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致力于明史研究。1964年他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即是“明代的漕运”。1974年，他历时七年完成的学术专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七十年代末，他又完成了《万历十五》年一书的写作。同时，他还参加了《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研究计划，参与撰写《剑桥中国史》第七卷、第八卷部分章节，并发表了一些有关明代史研究的论文。1991年，他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首先在台湾出版。

从八十年代以来，黄仁宇在台湾的《中国时报》、《历史月刊》、《民生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随笔、论文多篇，畅谈其人生历程与学术观点，反复提及“大历史观”。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在海内外都有较大的反响，不断有评价与回应。许多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赞许、批评之声兼而有之。因此，对于其“大历史”理论的形成及其明史研究的方法与观点，笔者感到很有必要加以客观介绍，以利于研究者更好地认识这位有争议的学者及其理论。

1何谓“大历史”

“大历史”是黄仁宇史学理论的总概括，是黄氏认识和解释历史（主要是中国历史）的钥匙。由于“大历史观”并非一时形成，黄仁宇也未作集中表述，而是散见于不同时期的作品之中，这就为我们了解“大历史”理论造成了困难。本文稍作梳理、辨析，以期勾勒出一个轮廓。

“大历史”一词英文为“macro-history”。黄仁宇套用“macro-economics（宏观经济学）”而创意出的。他曾直率地说：“宏观与微观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可见，“大历史”首先有“宏观”之意。但又非宏观所涵括。所以黄氏又作补充说：“macro-history，此与macro-economics相差很大，所以不用‘宏观’字样。”黄氏作如此区分，是要表明他所指的“宏观”乃指空间意义上的宽视界，即从全人类的历史着眼，不受国籍领域的限制，必须有国际性，有以四海为家的精神。研究大历史，要包括东、西两壁垒的观察。

“大历史”的第二个层面为“长时间”。历史的纵深既增长，历史家视野也会同时扩大。过去很多事变，以前不合理，现在从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的条件下看来则为合理，因果关系也会前后连贯。黄仁宇说：“我提倡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的条件下，重新检讨历史，称为大历史。”“中国大历史和一般的中国通史不同，它注重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在黄仁宇看来，所谓“长时间”动辄三、五百年，他说过：“我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

“大历史”的第三个层面是指“大环节”。列入“大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以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为主，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黄仁宇认为：“在长时间、大环节的规模下看历史，必以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群众运动为主题，不全部依赖领袖人物的言行。“大历史”虽提到历史人物，主要是利用他们生活侧面来重视群众运动的趋向。并不是写传记，目的是勾画一个历史的大纲。不难看出，黄仁宇所说的“大环节”就是对历史进行结构性透视，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与规律。

“大历史观”下的历史研究，黄仁宇有两个重要的方法，成为“大历史”理论不可或缺的中心概念。其一为综合归纳。“大历史”是宏观与大环节的，而“又是由一个个小时积结构成”。然而，“诸事毕集，断非一人一时之事之功过，但因为如此，即综合亦不容易着手”。“所以我之治史，注重归纳而不注重分析”。黄仁宇再三强调：“既为一种大历史，又因综合归纳而成。这既是史事之必然，亦受性情与外界之影响。黄仁宇曾说：我的长处是能在短时间浏览大块文章，句画其重点，但是生性鲁莽，不计细节。”黄仁宇与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先生曾共事多年，相交甚深，并受其熏陶，故治学“以归纳重于分析”一点上颇似。从六十年代开始，黄仁宇就广泛地利用归纳法进行学术研究。需要指出的是，黄仁宇所说“的归纳重于分析”是相对而言的，他说过：归纳法“与普通用分析法如做博士论文的行径不同，但这并不是说后者要废止。宏观的研究可以为微观的研究开出路，又待微观的研究纠正错误。唯有此，才能正确地把握黄仁宇所说的“归纳”的方法。

其二为技术的角度。与中国传统史学善恶褒贬的路径不同，黄仁宇偏好从技术的角度，而不从道德的立场检讨历史。黄氏认为，这种观点和所谓“历史主义”（historicism)相近，王安石、朱元璋、康有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道德立场，这立场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则其道德标准也不是自然法规（nature law）面前的绝对标准”。故而，以道德观点的评判难有合理性。他因此提出了“大而化之”一词，即吸引、革新、感化、调和并升华各种道德的标准。淡化甚至泯灭道德感上对立、紧张。好让中性的“技术角度”论出场。所谓“技术的角度”，我们的理解是注重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的学理分析，透视社会结构，从制度框架来把握传统中国的实质性缺陷——官僚制度超出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因此，中国古代看似有众多的文物制度，实际上因技术的缺乏而无效率，等于无制度。虽然有统计数字，实际上是表面数字，是一本糊涂帐，即黄仁宇所说的“无数目字管理”。

综上所述，黄仁宇的“大历史”就是以综合归纳和技术分析为主要方法，长时间、宽视界、大环节地透视历史的结构，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变化规律。

2“大历史观”的产生

黄仁宇的人生经验对于“大历史观”的产生，至关重要。他说：“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昕到不同的解说，是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才越来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要在短时间内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黄仁宇曾用“读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概括自己的一生。1936年，黄仁宇入南开大学读书，抗战时从军，五十年代负笈海外，在美国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1964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来往于大西洋两，受岸聘于美国、英国的一些大学与研究机构。他的“大历史观”就是在这读书、讲学、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以黄仁宇说“大历史观”半由生活煎迫所致，“只因有了这场命运的安排，才对东西两方社会有了一段切身可靠的认识”。比如，在东西方的比较之中，黄仁宇看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庞大和一成不变，因之而迟滞；欧美、日本则较轻便灵活，因而发展。他感叹道：“我们光是抓着两方一人一事率而比较，是比较不出其所以然的。”又因为在美国教书，常感到因果关系局部解释、琐碎游离。这时，黄仁宇就试图要创造一个“大历史”的范畴，创建一个“大历史”的模型。

从个人的人生际遇感受历史的博动，进而形成了“大历史”理论。说明了黄仁宇作为史家的有心，同时契合历史的认识论。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提出过由今知古的“倒溯法”，他说：“如果认为，史学家考察历史的顺序必须与事件发生的完全吻合，那真正是个极大错误……其任何研究工作，无不由已知推知未知”。日本学者山本英史谈到美、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把时间从明末至少推到1949年的趋势。他认为这是合理的。“如果看一下实际的现代中国，便会发现在现代杜会的各个角落依然存留明、清社会的深厚因素”。其道理亦不外注重切身感悟，以今知古。

黄仁宇为了说明人生经验与“大历史观”密切相关，他举了一件自己曾经亲历的事情。1941年，黄仁宇在国民党军队当排长，为了补充兵源，曾到乡下“捉壮丁”。由此，他联想到唐代诗人杜甫的《石壕吏》，进而指出疑问：“何以一千多年和两千年来统治者不把被统治者当作人的办法，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中依然存在？”黄仁宇认为关键在于“以大批小自耕农作税收基础，收入有限，无法支持现代型的政治”。即使到民国时期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所以战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只有借力于传统政治。黄仁宇对此事的思考，得出两点结论：从技术角度，不从道德的范围，才看能清问题；要彻底了解现今的中国，最少也要把历史的基点推后四百年（“长时间”）。

人生经验终究代替不了理论的源泉，总的来说，黄仁宇是立足西方的，他的“大历史”理论多得西学滋养。正如他人生经历奇特丰富，理论来源也呈现出驳杂多样的景观，难以缕分条析。就本文的论题范围，抽取三个侧面，略可窥见“大历”史理论的核心与西方理论的关联。

（一）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该学派得名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二战以后年鉴学派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以布罗代尔为代表。首先引起注意的是，黄仁宇的“大历史”和“长时间”概念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概念之间的直接关系。布罗代尔认为，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长期影响的是长时段历史，即结构。“结构”一词在“长时段”中居首位。在考察社会问题时，“结构”是指社会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稳定的关系。所有的结构全都具有促进或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阻力难以超越，最易接受的例子似乎是地理限制。在方法论上，布罗代尔等主张整体史，跨学科，忽视政治因素，不重视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的影响。

接受“长时段”概念就意味着要改变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所以黄仁宇治史套路不同于中国传统史学，认为“大历史”必以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群众活动为主题。从技术角度解释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形成，实出于地理需要：由于治河、赈济、防卫北方游牧民族的内犯等，超过技术能力足可支持的程度，“于是索性不顾技术，而以道德名义，强迫执行”。正是由于这些特点，黄仁宇说马克·布洛赫和布罗代尔的“全面历史”（total history）和他的大历史相似，而又不带政治成见。

（二）韦伯的“理想型”范式。“理想型”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马克斯·韦伯的认识论的中心所在。它有几种倾向，但任何理想类型都是整理某个历史整体或某些事件的连贯性本身所固有的各种可理解的联系，往往与因果关系的分析连在一起。例如，韦伯研究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他据“资本主义”一词的概念，理想主义地设计出资本主义应有的标准，以这套理想型的框架来映照中官僚体制，他认为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受儒家统治，只有父系的官僚组织，缺乏有法律保障的社会结构。下层组织既靠父系权威的氏族作主，科举制度又将一切名利交付文人，使其他各种行业缺乏适当的诱导力量。

黄仁宇对于韦伯这种理想型是肯定的，他说：“韦伯引用中国的资料常有错误及误解之处，可是整体来说，他这种比较式的观察尚称得体”。于此，黄仁宇不仅暗示了理想型“范式”的可能，还同意了韦伯对制度的看重：即合理化的资本主义，不仅要有技术，而且还要有能让人预为筹算的法制，并且又能经理的正式规制。黄仁宇按此思路，观察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确立的过程——从威尼斯到荷兰，至英国“光荣革命”成为体系。得出结论：资本主义为一种经济体制之功能，不由先觉者设计产生，而系在技术上积累经验形成。

就制度设计而言，黄仁宇通过“理想型”的对照观察模式，发现中国古代恰恰相反，即制度和组织不是由下而上实际性生成，而由上层指定造成。虽有逻辑之完整，而实质上不可行。针对中国古代官僚主义体制将现实理想化，又将理想现实化的做法，黄仁宇借用了韦伯的“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一词，并通俗地名之曰“金字塔倒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