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唐代建城中子城、罗城一直引人关注，夹城也因考古发掘的逐渐丰富而渐趋明朗。唐代两京皆有夹城，首先于兴庆官“广花萼楼筑夹城至荚蓉园”（《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8页），据大明官考古发现，三面的夹城以北面保存最好，除东北角残缺一部分外，其余都衔接。墙址残存高度，一般是高出当时地面0.5米-1.5米不等，破坏较严重的地方只有0.3米左右。在夹城西南角的钻探来看，都是直角，没有发现角楼一类的建筑痕迹。在北夹城的西墙和东夹城、西夹城，根据钻探，没有发现门址，只有重玄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唐长安大明宫》，《考古学专刊》丁种第十一号，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页）。新的考古成果是夹城角楼的发现，以及夹城斜角边的发现（如图）。建造夹城的原因是，随着南内兴庆官与东内大明宫相继成为继西内太极官之后的重要官禁重地，为了官内行走之便捷，尤其是帝王的人身安全考虑，通过官门、城墙与外廓而建造的空间建筑，亦即秘密通道，这些都是夹城的最明确的用处和特点，故而又有“重墙”“夹道”“隔城”之称。所以，在某些州县攻城的军事战役中，夹城也被用来加固城防，抵挡进攻之用。在洛阳也有丽景夹城，以官城西墙为夹城东墙，夹城为的是皇上“潜通于上阳焉”（《唐六典》善七《工部》工部郎中员外郎条：“洛城南门之西有丽景夹城，自此潜通于上阳焉。”中华书局1 992年版，第 221页），即从复道往来于上阳官，所以还是夹墙或重墙的用意（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81年珂南洛阳隋唐东都夹城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2期：洛阳博物馆：《洛阳发现隋唐城夹城城墙》，《考古》1983年第11期。并收入《洛阳考古集成•隋唐五代宋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年版，第65-78页。另参韩建华：《唐东都洛阳“丽景（门）夹城”考》，《考古学集刊》第18集，第454-474页）。 唐末五代相继建造的另一种夹城，即在黄滔的笔下所留下的对于福州三城，即“大城”“南月城”“北月城”的文字记载。大城即罗城，南、北月城是夹城，罗城与夹城的修建前后相隔七年，即篇首所云王审知的两次筑城。 明代王应山（字懋宣，福州侯官人）万历四十年编纂《闽都记》[清道光十一年求放心斋据明万历四十年刻本。有自汉以来福州城图）清道光十一年求放心斋据明万历四十年刻本。有自汉以来福州城图。]三十三卷，记述福州及府属各县历史沿革、山川、风土、物产等，内容丰富。尤其可贵的是保留下的几幅地图，包括汉冶城图、晋代子城图、唐罗城图、梁夹城图、宋外城图等。后代引用多据此书的城图。 福州罗城、夹城，其形制可见表1《梁罗城夹城形制》，图1《梁夹城图》、图2《〈武经总要〉城制》及图3《福州历代城池发展示意图》。 表1梁罗城夹城形制 廊 敌楼 角楼更铺 门 暗门水门 堰 桥 横城 大城 1810 √ 6 36 8 9 3 2 9 南月城 1030 49 20 2 8 2 1 5 √ 北月城 642 26 14 2 4 2 1 √ 
图1 梁夹城图（一）（图片来源：道光辛卯年（道光十一年）重镌《闽都记》，求放心斋藏版。又见林家钟、刘大治校注：《〈闽都记〉新校注本》，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 
图2《武经总要》城制 
图3福州历代城池发展示意图（王南《东海三山现闽中——文学、绘画及舆因中所体现的福州古城城市设计意匠》，图1，见贾君主编：《建筑史》第27辑，清华大学出版杜2011年版，第144页） 第一，城廊之建，在夹城与罗城都有采用，大概是与一般城的区别，原因或许是廊所起到的遮雨作用，适应了南方多雨的气候条件。从《武经总要》城图来看，还没有看到城上有廊的设施，也许并非一般城的设施。 第二，角楼、敌楼的修建，可以看到是以防卫和战争需要为目的的功能体现。说明此时期的城建多是出于军事需要，或首先是以攻守城池的考虑为主。 第三，更铺之设，《通典》卷一四九《兵典》有“更铺失候，犯夜失号，止宿他火，违律”（中华书局1 988年版，第3824页）的记载，此外，即《武经总要》所谓“定铺”，更铺所置更鼓，为报更之鼓。以鼓司更之铺，即为更铺，《武经总要》前集卷六记载： 营外复置更铺，夜则环营击更鼓为备。 持更。凡营，夜持更者，每铺十人，每更二人，候漏鼓击板。一人专听杂事，以致睡魇惊众者，亦须递相警觉。临时或添密号，敲弓箭应之，即奸人无所施计。旧法：更铺之次，更置狗铺，军在贼境，将士远行困乏，藉狗以为警也。 这是在军营置更铺以为警戒的例子。在城上置更铺，在军事上是以居高膫远为目的，而又以报时为常务的设施，在钟、鼓楼不单独设置的时代，谯楼所设鼓以报时的功用，在此得以体现。令人注意的是，更鼓设置的密度，通过黄滔的记录获知，其铺数的设置之密集竞至如此。 第四，从福州古城历史沿草图看，唐代罗城向梁夹城的发展，是将罗城在南向、北向两个方面拓展，《十国春秋》卷九O《太祖世家》记述的王审知筑城事包括：天复二年“筑福州外罗城四十里”（［清］吴任臣撰，徐敏霞、周莹点校：《十国春秋》卷九0《太祖世家》，第1301页）。天祐二年“筑南北夹城，谓之南北月城，合大城而为三，周二十六里四千八百丈”（［清］吴任臣撰，徐敏霞、周莹点校：《十国春秋》卷九丸0《太祖世家》，第1303页）。那么，罗城的建造时间有《淳熙三山志》卷四“天复元年( 901)“与《十国春秋》卷九0“天复二年”之别；夹城建造时间又有《闽都记》的开平元年( 907)、《淳熙三山志》卷四开平二年以及《十国春秋》卷九0天祜二年(905)的不同三种。 从南北月城城门数量上看，天祐二年所修各有二门，即南有登庸门、道清门，北有道泰门、严胜门。至梁夹城图上，标注了六门，《淳熙三山志》卷四与之相同：南宁越门，东南美化门，东北井楼门，北严胜门，西北遗爱门，西迎仙门。其中宁越门即南夹城南门登庸门。 梁夹城在唐代罗城基础上的拓展，表现在南部的最大区别是，夹城将两山即乌山、九仙山（于山）包人，与越王山（屏山）三山俱纳入城内，形成福州标志性的“三山”格局。天复与开平的元年与二年之别当是因刻写文字至讹所致。但是，对于天祐二年黄滔所作碑记的时间如何理解是个问题，而且，以碑记所载的大城（外城）八门，在《淳熙三山志》卷四罗城为“大门及便门十有六”，“熙宁二年既增筑子城西南，罗城西门缺，不复作。政和五年，利涉门灾，罗城南门复废不治，三方雉堞淹没断绝，遂与子城通矣”（【万历】《福州府志》卷三三“唐天复间闽王审知于子城之外筑罗城”同）。有永安、利涉、海晏、安善、通津、清远、延远诸门。城门名称改易之外城门数量与碑记的不同，推测可能是两次不同筑城的记录。依据是《福建通志》卷七二《艺文五•记》收入黄仲昭《重修三山城橹记》日： 唐中和间郑观察镒因拓其东南隅，是曰子城。及王氏据兹土复筑一城，环子城外，是曰罗城。寻增筑南北夹城。而吴越钱氏又增筑东南夹城，是曰外城。宋兴，诏悉堕之……（四库全书本） 即南北夹城的修建也经历了两次，王审知初筑以外，还有吴越的增筑。 《十国春秋》卷八二《昊越六•忠懿王世家下》： 是岁（开宝七年），以从子昱为福州刺史，昱筑福州夹城，自光顺门而西，东武门而北，又自东武门而南，凡九百余丈，高丈有六尺，厚半之，开城河三千余尺。（[清]吴任臣撰，徐敏霞、周莹点校：《十国春秋》卷八二《吴越六•忠懿王世家下》，第11 69页。） 梁夹城图注明是开平夹城。吴越夹城应该反映在宋外城图内，所以致细节上有所抵牾。清代林枫所著《榕城考古略》，基本说法延续了宋代福建方志。 图4来自王自强主编《中国古地图辑录》（福建省一台湾省辑），图题文字为：“开平元年筑城，辑自万历四十年(1612)《闽都记》（道光十一年重刊）。”可见与图1同出于《闽都记》一书卷首的六幅城图，却是两副面貌，缘何不同？仔细审看，图之右半，与图1相同，而图4之左半部，又与宋外城图左相同，故知图4拼合之误，导致夹城图面目全非。究其原因，从林家钟、刘大治校注《（闽都记）新校注本》卷首看，每一图皆分作两部分，左半图在前，右半图在后，图题在右半图上。而宋外城图又不见于今所见求放心斋藏版。但是，《<闽都记>新校注本》是以求放心斋藏版为底本的，故而宋外城图应笃定无疑议。 还有一个小插曲，即曾江、严珍《福州历代城池》一文附六图，其梁夹城图实际是唐罗城图，又一次排版扶误。《梁夹城图》真可谓命运多舛。 由此，罗城有门八：南利涉门，东海晏门，东南通津门，东北延远门，北永安门，西北安善门，西善化门，西迎仙门，西南清远门；夹城有门六：南宁越门，东南美化门，东北井楼门，北严胜门，西北遗爱门，西迎仙门。宋初，又筑“外城”，有城门六：南合沙门，东南美化门，东北船场门、汤井门，西怡山门，东行春门，东南通仙门。 
图4粱夹城图（二）（图片来源：王自强主编：《中国古地图辑录•福建省-台湾省辑》，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 今存福州古城六图包括夹城图，出自明代万历年间的文人陈介夫及好友藏书家徐焯之手，其考古摹写所得，至今弥足珍贵，却也有重名等失误。以图1梁夹城图而言，出现了“宁越门”。按《淳熙三山志》卷四南宁越门注文： 双门，梁开平二年间王审知作，名登庸，以协郭璞迁城之谶。长兴二年廷钧改为闽光，严侍御辟疆更今名。 同卷“南过宁越门外九仙桥”注文略引景德四年林洪范《闽光门合沙新石桥记》，可见真宗景德四年( 1007)此门还称闽光门。至严辟疆为侍御史改名宁越，时在祥符元年（淳熙三山志》卷二二《秩官类三》，第7975页）。由此，梁夹城图不合出现宁越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