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历史学。这个问题很简单。现在发生的事情叫新闻，以前发生的事情叫历史。现在和过去有一个相对性，昨天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有时它也还可以叫做新闻，但是一个月、一年之前的事就不能再叫做新闻了，总之这里面有个大概的界限。历史学呢，就是分析研究人类社会以往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学问。
首先让我们来解释几个基本概念。
中文“历史”一词由“历”与“史”两个字构成。究其词源，“历”，繁体作“歷”，据《说文解字》的解释：“历，过也，传也。”从“历”字繁体的字形看，这个象形字描绘的是人穿过一片丛林，表示时间经历，后来被引申为历法，历官。而“史”呢，篆文作“ ”，《说文解字》称“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也就是指保持中正的态度用右手记事。近代王国维《释史》认为史的字形，即手持簿书之人，“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也就是史官。在早期的国家机构中，历官与史官本属两个不同系统，但往往兼任。在我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史”也常常被引伸为由史官所编写的文献，即史书。
目前学界大多认同，将“历”与“史”两字组合起来，构成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历史”一词，是近代借引日语而来的。
说到历史，我们常常会用到另外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文明史”。什么是“文明史”呢？
上面说到，历史就是人类社会“以前发生的事情”，不过这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前”到什么时候呢？学术界有一个基本限定，在“文明史”之前的历史叫“史前史”，从理论上讲，那时候人类还没有“历史”。当然史前时期人类早已形成，也应该有历史，即便是自然界也有它的过去，也有历史，但这不是人类的“文明史”，我们所说的历史特指人类社会的文明史：特指人类发明文字、开始用文字记录社会活动以后的历史。
在史前时期，人类已经形成，为什么说只有史前史，而没有文明史呢？这里主要并不是因为只有人类发明了文字才可以记录历史活动，而是因为以文字记录历史活动，才促使人类形成明确的历史意识。
举个例子。任何一种动物都会有记忆，人类是这样，动物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想象，史前时期有个氏族，他们到了晚上没事干，围着一堆篝火，听某位老人讲故事。故事的内容大家也可以想象，这个氏族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等等。这就是这个氏族的历史记忆。在这个简单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的几个要素：首先那些故事可能是老人的亲身经历，也可能是他听别人讲的故事，其实这位老人讲的已经不是他个人的记忆了，而应该归为集体性的记忆。而且经过他的讲故事，他个人的一些记忆被氏族里其他成员听了后记住了，个人记忆也就被纳入了集体记忆。虽然当时还没有文字记载，人类的这种记忆经过口耳相传，从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已经比较复杂了。我们不能设想某种动物，即便是最聪明、与人类血缘最相近的黑猩猩，它们会围着一个老猩猩听它讲故事。它们没办法做到，这是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黑猩猩也会有记忆，但它们的记忆只能是个体性的，不能进化到集体记忆。动物的某些记忆会形成一种本能，传给下一代，但是，它们无论如何不可能在集体记忆基础之上，形成一种思辨性的历史意识。
那么什么是历史意识呢？前面说到，那位氏族老人给晚辈讲故事，讲什么呢？氏族生活的故事多了去了，他得有所选择，选那些他认为对晚辈有意义的事来讲。这里就反映了他的思考，这就可以说是历史意识的雏型。等到人类发明文字以后，可以有意识地记录自己的历史了。到那个时候，记什么，不记什么，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没有意义，就反映着人们对历史活动的一种理性思考，这种思考，就是历史意识。自从有了理性的历史意识，人类的文明史才算开始。《百度》辞条认为：“历史意识是人类对自然、人类自己在时间长河中发展变化现象与本质的认识。人类的历史意识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认识能力。这种能力逐步发展为继承历史、创造历史的能力。”这个定义比较合适。
近代早期，有一些西方学者不尊重东方文明，他们认为中国是没有历史的。他们当然知道中国有很多史书，但他们认为理性在中国未得到发展，没有历史意识，所以没有历史。比如19世纪德国黑格尔等人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个例子可以从反面告诉我们，近代学术是将历史意识视为历史学的核心的。
那么，什么是历史学呢？
简单讲，历史学就是分析、研究人类历史活动的学问。一般认为，“历史”一词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不同层面来解释。前面说，历史就是人类社会以前的活动，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从广义层面来定义“历史”这个概念。狭义说来，“历史”也可以指人们对这种客观存在的描述和探索，是关于历史的学问，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学。为了避免概念的混淆，我们这里将“历史”与“历史学”相区分，也就是以“历史学”一词专指狭义的研究历史的学问。专门研究这种学问的人，当然就是历史学家了。
具体讲来，历史学大概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们国家的学科分类目录可以给大家比较清晰的提示。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11年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我国目前将所有的学术研究内容分为12个学科类别，历史学为其中之一。学科类别之下再划分成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与三级学科。历史学科之下，共设3个一级学科：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3个一级学科之下，共设置了21个二级学科，如考古学史和考古学理论、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专门史、世界古代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地区、国别史等等，这种以行政名义规定的学科分类，不一定完全恰当，不过它至少从某种角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历史学的学科内容。
在谈了历史、历史学、历史意识和历史学这些概念后，我们再来说说什么是“历史科学”。
现在的史学家都喜欢说自己研究的学问是历史科学，强调它的“科学性”。那么什么是科学呢？“科学”，英文写作Science，它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其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发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自从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的影响力无以复加，“科学”这个概念也就成了客观、理性与正确的同义词。也正是由于科学的这种极为强大的影响与感召力，学术界相应地将研究人类社会的学问统称为社会科学，也就是在强调这种学问的客观、理性与正确的前提下，加上一个前缀“社会”，点明其研究对象为不同于自然界的人类社会自身。
在欧洲中世纪，没有社会科学这种说法，也没有科学，只有一种学问，叫做神学。科学与社会科学是近代科学革命以后的产物。正是为了标榜我们研究人类社会也像科学那样理性、客观，也是为了发现规律，于是人们开始将研究自身的学问也称作“科学”，于是就出现了“社会科学”这个概念。现在中文辞汇中，科学前面也被加上了一个前缀，叫它“自然科学”，这当然是在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反向的影响下而形成的。科学本来就是研究自然界的，在它前面再加这样一个前缀，实际上造成了词义重复。
社会科学这门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学问仿效科学，将自己称作“社会科学”，还因为它的研究方法也有点像科学，习惯将研究对象（人类社会）分解开来，分门别类，从各不同的侧面去研究它，所以就有了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等等学科。它也强调发现规律性现象，强调结论的可重复验证。
历史学之所以被称作“历史科学”，原因与此相似。因为历史学所研究、讨论的对象其实与社会科学是一样的。只不过社会科学研究人类的当代社会，历史学研究人类以前的社会，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看来，将历史学称作为历史科学有道理。因为科学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历史学为了标榜自己的研究也是客观的，也是为了发现以往的人类社会运作的规律，所以就强调自己研究的“科学性”，将自己的学问称作为历史科学。也正因此，现在历史学科的研究越来越趋向于借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规范，将历史上的人类社会分解成各不同的侧面来分析它，所以就有了经济史、人口史、政治史等等分支。史学研究的目的也被宣称是为了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不过，历史学还有另外一个面相。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革命的深入发展，人们发现有一些学问很难纳入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的范畴，于是就给了这些被排拒在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外的学问一个简便的总称：人文学科（humanities）。人文学科最初主要是指古典语文学，后来又衍生出哲学、文学、艺术学等等内容。这些学问的共同特征都是关乎于人类的精神生活与内心世界，很难被认为具有“客观”或者“规律”的特性。例如关于艺术欣赏，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就具有相当明显的个体性与主观性，很难“客观”，不容易找出“规律”，其结论往往无法被验证。后来历史学也被归入于这个人文学科。之所以将历史学归入人文学科，是因为究其研究目的或者说本质而言，它是为了探究与阐发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而且，这种探究与阐发是一个相当主观的过程。
我们还是再举一个例子来具体说明历史学的学科属性。
譬如说，我们研究秦始皇这个历史人物。首先，我们研究秦始皇，认为这个议题有意义，这样的选择本身就是主观的。而且，不同的人对同一个议题所感兴趣的侧面、或者说认为它的意义可能体现在哪些方面，也是各有不同的。传统史学家可能更强调描述秦始皇作为一个“暴君”的人物形象，在道德上谴责这个历史人物。现代史学一般就不再对历史人物的道德分析感兴趣，而是看重秦始皇作为一个国君，他所拟定的国家制度，推行的政策，可能对中国社会与文化产生过哪些长期的历史影响。此其一。其二，为了说明秦始皇推行的某项制度——例如郡县制——的历史影响，我们就需要在历史资料中搜寻论据，来作分析，最后才能得出结论。这样的研究，至少在技术层面上，史学家可能需要借引一些现代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如果我们将分析对象纳入政治史的范畴的话，同时在论证过程中强调取证的客观，分析推理符合逻辑，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如果别人依据研究者所提供的论据再推论一番，也应该能得出与原研究者相同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才算成立。也就是说：研究结论应该可以被重复验证。因此，从研究方法层面讲，现代史学可以说是越来越科学化了。其三，如果再从另一层面去观察，研究者引以为论据、用于分析讨论秦始皇的那些历史资料，本身就可能存在着相当大的主观性：它们是经过两千多年的人为选择才保留至今的。那些符合历史时期人们观点的记载必然得到更多的流传，而不被历史时期人们所认同的记载，则可能被冷落、失传，甚至被后人纂改。利用这样经过这样长期人为筛选存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做出的分析，即便在论证过程中力求客观，其所得出的结论也无法确保一定能够符合历史事实。更何况，即便所有论据都客观可靠，往者已逝，我们实际上也无法对历史作重复验证。
所以，就其学科本质而言，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史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探究、阐发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正如前面那个例子所谈的，是要发现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可能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哪些影响。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借鉴现代社会科学的做法，这就是它在很多情况下又被称为历史科学的原因。或者说：现代史学尽可能地追求发现历史的真相，追求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尽管这种追求可能永远无法达到其终极目标，但他们的工作总是处在不断接近真相与规律的过程之中，这其实与科学家探索自然界的真相是一致的。所以史学家们声称自己研究的是“历史科学”，就是从这一点出发讲的。尤其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例如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等新学科新理论的提出，人们发现自然现象原来也不是那么“客观”，无法那么确凿无疑，这就使得自然与人文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含糊了起来，历史学似乎也就有了更多的理由来声称自己为“科学”了。
总之，现代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在性质与研究方法两方面具有双重性。
第二个问题，如何研究历史。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历史学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所谓发展阶段，并非指不同阶段的前后轮替，实际上是指历史学不同特性的渐次展开，更为恰当。
东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有一些共性，最初都是从讲故事出发的。这就是所谓历史学的叙述性，它是历史学最突出的特征。最初所有民族的史学都是这么发生、发展起来的，通过老祖宗的记忆，故事开始了，史学就慢慢产生。所以，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叙述史学。
老人们为什么要讲那些故事呢？除了觉得它有意思之外，还想下一代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益处，一些教训，这“益处”最初落实在道德的层面上。这就是历史学的道德性，早期人类希望利用历史故事实现一些道德功能。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害怕自己做的坏事被史书记录下来，在历史上留下骂名。这就是历史学的道德教育、道德约束的功用。宋代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故事：
（宋）太祖尝弹雀于后苑，或称有急事请见，上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之，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斧柄撞其口，坠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乎？”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也。”上悦，赐金帛慰劳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
宋太祖赵匡胤鲁莽，打掉了大臣的门齿。那位大臣说此事史书会记载下来，宋太祖不得不向他道歉。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是至少反映了历史学的一个功用，那就是对那些无法无天的人祭起一个最后的约束手段——道德。有学者认为对于专制君主来说，与其说他们畏德，不如说是畏天——担心失德而遭天谴，更为恰当。不过从某种程度讲，畏德与畏天其实是一致的。这可以说是史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道德史学。
前面关于宋太祖的这个例子提到，当时国家设置史官，随时记录君王的一言一行与国家大事。那么当时为什么要设立史官这样一种职位呢？是因为统治者觉得历史有用，可以从中了解历史经验，帮助君王得到一些管理国家的学问。北宋大文人曾巩《南齐书序》曾说：“史者，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也。”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宋代司马光所编著的《资治通鉴》这部史书了。宋神宗为它题名、作序，开宗明义就宣称，它是供君王治理天下所用的参考书，即所谓“资治”。“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这可以说是历史学的政治功能，也是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资治史学。
到近现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历史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特别是从19世纪开始，历史学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强调自己的客观性。在西方史学界，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的著名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年－1886年）。兰克特别强调历史研究要客观，强调它的科学化。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弄清历史事实，因为历史资料是客观的，历史学家如果能够不带任何主观偏见，客观解读历史资料，这样他们就可以达到发现历史真相的目的。在兰克史学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认为，弄清历史事实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从19世纪起，从兰克到马克思，历史学一直是在受科学主义的影响，达到它发展的第四个阶段：科学史学。
大体讲，目前我国的历史学科就处在科学史学的阶段。
前面分析的历史学的这些特性说明：史学研究总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性的，即便是以发现历史客观规律相标榜的科学史观，也不能例外。史学的这种特质，不免会到影响它的具体研究过程。
再从另一个侧面来观察。史学研究的是以前的人类社会，它跟当今的人类社会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可是当今的人类社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史学研究的历史时期都早已不复存在，看不见摸不着，需要依靠历史资料去复原它。换句话说：研究历史上的人类社会比研究当今人类社会多了一道工序，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在某一特定时间与地点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才有可能进而去分析研究它。尽管历史研究的目标永远不仅仅只是复原史实，而是为了进一步分析研究，但必须首先复原史实。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面对那个令人头疼的历史资料问题。
史实复原需要利用历史资料，历史资料的类型是极为多样化的，它可以包括历史上存留至今的图画符号、文字语言、遗迹遗物、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等，其中文献资料占最大多数。一切可能承载有历史信息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从某种角度讲，近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被纳入历史资料的内容日益增多，甚至包括基因DNA、碳十四放射性同位素这样完全由现代科学所发掘出来的“资料”。说历史资料令人头疼，主要指前面已经提到的它可能蕴含的主观性问题。
首先，历史现象能否成为“历史资料”或者“历史事实”，是由人们的主观选择决定的。历史现象纷纭万千，几乎不可穷尽，只有被历史学家所关注的那些历史现象，才有资格被称为历史资料，也就是被引作某一具体历史研究专题的论据。有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H. Carr）就曾经这么说过：
并不是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过去的事实也并没有全部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来处理。
过去常说，让事实本身说话。当然，这话是不确切的。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
其次，究竟哪些历史现象有可能成为历史资料呢？这就取决于历史学家们可能对哪些议题感兴趣。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由于受时代的制约与影响，人们感兴趣的历史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历史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任何忽视历史研究时代意义的企图，都会影响它的发展。不过，相对抽象而言，也许可以这么认为：如果说生死与爱情是文学的永恒话题，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是哲学的永恒话题，那么，对于历史学来说，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就是它的永恒话题。
第三，历史资料必然是零碎、片面与主观的，关于人类早期历史的是如此，关于近代以来历史、看似资料极为丰富的那些议题，也未必不是如此。
早期历史的资料残缺不全比较容易理解，前面已经提到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包括一些技术性的因素。譬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人类早期制作工具的材料有石头与铜、铁等金属，所以有石器时代、铜器时代与铁器时代等早期历史的划分法。但是难道当时的人们不知道木材也可以用来制作工具？只是因为木材腐烂较快，不容易保存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可能在考古资料中发现它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