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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榷”到“署”,北新关征税沿革
来源: 杭州曹晓波微信公众号  作者:曹晓波  日期:2019-01-04

元朝至正年,战乱频繁,银子掠的掠,藏的藏,埋的埋,流通的少了,就印了大量的纸钞。朱元璋登基,纸钞遍市,朝中有高人出招:各处关隘征收税赋只收纸钞,收尽而已。“钞关”的大名,从此就留下来了⑴。

一、“局”与“关署”

最初的“钞关”,只是几个守兵,在河上横一根叫“榷”的木,几个吆五喝六的兵丁,逼船家出一点铜钱。这就是明初的赋税“船料”,一种根据船的大小、宽窄收取的赋费。但对与“厘金”,即船载货物的征收税费,就没有明确的条文定规,收多收少,全凭兵吏的好恶。在一根象征着权力的横木面前,船民也不得不从。否则,横木不提起,船上人也有被拘禁、棒打的可能。

这一种征收,兵吏会不会中饱私囊,地方会不会“截流”赋税,很难说。洪武十年(1377),户部奏折说全国有近三分之一的赋税还达不到应征标准,朱元璋这皇帝老儿就信不过下面了,太监一个一个派了出去,巡视或监守。这一破例,也造成了长达二百六十七年之久的太监对各处政事的干预。无论是海事的下西洋,还是军事的征辽东,就全是太监说了算。昧心的太监想要从中找一个敛财的口子,也容易得如同束发整履。

北新关,由最初运河上的一根横“榷”,变成延续五百多年的有“大关”之称的杭城赋税关署,是在什么时候?按嘉靖戊戌年(1538)的北新关署主事谢崑《重修北新关记》说法:“北新有关,自宣德四年始”,即开始于公元1429年,“浙之杭,百货攸萃,舟楫聚焉,故设关榷之,但关之沿革不常,故屋宇规制甚陋”。

可见,最初的北新关,一根“榷”木也是时有时无的。驻守的兵丁,住的也是简陋板棚,估计一旦刮风下雨,不征收的日子也会有。不过,当时的杭城商市繁华“攸萃”,北新关的赋税收入也少不了,赋税的征取,应该是“常”的时候多。直到“弘治丙辰年”(1496),来了一个主事刘景寅,才在临河筑起了气度不凡的公堂⑵,赋税关署也成了专设的官府机构,收费开始走上了正轨,也逐渐有了条文的完善。

不过,万历三十年(1602)的北新关主事蒋光彦立的碑文,又是一个说法:洪武开国,到永乐年间(1368—1424)杭州开始设立税课局,收取商税,但只是“有分局而无专关”。从正统到成化(1436—1487)以后,开始设立北新关(“始创是关”)⑶。 

按蒋光彦的说法,直到1424年,北新关还是“有分局而无专关”的。这里的“局”,应该指的就是聚兵驻守收取赋税,而没有专门的“关”(署)。到了成化二十三年(1487)以后,才有了北新关(署),也就是碑文中说的“始创是(此)关”。

二、对“船料”与“货税”的解读

那么,设立北新关,究竟是“宣德四年”(1429)?还是“正(统)成(化)以后”(1487)?或者是“弘治丙辰”(即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刘景寅主事北新关署之时?按史料判断,这应该就是对“船料”与“货税”的解读。

《明史》宣德四年,“纸钞法”行不通了,各地商户纷纷避税。朝廷没办法,又重申赋税制,搞得京畿的商贾征税倍增,怨声载道。于是,户部规定运河的临清关、北新关,除了要和运河的其他关卡一样,征收“船料”,还要增加一项运河关卡所没有的税收,这就是船载物品的“货税”⑷。

 对“货税”的征收,也提供了另一个信息,即当时的杭州,商贸集聚,商船“货税”已日渐引起朝廷重视。这种商货税的征收,并不是发生在交易的商市,而是在商货所经过的关卡。这对于官府来说,是省事了,但对于商品的流通,却是一种梗阻。除非商品的运输者对他地的销售有十分的把握,才会贸然贩运。

其实,正如上文所说,在“宣德四年”(1429)以后,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北新关的赋税,一直处在任意变更的状态,不能真正称为“关署”。《北新关志卷之十三·税则》就明确的记载:“宣德四年,始设北榷,其初,止收船料。正德六年后,兼收商税”。后来才逐渐明确所征收的商品税,为十八个大项,八百多条,收税的标准数额,全以银两标明。

可以说,“正德六年”即公元1511年,北新关才步入“正轨”。即在“船料”以外,开始真正执行一个朝廷关署的商税征收职责。在此之前,它只不过是一只收“过路费”的交通“卡子”。

由此得到的赋税“成绩”也是显著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北新关等钞关的收入,已经从前代(隆庆年)的32万5千银两,提升到了40万7千。据载,当时一艘商船从苏州贩运货物去四川,沿途的关卡“无有不征,一舟而经三十余关,一货而抽三十余次”⑸。商人不但赚不到钱,连本都有折得十去三四的。这对商品的流通,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打击很大。

 二、北新关的荆之琦

万历四十六年(1618),北新关来了一个新主事荆之琦。当他接到朝廷的任命时,居然是肝肠寸断,惶惶不安,一再提出不愿意赴任。荆之琦向朝廷递了三次奏折,请求辞官。

这一种“辞官”,要是在南宋,还真有惯例。新任官员往往有三次可以“请辞”,以示谦让与对皇恩的诚惶诚恐。不过,明朝并没有这一种惯例。难道荆之琦是在做秀,是对肥缺来一出欲擒故纵的开场?

不是,荆之琦还真是害怕,他怕当了这关署的差,被人轻视。为啥?因为关署的“蠹弊丛生”,口碑极差,若按了后来对《红楼梦》中贾府的评价,也只是关署门口那对石狮子算干净的了。荆之琦三次辞官,被驳回后,最终也只有上任了。

荆之琦到任以后,首先是老天不给脸,春雨绵绵,一下再下,下得春蚕小麦全都没有了指望。后来是东北的努尔哈赤起兵,内河船只被征去军用。船只少了,船料、赋税的征收更是一少再少。最要命的,因为开战,户部又给各关卡追加了税额。 

船运萧条,赋税不振,无事之际,荆之琦提出了修路。当时,北新关署所在的路叫“河塍”。听这名,几乎就是田间土埂一条,但此地却是船家上岸、进关署办事的必经之路。

从记载看,此路狭窄,又靠近运河,一旦汛期水涨,泥路常常因为河岸的坍塌,靠河一面狗啮一样,路就更窄了。一旦阴雨连绵,连续几天以后,路面连马匹的四蹄都难以行走,眼疾与跛瘸人更是不敢走,只能绕道“西街”(现湖墅北路段)。荆之琦与湖墅的几个“耆老”商量,善筹资金,购买料石,雇工修建。

据载,重建后的路,宽“若干丈”。按现今说法,一丈三米,不过,依照古时旧尺换算,路面五六米宽还是有的。这路从关署的门口起,往南往北,各延伸“三里许”,也就是一条六里长的路了。临河一面,垒石为岸。整条路“廓然周行,坦然磐石”,花费白银二千三百两,工程长达六个月⑹,时称“荆公街”。

“荆公街”,从清时地图看,也就是大兜路以大关桥为界的北段,如今的丽水路。从那以后,无论是北新关署的建筑,还是门前道路的规模,雀声遐迩,有一个“大关”的气魄了。

四、清承明制

北新关署的赋税制度最终的健全,是明后期《商税则例》的制定。如果用现在的五号字,将此“则例”印刷在八开的纸张上,应该有33页。试想一下,当年要是用小楷抄写,估计,一百张门板大的宣纸,都怕不够。

后来,又在《商税则例》的最后第十八大项内,适时另立了“后定比例货物类”。其中如西洋细布、香坠肥皂等,又有了180多个条目。每一个条目,都细分列明了多少货物该收几分几钱银两⑺的税款。

商埠之“埠”,最初就是码头与关卡,这也是一个城镇的原始。中国商业与赋税的初起,靠的就是水运,尤其运河。游牧的旗人,号称“大清”以后,全盘承袭了前朝制定的“游戏规则”:“船料”照收,货物按《商税则例》计征厘税。运河的关卡,依然运行“一船两制”,除非空船。

见过一张咸丰六年(1856)拾月十一日的“黑桥官牙承揽船票”。黑桥,官名“宝庆桥”,码头所在,牙行林立。票上所说的这个租船牙行,是领有官府执照的正规店家,店主“孙广生”。为了表明他的“正统”,票面上还着重注明了店主的身份是牙行执照领取人陈育才的“裔孙”。该“船票”在落款上同时也注明,租船人的姓名是“严桂”。

“船票”称严桂承揽到了郑、陈、毛三位相公的靛青(颜料)“捌拾壹担”。要着重解说这船票的是八个字:“杭关‘船料’船户承官”。“杭关”指的就是北新关;“‘船料’船户承官”,是说由船家承担“船料”。看来,船上的货物厘税,该由“郑、陈、毛”三位相公付了。 

另有一张是套红印刷的“货运票”,上有“一路顺风”的大红字样,虽然属于民国初时,但例举在此,可说之处有两点:一是该票注明“颜料壹箱、硫化元(青)五箱”;二是船票标注的出票处是山西“晋大昌货运票”。

可见,当时的运河关卡的纳税商贾,来自全国各商埠(以北方为主);也说明,杭城确确实实是一个消费的都会,尤其丝绸印染。就是这几张难得见到的与运河码头相关的原始票据,运输印染颜料的就有两张。

货船如此,客船也没有被关卡轻易放过。关吏、胥役的为所欲为,上船对乘客的搜查与敲诈,相当粗暴苛刻。据载,就是“乾嘉盛世”,也是如此。

嘉庆四年(1799),有一个曾为将佐当过幕僚的仕人舒位,就以诗的笔触记下了北新关的胥役为所欲为的行径。虽然他事先有心理准备的:“杭州关吏如乞儿”,但“昔闻斯语今见之”后,还是让他大为惊讶。因为关胥根本没有按常规收取“船料”,而是一把明晃晃的朴刀开道,挑包袱,撬箱箧,搜寻钱财,对乘客大肆敲诈。

舒位大发狠话说:我只听说酒要上税,没听说诗囊要搜;只听说“船料”要报,没听说船客的箱子要搜⑻。大清的北新关胥役,在诗人笔下,如同山寨强盗。

五、“长毛”造反

此时,没卵子的太监更是不饰遮掩,直接插手了收税。当然,这一种媚上的提案,往往先由地方提出。雍正七年(1729),江浙总督提请将北新关税务交与织造(局)管辖。

织造局,是为几千名的内宫嫔妃、内侍们提供绫罗绸缎的机构,也主管江浙的国有织造“企业”,由“公公”主掌。北新关的赋税,由此又成了内宫花销的钱袋。这一种状态,维持到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才交还给浙江巡抚府“兼收”。

“兼”,这在中国的官场,微妙得很。说它也会转“正”,但往往不会长久。果然,道光元年(1821),北新关署的赋税,又回到了织造局手中。那时候,在杭城的织造局,与京城大内的色彩一样,门首漆色朱红,号称“红门局”。在晚清的“朝报”上,红门局里的小小胥役,有过痛打抚台衙门官吏的记载。

《湖墅小志》称“湖墅”为“北郭一隅”,也就是形容为杭城的一角。咸丰三年(1853),洪杨造反,江宁(南京)失守,红门局的太监们早就逃得没影了。富商士绅们也坐船奔了水路,杭州城内的人,一下子少了“约有十分之四”。太平军两次攻打杭城,突袭北新关有过三次,关署两遭烧毁。

更惨的是,“贼所过,尽杀剃发人”⑼,也就是前脑门剃光的,又称“小顶辫发”的大清顺民。到了太平军二打杭州(咸丰十一年九月),围城三个月后,杭城中尚剩的近五十万民众,吃尽粮食,吃尽“药材、南货等物”,再能吃的,就是“芋蔴、草根、甘露、浮萍、杂草”了。最后没办法,吃观音土,吃人⑽。

左宗棠进杭城已是同治三年(1864)的三月初二,据载,杭城“减至七八万”人口,鸟多民稀。说这一段,就要说到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左宗棠和他的同乡,浙江布政使蒋益澧对杭城“复苏”的措施。

首先是对钱塘江赋税关卡的开禁,官商胡光墉(胡雪岩)为此在钱塘江筹资设立“义渡”。出逃回乡的士绅商民,免收“起塘小票”,免费摆渡。但是,当时的北新关还是没开这个口子,逃难返回的船只虽无货物,“船料”依然要收,毕竟“下三府(杭、嘉、湖)”比钱塘江上游的“上八府”要富庶。战乱前,北新关上交户部的税赋每年有过22万两银子,这还不算地方截留。杭城虽然需要尽快恢复“繁荣昌盛”,但左宗棠也得考虑财政与兵饷的出处。

六、大帅罢关

当时的北新关,不仅仅是关卡一个,也是省城的赋税机构“关署”所在。杭城的“六关七务”,即东新关、打铁关、观音关、八字关等税收关卡,和“城南务”等七个税务所,都是由北新关署派员把守的,北新关因此也有“大关”的称谓。譬如,钱塘江码头的“城南务”,为防潮汛,允许船只先行起塘(翻塘进入内河),但船家拿了税吏的“起塘小票”,必须要在次日到北新关署上单纳税。

在北新关署的南面店家中,当时有一家给船户卖税单纸笔的专营店,称“大单厂书”。那税单是一式“三连(联)”,买后要如实填报。此后,一连交关署的“船柜”纳税;一连交关卡的兵丁核对;另一连作为船家的留存凭证。

太平盛世,“厂书”(税单)的需求量很大,除了几家专门的经营店,关署街前各爿店家都有代售。雍正年间,“厂书”的买卖曾经出了一点纰漏,经浙江巡抚规定,独列一家专卖。到了左宗党主政省城,就是这家独一无二的“大单厂书”,也因货船不多,冷清得门可罗雀。

左宗棠认为,要使省城经济得到最快复苏,北新关的关费杂税必须得暂停,以招揽全省物产、商贾来杭经营。只有如此,“根”有了,“本”才会昌盛,粮饷也会不犯愁。

左宗棠给同治皇帝写了奏章,说浙江省城“迭遭兵燹,凋敝不堪,市肆萧条,小民不能复业”。即使召回从业,也一时无法恢复疮伤。此时,要再收他们的规费、税赋,无疑是“竭泽而渔”,最后致使“商贾糊口无资”,小民更加“穷促”。他认为,北新关(重新)试办已经三个月,所征税收寥寥无几。守关的胥吏哪懂得什么叫朝廷利益为上?一旦设关,穷凶极恶的故态重演,搞得商人、乡民畏惧不归。臣跪奏皇上,恩准取消北新关署,以顺民心⑾。

此时的左宗棠,已被视为大清的“支柱”,同治皇帝刚赐他黄马褂一件,这面子还是会给的。当左宗棠的《将北新关暂缓开设,按月由厘捐酌减,以抵关税》的奏折到达同治帝的御案前,这位六岁登基,在风雨飘摇中才过了三年的小皇帝,御笔握起,写下了“准批”二字。当然,这极有可能是他的慈禧母后点过头的。

《清史稿·左宗棠传》对此仅记载了十四个字:“驻省城,申军禁,招商开市,停杭关税”。又据《清史稿·征榷》载,此后实施的“厘捐”制,就不是北新关那种只针对船家商货所征的税厘,而是对店家的交易所取。当然,运河“船料”也就此取消。这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大小也是一个进步。


  注:

    ⑴清顾公燮《丹午笔记》第一四零回

    ⑵⑸明谢崑《重修北新关记》

    ⑶明蒋光彦《重建杭州北新钞关题名记》

    ⑷《明史·食货五》之《商税》

    ⑹明陆玄锡《北关修筑荆街碑记》

    ⑺明《商税则例》

    ⑻清舒位《杭州关记事》

    ⑼吴氏《花溪日记》

    ⑽佚名《亲历记》

    ⑾清淩璋琳《梓里丛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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