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禮儀空間與生活空間的緊張關係 臨安的城市規模本來就不大，也不具備在空間上大規模擴展的自然條件，再加上此前官府掌握的土地有限，這使得朝廷衙署、禮儀場所、軍事營地的植入頗為不易，除了踏逐空地、利用寺觀外，另一條可能的途徑便是變更民戶土地的用途。其中，既有像前文所說的購買民用地塊來造先農壇的事例，也不乏對民間田地屋舍的徵用。紹興元年 (1131) 十一月，高宗決定從紹興遷往臨安後，「命吏部侍郎兼權侍讀李光往臨安府，節制本府內外見屯諸軍，及兼權戶部侍郎，總領臨安府應干錢糧，卸納綱運，及修繕移蹕事務」，[40]李光隨後在奏劄中提出：「臨安經屠戮焚掠之酷，金碧之區化為瓦礫，一旦移蹕，復屯大兵，則官司廬舍未易遽葺。茅茨土階之陋，陛下縱能安之，其如當此寒沍，若加以雨雪連綿，數萬之衆不免散處市井，侵奪民居，勢難禁約。」[41]李光在完成此項任務後得到了「經營撙節，不擾而辦」的高度評價，[42]但是在移蹕過程中及其後，衙署、軍營侵佔民居的現象恐怕難以避免。在紹興三年二月高宗的御筆中，就提到了「臨安府民戶税地，兵火之後多為官司、軍營居占」，為此君臣之間還商議了如何蠲免這些民戶稅錢。[43]前文提到過的社稷壇，在史料中只說是踏逐到一段民戶的地塊後修建的，獲取方式並不清楚，也不能排除強行佔用的可能性。在臨安，官府佔用民間土地的現象長期存在，到了乾道八年 (1172) 九月，依然能看到孝宗應臨安少尹莫濛的奏請而頒下的詔書：「臨安府城内外及屬邑，應官司所占民間地基見充官用者，差官覈實，悉與除豁租税。」[44] 
通過以上這些事實可知，南宋朝廷為了完善臨安的都城職能，時常利用自身掌握的公權力，和買甚至佔用民間土地，來營建包括禮儀場所在內的各種設施。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受制於臨安的自然條件、土地利用狀況，朝廷對臨安城市空間的改造並不是沒有限度，國家禮制不得不對此有所遷就；另一方面，不斷增加的人口及其生存、生活需求，在給臨安的城市發展持續帶來壓力的同時，也對禮儀空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干擾。南宋臨安禮儀空間與生活空間的緊張關係，有必要置於上述複雜的歷史脈絡中加以理解。 我們先以太廟為例，來展現祭祀禮儀空間與日常生活空間的張力。太廟位於宮城以北、御街以西。御街兩側，商業活動異常發達，即便是在御街南端的宮城北門附近，也是如此： 和寧門紅杈子前買賣細色異品菜蔬，諸般嗄飯，及酒醋時新果子，進納 海鮮品件等物，填塞街市，吟叫百端，如汴京氣象，殊可人意。孝仁坊口， 水晶紅白燒酒，曾經宣喚，其味香軟，入口便消。六部前丁香餛飩，此味精 細尤佳。早市供膳諸色物件甚多，不能盡舉。自內後門至觀橋下，大街小 巷，在在有之，不論晴雨霜雪皆然也。[45] 太廟附近同樣不乏店鋪。根據《夢粱錄》的記載，太廟前有尹家文字鋪、陳媽媽泥面具風藥鋪。[46] 除了店鋪，太廟周圍還有民宅。前文說過，紹興五年(1135) 沒有將同文館改建為太廟，而是另外擇址建廟，就有後者「四向地步闊遠，可以限隔火燭」的考慮。不過，臨安終究還是地狹人多，特別是紹興八年後機構、軍民的湧入，使太廟鄰近的屋宇增多。紹興十五年九月「太廟旁居民遺火」後，「上諭大臣，令於廟左右各撤屋二十步，以備不虞」，以免附近火災殃及太廟。[47]為了確保這些空地不被佔用，高宗還在紹興十七年發布了「太廟周圍合留空地，令臨安府措置摽撥，毋令侵佔，引惹火燭」的詔書。[48] 
《南宋临安城考古》太庙东围墙御街路面 南宋太廟與周圍環境的關係，有必要結合唐代、北宋的情況進行考察。在唐代，太廟位於承天門街之東第七橫街之北，[49]也就是皇城的東南角。長安的皇城是封閉的空間，位於其內的朝廷衙署、太廟、社稷壇等與京城的生活空間並沒有交集。到了北宋，情況已經有所不同，朝廷衙署、太廟等設施不再與民居、店鋪截然分開。據《東京夢華錄》記載，太廟位於御街以東的第二甜水巷，太廟以西是韓絳家的宅第、審計院，位於第二甜水巷以北的第三甜水巷有熙熙樓客店、高陽正店等，位於第二甜水巷以南的第一甜水巷有觀音院。[50]周邊環境不時干擾到太廟祭祀，慶曆三年 (1043) 九月，侍御史趙及上奏：「太廟、后廟，近日居民，當告祭時樂作，其外或有哭聲相聞，於禮非便。請徙其民。」對此，仁宗「詔令遇行事時，權止哭泣，勿遷之」。[51]雖然仁宗沒有下令遷走太廟附近的居民，但是民居抵近太廟、兩者互有影響的事實顯而易見。《宋會要輯稿》還記載： 慶曆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太常禮院言：「天子宗廟皆有常制。今太廟 之南門立戟，即廟正門也。又有外墻，置櫺星門，即漢時所謂壖垣，乃廟之 外門也。昨所建面西墻門，元在通衢，以止車馬之過廟者，其臣僚下馬宜勿 禁。」從之。初，知宗正丞趙恭和言：「今廟壖短，而去民居近，非所以嚴 宗廟，請別為複墻，以甓累之。」故又設面西之門，然而非制也。[52] 朝廷因為太廟與民居臨近而不得不建「非制」的墻門，以阻隔經過太廟的車馬，可見禮儀空間與生活空間的緊張關係。 
唐长安太庙位置示意图 到了南宋，由於臨安的規模比東京更小，並且未經過大規模的營建，因此在地理上各區塊的功能愈加模糊，禮儀空間與其他空間的緊張關係加劇，太廟的空間擴張在某種程度上是與周圍的官署、倉庫、民居、神祠爭奪土地的過程。紹興十六年 (1146) 太廟的拓展，一方面是「依兩浙轉運司所申，展套倉屋」，另一方面又將墻外的道路「隨宜掇移，修蓋神廚等屋」。[53]景定五年 (1264)，太廟又進行了擴建，「以垣南民居逼近，厚給之直，令徙他處，即其地作致齋閤子四十四楹，前窾墻為小門，又斥糧料院、白馬神祠，依山拓地為廟堧」。[54] 臨安緊張的用地狀況對國家祭祀禮儀及其空間的影響，在御街也有突出表現。御街並非皇帝行禮之處，但是對皇帝大禮的實施效果甚為重要。皇帝大禮的意義在於向民眾傳遞君權神授的觀念，然而，能夠親眼目睹皇帝祭祀昊天上帝的人畢竟有限，京城民眾主要是通過在幹道兩側觀看盛大的禮儀隊伍的行進，來感受皇權的威嚴。職是之故，從唐到北宋，皇帝大禮的鹵簿規模越來越大。[55]唐代長安的主幹道是朱雀門街，從皇城正南門朱雀門通往京城正南門明德門。在北宋東京，御街連接著宮城正南門宣德門與外城正南門南薰門，承擔了主幹道的角色。與北宋不同的是，南宋臨安的御街卻是「自和寧門外至景靈宮前，為乘輿所經之路」，[56]這與宮城位於臨安城南部有關。因為景靈宮建在遠離宮城的臨安城西北角，連接宮城、太廟、景靈宮的道路也就變得重要。臨安御街的另一反常之處，在於它並不是一條筆直的路：「南起和寧門，直北經朝天門，略轉西直北經衆安橋、觀橋，過觀橋北後折西，一路西行，經新莊橋到達景靈宮。」[57] 
臨安的御街不僅在起止地點、曲直程度上與長安的承天門街、東京的御街不同，寬度也明顯不如。根據考古實測的結果，長安承天門街的寬度在150 至155公尺之間。[58]東京御街沿途已有不少遺址得到了勘探，[59]但是御街的寬度由於現今開封中山路兩側建築所壓而未能探明。[60]在文獻記載中，東京的御街寬約二百步。[61]臨安御街的某些地段已經進行了考古發掘，考古工作者推測，和寧門至朝天門段、朝天門至觀橋段的寬度在十公尺開外，觀橋至景靈宮段更窄。[62]這對南宋大禮中車輅、鹵簿的使用著實有不小影響。 建炎二年 (1128) 冬至，高宗在揚州舉行祭天禮儀時，鹵簿只有一千三百五十五人。[63]在紹興元年、四年、七年、十年的明堂親享中，「止用常日儀衛」。[64]此時的鹵簿規模，比起北宋差距甚大：天聖六年 (1028)《天聖鹵簿記》編定之後，南郊親祭的鹵簿達到了二萬六十一人；皇祐二年 (1050)，北宋皇帝第一次舉行明堂親享，明堂鹵簿確定為一萬一千八十八人。[65] 隨著南宋政權的穩定，從紹興十三年 (1143) 的南郊親祭開始，禮儀隊伍的規模有所增加，但是並未恢復到北宋的規模。對禮儀隊伍的規模和形式構成來說，御街的狹窄始終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紹興十三年的南郊鹵簿達到了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人，這與北宋建隆四年 (963) 南郊親祭的儀仗人數相同，[66]然而御街對車輅、鹵簿的使用還是造成了很大影響。《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對此有所記載：「禮官以行在御街狹，故自宮徂廟不乘輅，權以輦代之。」[67]《中興禮書》對此事有更加詳實的記錄，紹興十三年三月，禮部侍郎王賞上奏： 將來郊祀大禮，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前一日朝饗太廟，依禮例，合排設鹵 簿、儀仗、車輅。緣今來行在街道與在京事體不同，所有將來車駕詣景靈 宮、太廟，欲乞權依在京四孟朝獻禮例，服履袍，乘輦赴逐處。行事日，服 袞冕行禮，俟太廟行禮畢，依自來大禮例，排設鹵簿、儀仗，皇帝服通天 冠、絳紗袍，乘玉輅詣青城齋宮。[68] 高宗對這一方案予以認可。同年閏四月，禮部、太常寺又對玉輅的經行路線進行了規劃：「將來車駕詣太廟行禮畢，依儀，皇帝自太廟櫺星門外乘玉輅，入行宮北門，由大內出行宮南門，依先降指揮，經由利涉門至青城齋殿門外降輅。」[69]五輅是玉輅、金輅、象輅、革輅和木輅，天子出行祭祀時乘坐玉輅，其他四種車輅也一併前往，就如同鄭玄在注釋《周禮•春官•典路》「凡會同軍旅，弔於四方，以路從」時所說的那樣：「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70]紹興十三年製造的玉輅軸長為十五尺三寸，[71]也就是接近五公尺的樣子。因為御街狹窄，皇帝乘坐玉輅的路段僅限於太廟至南郊間，從宮城赴景靈宮行朝獻之禮，從景靈宮到太廟行朝享之禮，都是乘輦前往。這一做法後來一直延續：「故事，祀前二日詣景靈宮，皆備大駕儀仗、乘輅。中興後，以行都與東都不同，前二日止乘輦。次日，自太廟詣青城，始登輅，設鹵簿。自紹興十三年始也。」[72] 
即便使用玉輅、鹵簿的地段僅限於太廟至南郊，為了確保玉輅、鹵簿能夠順利通過經行路線，還是需要拆除沿途兩邊的建築以拓寬路面。兵部為此於紹興十三年 (1143) 閏四月上奏：「將來郊祀，皇城南門外至利涉門經由道路，欲依太廟已拆街道丈尺，曉示官私去拆，送部同殿前司、禁衛所、臨安府相度，申尚書省。」[73]從兵部的奏請可知，太廟附近的御道兩旁此前已經進行了拆除工作。宮城南門後來稱為麗正門，利涉門則更名為嘉會門，其間的路段不算御街的一部分，但是因為皇帝南郊親祭時經行此地，所以仍然面臨拓寬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兵部要求相關部門商討此事。經過高宗批准，此事「下兵部、殿前司、主管 禁衛所、車輅院，看詳有無妨礙去處」。[74] 在紹興十三年 (1143) 的南郊親祭中，鼓吹的引導形式也受到了御街規模的制約。該年八月，禮部、太常寺上奏：「將來郊祀大禮，車駕前後部並六引，合用鼓吹。令、丞已下至執色人，共八百八十四人，並指教使人一名，前後擺拽導引，作樂應奉。依在京例，並合騎導。竊恐今來經由道路窄狹，擺拽擁遏，難以騎導。今相度，欲乞止令步導。」高宗對此表示同意，鼓吹由騎導改為步導。[75] 紹興十三年 (1143) 以後，我們依然可以通過臣僚的奏請，看到禮儀隊伍所經道路的狹窄對車輅、鹵簿使用的影響。紹興二十二年十月，幹辦車輅院張公立向朝廷反映，車輅院曾經設在太廟以北，高宗南郊親祭前兩天去景靈宮朝獻時，車輅院將五輅排設於太廟幕屋，待高宗完成太廟朝享後，即可坐上玉輅奔赴圜丘。後來，車輅院遷移至利涉門外的冷水塢口，「若依例，前二日駕馭五輅，守利涉門，入麗正門，經由大內，於幕屋排設。竊緣街道窄隘，轉彎掉圓，遲慢緩急，有礙駕路」，因此建議在南郊親祭前三天將五輅排設在太廟幕屋，最終得到了朝廷的認可。[76]紹興二十八年八月，臨安府在申奏時提到：「排辦郊祀大禮五輅、大象，舊例經由內中往詣青城，所有和寧門裏至麗正門內一帶妨礙屋宇，合權去拆，及填疊渠海，鋪築道路。」[77]由此可見，在此之前，為了使車輅、鹵簿順利通過，宮城內的屋宇若有妨礙，也不得不進行拆除。 
儘管大禮之前時常要拆遷所經道路兩旁的房屋，以確保車輅、鹵簿順利通過，實際上南宋鹵簿的規模小於北宋。紹興十三年 (1143) 的南郊鹵簿有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人，紹興十六年，「始增捧日、奉宸隊，合一萬五千五十人」，[78]達到了南宋南郊鹵簿規模的頂峰，但是仍然少於北宋天聖六年 (1028) 後的南郊鹵簿人數。紹興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間，南郊鹵簿規模保持不變。孝宗於隆興二年(1164) 南郊親祭前下旨：「除事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御及中外支費並從省約。」於是，南郊鹵簿在紹興二十八年的基礎上減半，也就是六千八百八十九人。[79]乾道六年 (1170) 重新使用金輅、象輅、革輅、木輅和大輦後，鹵簿人數並未發生變化：「乾道六年之郊，雖仍備五輅、大安輦、六象，而人數則如舊焉。自後，終宋之世，雖微有因革，大抵皆如乾道六年之制。」[80]明堂鹵簿小於南郊鹵簿，紹興三十一年高宗親享明堂時，在紹興二十八年南郊鹵簿的基礎上減去三分之一，達到一萬一百四十人。[81]南郊鹵簿減少後，明堂鹵簿的規模亦有縮小，《宋史•儀衛志》：「若明堂，則四輅、大安輦皆省，止用三千三百十九人。」[82]即便如此，對禮儀隊伍來說，所經道路也不寬敞，更何況官民的侵街現象依然嚴重。例如，淳熙三年 (1176) 十二月，孝宗下詔：「臨安府都亭驛至嘉會門裏一帶，居民舊來侵佔官路，接造浮屋，近緣郊祀大禮拆去，旋復搭蓋。如應日前界至，且聽依舊；其今次侵展及官路大段窄狹去處，日下拆截。其餘似此侵佔去處，令本府相度，開具以聞。」[83]看來，皇帝南郊親祭前，仍然需要經常性地採取措施，以解除侵街現象對大禮尤其是車輅、鹵簿的干擾。 
[1]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一三，〈宮觀〉，頁3481。 [2]東太一宮、西太一宮、中太一宮、北太一宮分別建成於太平興國八年 (983)、天聖六年 (1028)、熙寧四年 (1071)、重和元年 (1118)，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太平興國八年五月丁巳條，頁545；卷一○六，天聖六年九月辛丑條，頁2481；脫脫等，《宋史》卷一○三，〈禮志六〉，頁2508；王應麟，《玉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1987，據清光緒九年浙江書局刊本影印），卷一○○，〈政和北太一宮〉，頁1832。 [3]禮部、太常寺，《中興禮書》卷一三四，〈太一宮四〉，頁476。 [4]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七八，〈寺觀四〉，頁4058。 [5]禮部、太常寺，《中興禮書》卷一三一，〈太一宮一〉，頁466。 [6]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一三，〈宮觀〉，頁348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