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科建设的纵深发展

 如果把文革前成长的中老年史学史研究者称为第一代的话，那么文革后毕业的史学史研究生可称之为第二代。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历史使命。历史赋予第一代的历史使命是编纂史学通史教材，而赋予第二代的则是从事专题研究，写出专门著作。

 由于时代的进步，学科建设的发展，新二代史学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手法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解题法”、“个案法”；而第二代用得比较多的是思想史法、思潮法、群体法。早在80年代中叶，史学史研究第二代部分同志已开始使用“思想史法”、“思潮法”。如盛邦和《黄遵宪史学研究》（1987），它由黄遵宪思想入手研究黄遵宪史学成就；葛兆光的《明清之间中国史学思潮的变迁》（1985），则从思潮入手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

 80年代后期开始，史学史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代表更高水平的史学史专著逐步出版，从而促进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繁荣。90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大发展时期。具体地说，表现为以下几点：

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出现了全新的变化

1、理论研究取得长足发展。理论是史学史体系构筑的骨架。没有理论、思想的史学史，只能是一部史部解题、一部历史编纂学史。注重理论研究，是近十年史学史研究的一大进步。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具体地说有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批评三个方面：

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开拓。吴怀祺是比较早也比较系统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者。早在1986年，即发表《史学思想和史学史研究》一文，对史学思想史研究在史学史中的位置及内容作了阐述。1992年，出版《宋代史学思想史》。1996年，又出版《中国史学思想史》。何谓史学思想？这个问题，有时连多年搞史学史研究的同志也搞不清。吴怀祺的看法是，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二部分，一是史家对客体历史的认识，二是史家对史学工作方面的认识。他的史学思想史研究，就是遵循这个原则进行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的出版，第一次从理论上对传统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自我反省和批判。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史研究的起步。史学理论研究向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一大薄弱环节。郑敬高认为，中国古代有史学理论，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不强。他写成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初探》一文，从史学对象、社会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主体论五个方面进行了探索。杨翼骧、乔治忠《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从史学宗旨、史学地位、史学方法、史家标准、治史态度、修史制度、史籍优劣、史学流变七个方面，构筑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体系。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则从纵向历程，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作了分期考察。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开展。周一平《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1989）是较早成书的史学批评专著。赵俊《＜史通＞理论体系研究》（1989）某种意义上是半部中国史学批评史（唐中叶前）。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1991～1992年间连载《文史知识》，1994年出单行本）则是一部综合论述中国史学批评史的专著。雷家骥《两汉至唐初的历史观念与意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2、断代或时期史学史研究。自80年代以来，不少同志以断代史学史研究为己任。1989年，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出版。1992年，吴怀祺出版《宋代史学思想史》。1995年，谢保成出版《隋唐五代史学》。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第一部完整的时期史学史。乔治忠《清代官方史学研究》（1994）、姜胜利《清人明史学研究》（1997）是关于清代史学的。此外，魏晋南北朝、元明代的史学史也在撰写之中。断代或时期史学史研究，深化了对史学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认识，它为多卷本中国史学通史的撰写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专题研究史的展开。史体研究有陈祖武《中国学案史》（1994）、王锦贵《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1996）。修史制度研究有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1992）。

4、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受人重视。关于蒙古族、藏族、彝族、满族等族史学的文章多一些。只是目前以论文为主，系统的专著还不曾见。

5、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传统史学。中国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中国文化哺育了传统史学，传统史学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传统史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确是值得研究的。近十多年来，受传统文化总结批判思潮的影响，从大文化背景下思考传统史学的著作日渐增多。李颖科《俯视与沉思――论中国史学传统》（1989）、陈其泰《史学与传统文化》（1992）、瞿林东的《史学的沉思》（1994）和《中华文化通志•史学志》（1998）、钱茂伟、王东的《民族精神的华章：史学与传统文化》（2004），是目前所见比较系统谈这个问题的史著。《史学志》按“志”的要求，以条块形式，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传统史学的面貌、成就与特点，是一部相当不错的史著。就其逻辑的和历史的分析来说，代表了作者、也可以是说代表了整个中国史学史界对传统史学的最新认识水平。

6、基础研究的完善。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至三册（1987～1999）首创史学史资料编年，而钱茂伟《明人史著编年考录》（1994）则是一种史学大事记。编年录的优点是便利初学者掌握史学史发展的全貌，也为多卷本、断代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更加深入

到了9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胡逢祥、张文建合著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991），是以修正《中国近代史学史》面貌出现的。它用的是“思潮――流派”模式。此书的所谓流派，是从学术的共同性入手的。他们不同意《中国近代史学史》的阶级、阶层划分法。他们认为，“学派的划分虽应注意揭示其阶级实质，但却不是直接以世界观和阶级地位为依据的”。他们也不同意北京学人的中国近代史学史只有“爱国主义史学思潮”一条主线说。他们认为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思潮。因观察视野的不同，在编纂学上也有不同。“在编纂上，我们没有采取目前国内史学史著作常用的以史家和史著为主线进行叙述的方法，而是试图以时代史学思潮和流派的群体性学术现象或活动为主脉，将中国近代史学的演变放到整个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中，结合时代变迁及其政治、经济、社会思潮、民族心理、传统意识等各种文化制约因素进行考察，以揭示其发展趋势，进而从更深的层次上把握史学变化的规律”。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整体感强，一段一段的发展过程，有清晰的脉络，的确实现了从更深层次上把握史学变化规律这一宗旨。用思潮与流派去宏观勾勒史学演变的时代轨迹，是值得提倡的一种好方法。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方法是建立在深入的个案考察基础上。没有作者们的多年个案研究，没有《中国近代史学史》，是难以产生《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的。

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分开来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新趋势。在80年代以前，中国现代史学史研究存在一个习惯，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放到一个不很高的位置。蒋俊的《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1995），纠正了这个偏差。它从史学思想发展角度，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史学发生、发展过程作了系统的叙述。作者将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发展分为“新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和各种流派多元发展三个阶段。需要提出的是，这部书受许冠山《新史学九十年》影响很大。

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1992）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继续，在体例上，继承了《中国近代史学史》一贯以来的“时代法”。 这是一部资料相当翔实、研究水平相当深的著作。编写中国现代史学史教材，是国家教委给华东师大史学所定的任务。结果迟迟没有拿出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史学史教材，只出了这部专门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发展历程的专著，此中原因是和作者所抱宗旨有关的。吴泽、桂遵义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的看法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值得研究。

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1998）则是一部从思潮角度入手研究中国现代史学史的专著。这部书有二个特点，一是理论概括力强。“在内容表述上，以总论综述‘三大思潮’的划分、理论分野及发展趋势，以分论分析‘三大思潮’各主要史家的重要见解和治史特点。以总论统摄全局，以分论详考局部，既避免了空泛议论的缺陷，也避免了琐碎零乱的片面” 。二是从国际史学发展背景谈中国现代史学思潮。在线索上，作者在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两大思潮基础上，提出了相对主义史学思潮一说，这是此书的新颖之处。所谓相对主义史学思潮，是从西方相对主义史学流派的影响入手构建的，具体地说是指晚年的梁启超、何炳松、朱谦之、常乃德、雷海宗、钱穆等人。

高国抗、杨燕起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1995）在体例上也有一定特色。全书将1840～1949年间的中国近代史学史分为三条线索，上篇是封建旧史学的分化、延续及没落，中篇是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下篇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出现与成就。这种“集中叙述法”，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值得肯定。

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1996），是一部别出心裁的近代史学史专著。作者不用“近代史学史”，却用了一个“近代史学学术史”，乍听颇令人费解。对此，作者是这样解释的，史学史“主要研究史观、史书体例以及史学功能等属于史学本身的演变发展历史”；史学学术史“研究的方面并不限于史学本身，而且包含有各种史学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估量，以及史学与其它学术成果的关系等等”。具体地说，由近代史学哲学、近代史学方法和近代史学学术成果三大块内容组成。这种模式是否可行，目前还难以断定，但作者创新史学史编纂体例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朱政惠的《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1992）、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1994）、马金科、洪京陵合编《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994）、施丁主编的《新史学五大家》等，也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中国当代史学史学科确立

所谓当代史学史，也就是20世纪后期中国史学史。当代中国史学史，完整地说，应包括大陆史学和港台史学两部分、两条线。当代史学史的研究是80年代末开始受人注意的。《史学史研究•人物志》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当代史学研究，所以它在编年度总目录时，径直称为“当代史学研究”。

对中国近四十年史学历程作出系统总结的是肖黎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89）、周朝民等合著的《中国史学四十年》（1989）。前者是“横排竖写”模式，按历史学学科门类分别进行总结，有点类似“学科研究史汇编”；后者是传统的“竖排横写”模式，将建国以后四十年历史学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每一个时期再分几方面进行论述。王学典是这么评价的：“这批著作筚路蓝缕的拓荒，使同人们受益非浅，亦具有长久的价值。但我感到有些不足：1、这些著作没有从根本上拨乱反正，清理流行的唯物史观。流行唯物史观，在根本上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不相符；2、这些著作多为专题综述的集成，鲜有概括力强的理论框架，有的虽想形成体系，但仍未摆脱论点摘要的性质；3、这些著作面面俱到、巨细无遗的叙述掩盖了当代史学发展的脉络及线索，失去了整体感。”

到了90年代，王学典从中国当代史学思想的基本走向入手，研究了中国当代史学史，接连出版了《历史主义的历史命运》（1994）和《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1996初版，1998年再版）。这两部书，正如作者所言，是非“全息”性的，它主要是从历史学理论变迁入手的。走出还是捍卫“战时历史观念”，是全书的理论支点。以理性、历史眼光，透彻分析中国当代史学的发展轨迹，敢于讲别人不敢讲的话，文笔流畅，是这部书的一个最直观的特点。《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确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当代史学史著作。

港台当代史学的研究，是近十年开始的。周佳英等合著的《香港当代史学研究》（1994）是第一部系统总结香港史学研究历史的史著。台湾史学研究主要见于《中国历史学四十年》。此外，李炳泉等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纲》（1997）也设有“当代中国史学”一章，对大陆和港台史学有所介绍。

重视近二十年历史学发展状况的总结，也是近二十年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大贡献。1980年创刊的《中国历史学年鉴》，某种程度上是一部近二十年历史学发展状况的年度总结。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将每年的优秀史学史论文汇编在一起，犹如“中国史学史论集”，极大地便利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教学。它们为近二十年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与编纂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三、创新史学史研究的设想

中国史学史研究，经过了近二十年的蓬勃发展，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不足也是存在的。对当前史学史研究现状，瞿林东、吴怀祺有所思考。我的看法，中国近二十年史学史研究还存在以下一些不足：

    1、史学史内部分支学科建设还不够完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至今没有出齐，没有一部《中国史学批评史》或《中国史学理论史》，完整的《中国当代史学史》也没有，和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研究相比，还差一大截。

2、研究与编纂方法陈旧。19世纪末以前，中国史学史以史著为主；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报刊论文大批量出现。古代的史家多是兼职的，数量不多；当代的史家多是专职的，数量庞大。在这种情况下，史学史如何写？这个问题，思考不足。

3、史学史研究缺乏对当代史学的导向作用。史学史直接的研究对象是史学家的思想及其成果。相对说来，史学史研究学术味更浓些，所以史学史研究的作用，也更间接一些。史学史研究不能直接服务于社会，但也不能为研究而研究，它起码应该为当前的史学建设有所启示。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引导现在，预测未来。

    中国史学史研究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今后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如何搞？我想，更新研究视角，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改变自己”，当是主要出路。具体地说，

1、加强历史学各学科史研究。日本的史学史有两种，一种是我们所谓的史学史，一种是学科研究史。我国史学史研究的特点是，传统史学史发达，而学科史研究落后。中国有一些“学术指南”之类入门导读书，这不是学科史研究。学科史研究，早在1985年有人就已提出。1994年，美籍华人学者王晴佳也从史学史研究是历史学进步的关键所在角度，提倡学科史研究。可惜，这些好的建议并不为人所重。在治史学史已烂熟的情况下，化力气治一下学科发展史，应该说是一条出路。学科研究史，中国有一些，如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997）就是一部不错的学科史著作，但不多。学科史研究目前一般是由各学科专家写的，其实搞史学史的同志也可以来参与。据说，有一套反映20世纪中国各学科历史的丛书正在编写之中，即将由中国人大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好消息。

至于近二十年的史学发展历程，更需要加强研究。近二十年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是非常值得总结一下的。目前出了不少总结性的文章，这是好现象。近二十年史学史如何写？我的主张是先搞学述、史学大事记、学科史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写出宏观性的近二十年史学史。目前，有张艳国主编《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1995）、肖黎主编《我的史学观》（1997）、林在勇主编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丛书》（1999）等，这些“学述”，为搞近二十年史学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3、开展中外史学的传播、比较研究。在古代，中国史学曾对东亚日本、朝鲜、越南诸国史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以中国为核心，曾形成过东亚史学体系。近代以后，中国史学又受到了西方史学的影响。中外史学间的这种互动影响历史，是很值得研究的。目前，已经有一些中国与东亚史学比较研究著作，如盛邦和《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近三百年中日史学与儒学传统》（1995）。此书的主旨是探求东亚近代化思想的发展历程，但它是由儒学与史学思想家的近代化思想分析入手的，所以又可作为“近代东亚史学思想史”来读。李润和虽是韩国人，但他的《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1994）是在台湾和大陆写成，又用中文在大陆出版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是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一项成果。

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要靠大家群策群力。我们希望能多看到一些史学史研究批评与建议的好文章，这是学科发展的动力所在。

  (原载《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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