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杭州的近代教育开始于1897年，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著名的维新派人士汪康年（杭州人）对本省兴办新学寄以很大的兴趣，希望杭州能亟早创办学堂，培养人才。他曾到杭州多方奔走，但因顽固富绅从中作梗，久久未能实现。1896年，林启（福建侯官人）出任杭州知府，他积极支持创办新式学堂，在林启的主持和支持下，1897年，首先在蒲场巷（今大学路）的普慈寺创办了求是书院（今浙江大学的前身），招生30名，于是年四月二十日（阴历）开学。林启自任总办，延一西人为正教习，教授各种西学，华教习二人副之，一授算学，一授英文。学制为五年，课程设有国文、英文、算学、格致、化学，为必修科，后来又加设日文为选修科。这是杭州创办新式近代教育的开始，是在全国各省省城中最早创办的新式学堂。

1898年，林启又在西湖金沙港开办蚕学馆（现浙江丝绸工学院前身）。当时浙江蚕丝生产，技术陈旧，蚕病蔓延，产量日益衰退，农民养蚕，连年歉收。为了消除蚕种的微粒子病，制造良种，精求饲养，传授学生植桑、缫丝的知识和技术，并使之推广民间，1897年，林启禀呈请立蚕学馆，得到浙江巡抚的批准，于次年招生开办，学制为二年。开设了理化、动植物蚕体生理、病理、解剖、气候、土壤、显微镜、饲育、植桑、缫丝、采种等课程，还有实习。这是我省创办的第一所职业学校，也是我国第一所纺织学校。这所学校的开办，受到当时各方面的注目，在蚕学馆成立时，东西洋杂志亦刊登了这项消息。

1899年，林启又在大方伯的园通寺创办养正书塾，设有语文、小学、经学、修身、算术、历史、地理等课，以后又添设格致、体操、音乐、英文等课。这是一所普通教育性质的学校，是浙江最早创办的一所普通中等学校，它对浙江中等学校的创办起了先导的作用。这所学校在1901年改名为杭州府中学堂，1910年又更名为浙江第一中学堂。

这三所学校的创办，都在清政府停止科举之前，由于社会上存在保守思想，社会人士对“学堂”尚多歧视，保守的人敌视这些新式学堂的创办。为了避免保守者的反对，所以这三所学校都不称学堂，而袭用“书院”、“书塾”等旧名。养正书塾的创立还曾与帝国主义分子作过一番斗争。因园通寺与英国人梅藤更所办的广济医院相邻，梅藤更妄图夺占。当时，学校的主持者坚决反对，表示“夺佛以于耶稣，我所不为”，才使梅藤更的阴谋未能得逞。

1903年，清政府颁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癸卯学制”后，杭州的近代教育很快地发展起来。

1911年前，杭州官办的学校有：

1902年，改原崇文书院为钱塘高等小学堂，改原紫阳书院为仁和高等小学堂。

1903年，创办浙江高等学堂。

1906年，创办浙江法政学堂（在清泰门马坡巷原军械局旧址）。

1907年，创办浙江女子师范学堂（在银洞桥）。

1908年，创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在浙江贡院，1913年改为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

1910年，创办浙江省中等农业学校（在横河桥土桥头）。

1911年，创办浙江省中等工业学校（在蒲场巷报国寺）。

1911年，创办浙江省中等商业学校（在黄醋巷）。

全城还有初等小学堂40所。

这时期，各团体、行业公所及私人出资办的学校有：

1902年，在葵巷原敷文讲庐旧址创办安定中学堂。

1904年，在金钩弄创办惠兴女学堂。

1905年，皮市巷的宗文义塾改为宗文中学堂。

1905年，在大东门直街创办初等师范学堂。

1905年，在林司后创办工艺女学堂。

1906年，创办铁路专门学校及浙江高等工业学堂。

1906年，在三角荡创办富华工艺学堂。

1907年，在上板儿巷创办蚕桑女学堂。

1910年，在西大街创办私立浙江法政学堂。

还有私立的两等、初等小学堂16所。

这时期，清政府为了筹备建立新军，培养军事干部，在浙江创办的军事专门学校有：

1900年，在蒲荡巷开办浙江武备学堂。

1906年，在海潮寺开办浙江弁目学堂。

1907年，开办浙江炮工学堂。

1908年，在武备、弁目、炮工学校结束后，又于武备学堂旧址创办浙江陆军小学。

1909年，在鼓楼南开办浙江讲武堂。

这时西方利用教会在杭州开办的学校有：育英书院（1910年改名为之江大学）、蕙兰中学、广济医学校等。

二

当时创办的新式学堂，以普及文化的两等（高等、初等）小学堂为最多；其次，是为发展教育培养师资的师范学校和为企业服务的工农、商业的职业学校，这对普及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教育结构与旧的封建传统教育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改变了过去为科举制度服务的单一的教育制度，适应了社会上发展工商企业的需要。这些学校的教育组织和教学内容，都和封建传统教育有很大的区别。新学校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和学习目标，采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教学组织把从前的个别教学制改为课堂的班级教学制。教学内容已不是单纯的学习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括帖制义等课程，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与职业有关的课程。教学方法已注意使学生理解、不是完全要学生死记硬背课文的传统的教学方法。这些新学校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在杭州开始解体。

由于这些学校讲授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并允许学生阅读中外报刊，学校成为宣传新知识的基地。先进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对学生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忱。如陈独秀1898年入求是书院学习，在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开始反清活动，1901年遭到了清政府的追捕，被迫离开杭州。加以当时有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章炳麟等人的革命活动，《民报》和《浙江潮》等新刊物的宣传，以及光复会、同盟会在杭州的组织活动，学生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积极宣传民主思想。如求是学生在校内组织读书会，每周必读完一书，报告读书心得，积极认购《白话报》分送省市内外，每星期日向附近的茶馆宣讲《白话报》，使杭州的民主革命思想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即使在清政府开设的军事学校里，革命思想也相当活跃。如同盟会会员（亦是光复会会员）蒋尊簋主持弁目学堂，他在教学中以革命思想灌输学生，有不少教职员和学生参加了光复会。所以这些学校成为浙江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基地之一。后来有许多学生参加辛亥革命，为我省及全国的革命事业立下了功勋。求是学生王嘉忱曾参加1906年的浏萍之役；求是学生（后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周承?任浙江光复时的总司令；陆军小学全体师生参加了辛亥革命光复杭州的战斗，为一夜之间完成光复杭州的大业立下了功勋。

这些学校的创办，对当时工农业生产及文化教育的普及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如蚕学馆开办后，培养优良蚕种，推广养蚕技术，传授新法缫丝，介绍蚕桑的科技知识，不但对我省改进蚕桑工作，提高土丝质量，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全国和国外的蚕桑事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蚕学馆试制的优良蚕种，颇受各地欢迎，苏、皖、赣、鲁各邻省多来订购，也远输甘肃、新疆等地，并有输出日本。浙江中等工业学校的创办，对本省工业生产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该校机械科毕业生在杭州组办了武林铁工厂（杭州机床厂的前身）等几所前所未有的铁工厂，仿制提花机及各种机械配件。当时杭州各机织手工业工厂的发展，多有赖于杭工毕业生的推动，而中国前所未有的上海、嘉兴的四个绢纺厂，自建设到生产都出自杭工毕业生之手。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创办，为我省培养了不少中、小学师资，毕业生遍布全省各地，为推进我省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还造就了不少社会上知名的人士，如陈建功、丰子恺、潘天寿等都是两级师范学堂的毕业生。

新式学堂虽然在形式上比旧的教育制度前进了一大步，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式，但它的骨子里还是被封建旧教育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所支配。新教育制度虽然没有科举制度，但是科举制度的封建色彩仍保留在新教育制度中。学校的毕业生仍按照等级给予科举出身。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优级部毕业可取“举人”头衔，成绩最优等、进京复试及格的可得“中书科中书”（从七品），初级部的毕业生也有“科名”。在教育内容方面，各级学堂都特别注重经学的传授和旧礼教的陶冶。所以在初等小学堂中每周有读经讲经十二课时，占每周总课时的三分之一。一个中学生要求在五年中必须读完《孝经》、《论语》、《孟子》、《易》、《诗》、《左传》、《礼记》、《周礼》、《仪礼》等十经的节本。除在课堂上注重封建思想的传授外，清政府在《各级学堂管理通则》中规定：在课堂及礼堂内悬挂《圣谕广训》，教员和学生务必一律遵守，每逢节日必须对万岁牌或圣先师牌位行三跪九叩礼，对学生灌输封建旧礼教的思想。不准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学堂事务，不准“离经叛道”，不准妄发“狂言怪论”等。各级学堂都特别重视对学生品行的考查。同时，西方教会在中国开设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学校，并自成一个独立的教育系统。虽然，这些教育对传播近代文明、造就现代化人才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向学生灌输奴化媚外思想，以达到对中国教育的发展进行控制的企图也是明显的。

所以，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杭州近代教育的性质自然免不了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色彩，也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教育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