輩的愛護和幫助，其大恩大德，難以報答。更重要的是，馮先生在學術的真偽問題上，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立場堅定，而這對於我在敦煌學的道路上前行，是一種莫大的鼓勵和支持。 “當年豪氣未消磨，直上崑崙意更多。 踏遍流沙千里道，歸來對酒一高歌。” （《當年》） 這是馮先生2001年作的一首詩。記得2005年我們隨馮先生從米蘭到樓蘭，再從樓蘭到敦煌，追尋玄奘歸國行跡，考察絲綢之路，以後一到秋末，家鄉的親人送來陽澄湖大閘蟹，馮先生就把我們幾個年輕人叫到張家灣的家裏，吃新鮮的大閘蟹，喝瑯琊臺高度白酒。我們一邊聽着馮老講述多次“踏遍流沙千里道”，一邊有如從西域“歸來對酒一高歌”。 冯其庸先生作品《看尽龟兹十万峰》 而今，我們又多麼想和馮老說：“莫負明年沙海約，駝鈴聲到古城邊。”跟着他，去敦煌，訪吐魯番，經龜茲、于闐，登帕米爾高原，沿絲路西行……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7卷，2017年） （作者工作單位：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