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逝的时间，变化的样貌，如果不曾善加整理和保藏，记忆就有彻底消逝的危险。档案之于个人及国家，也有珍藏历史和唤醒记忆的作用。

成立于1965年的浙江省档案馆，是浙江省永久保管档案的基地和社会各界利用与研究档案史料的中心。1981年，浙江省档案馆面向社会大众开放。据统计，自开放以来，浙江省档案馆已接待国内外查档22余万人次，提供档案资料500余万册次，已向社会开放档案231093卷。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目前，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数字化率达到55%，内容包括革命历史档案、民国档案、新中国成立后档案、各地地方志、家谱、报纸、同学录、民国浙江阵亡将士名录、政策法规等，电子阅览室开放目录100余万条。共享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已成为现实。

1982年，浙江省档案馆搬迁至曙光路45号。1998年，浙江省档案馆晋升为国家一级档案馆。2017年，浙江省档案馆迁至丰潭路409号的新址。据统计，截止2017年底，浙江省档案馆馆藏296个全宗，纸质档案872598卷337404件；照片、声像档案52万张（盘），资料138106册（期）。

“史之原始，国之宝笈；世步可循，民情可迹；存史资政，利贞社稷……”新馆正门石碑上的《浙江省档案馆赋》，讲述着浙江省档案馆保存历史真实和承担文化记忆的重要使命。

走进浙江省档案馆，恍如走到一片未曾消逝的记忆的风景中。

2018年4月，浙江省档案馆购藏一套《文澜阁四库全书》，一份浙江人献书、修书、藏书、抄书、补书、运书、印书的记忆中的风景，也在这里得到了珍藏，并被今天的人们再次唤醒。

《四库全书》享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的美誉，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四库全书》囊括先秦至清乾隆年间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涵盖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经3800多人抄写，耗时13年编成。编成后的《四库全书》先后抄录7部，其中一部，就曾贮藏在如今孤山路上的文澜阁中。

《四库全书》的编纂导因，是时任安徽学政的朱筠请校核《永乐大典》以辑录古书的一道奏折。这道奏折，跟浙江籍的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有密切关系。

《四库全书》编修之初，乾隆皇帝谕令各省献书呈送，最终，浙江成为了全国献书最多的省份，浙江藏书家对编修《四库全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鲍士恭的知不足斋、汪启淑的开万楼、吴玉墀的瓶花斋、孙仰曾的寿松堂、汪汝瑮的振绮堂、赵氏“二林”兄弟的小山堂、朱彝尊的曝书亭、范懋柱的天一阁、卢址的抱经楼、郑大节的二老阁等一大批江南有名的藏书楼，都进呈了诸多珍贵书籍。

在编修《四库全书》之际，在四库馆任职的浙籍馆臣，如王际华、汪如藻、陆费墀、邵晋涵、吴寿昌等人，也广为献书。同时，陆费墀、王际华、邵晋涵等三人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位列功臣而无愧。

《四库全书》成书后，有学者统计，其中著录的浙籍人士著作种数占全书近四分之一，著录的卷数超过全书的五分之一。存目的种类中，浙籍存目占22%，卷数占30%。由此可见，浙籍学者著作在《四库全书》中的地位。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同时开始编纂，这两本书最早的地方刊本，也是杭州刊本，通称为“浙本”。

此外，位于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在藏书楼的建筑规制和书籍保管方面，都极富特色。乾隆皇帝也因此而下令效仿天一阁建造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等“内廷四阁”贮藏《四库全书》。

由此可见，从开始纂修到最终成书，《四库全书》与浙江的关系都密不可分。

1861年，太平军攻入杭州，文澜阁因战乱而损毁，保藏的《四库全书》也战乱而流散。此时，杭州八千卷楼藏书楼传人丁申、丁丙兄弟冒死抢救文澜阁库书，最终使得文澜阁库书免遭灭顶之灾；其后，丁氏兄弟又主持重建文澜阁，将搜集到的库书重新入藏，并倡议和主持了库书的补抄工作。继丁氏兄弟之后，民国年间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钱恂和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张宗祥，又先后组织了补抄工作。历经三人的三次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才得以恢复全貌。

抗战期间，为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组织人力物力，展开了漫长的库书西迁之旅。从杭州出发，途径富阳、建德、龙泉、浦城、江山、南昌、长沙等地，长途跋涉3000多公里，将库书运抵贵阳保存，后又运至重庆安放，9年之间辗转5省。抗战胜利后，《文澜阁四库全书》重返杭州保藏。

2004年，杭州出版社和浙江图书馆签署了共同合作整理出版《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协议。2015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工作正式告竣。十年磨一剑，堪称出版传奇。

当你走进浙江省档案馆，看到这套《文澜阁四库全书》时，一份浙江人献书、修书、藏书、抄书、补书、运书、印书的种种历史记忆，相信也会在你心中被激活。这里珍藏的不仅是一套《文澜阁四库全书》，更是一份历史档案，一份关于浙江人文化传承的历史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