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临安三本方志，在1169年的《乾道临安志》中，杭城是七厢六十八坊（不包括宫城）。到了1251年的《淳祐临安志》，增加到了十二厢八十九个坊。每一“坊”，管辖一条巷子或一条街。尽管那时的街，除了“大街”（也有称“天街”或“御街”的）和荐桥大街稍具规模，其他几乎就是一条稍宽的巷子。“坊”由厢管辖，一个“厢”，是当时城市管理的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块。早年，江南的县府所在，称“城厢镇”，便是沿袭。再大的县，都不能僭越。

看1270年《咸淳临安志》附图，除了“厢”、“坊”，看不到“弄”。弄，往往是一个坊巷到另一个坊巷的走通。清末民初，直到六十年前，杭城几乎保留了南宋的一种城市格局。巷与巷、巷与街之间的弄，也使得有一句方言的存在：“杭州路路通”。如果您穿越到了当年，只要方向大致对头，一定会到达想去的方位。

这一些能走通的“弄”，不少也是大宅高墙间的避火道，狭窄的，对面走来人，都得侧身而过。南宋后期，经济和人口发展迅速，杭城的府第、诸司、官舍、宅舍、富室也猛增，这一种通道就更多了。后来的方志也称“衖”，譬如元朝《大典》中就有此说。

元朝不到百年，后人以南宋文化为宗，因“衖”的功能与“封火墙”相似，“火弄”的说法也被杭人认可。不像北方人，舌头一含糊，“火弄”叫成了“胡同”，有点莫名其妙。“火弄”一说后来淡去，单称了“弄”。但城外人仍有沿袭，譬如“大浒弄”，就有“火弄”影子。

在清末《武林坊巷志》中，弄虽然占了巷子的半数，有一百四十六条，但不少全是弯弯曲曲近似蚯蚓的小通道，与北方的胡同的直，是大不通的。当年，它们也以轿舆的通过为标准，通得过的，或许会冠以“巷”名。通不过的，名不在册的也有。

这样的弄，取名也较随意，毛（茅）坑弄、缸甏弄、方福弄、扇子弄、木瓜弄。这一种小弄哪怕盛夏，都被高墙遮挡得阴森通凉。要是直弄，只有尽处，豁然有光。若迎面来一个赤膊的莽夫，胆怯如孩童者，总是会提心吊胆。譬如，当年中山中路上的木瓜弄，天一黑，胆小者宁可多走几步，去绕太平坊巷，也不会走这小弄。

勾山弄也是，原在三衙前的西头，南有高高的“勾山樵舍”大墙，北墙也相对不低。此弄狭可及肩，更要命的，中部还有一个直弯，猛一看，以为“塞煞弄堂”。走过去，都不晓得直弯处会突然冒出什么来。

有意思的是，哪怕这样的窄弄，杭州话仍称“弄堂”，莫名其妙吧。“堂”宽敞高轩，难道是语法上的“偏正”？这似乎是后人的说法。前朝人嘴里，“弄堂”永远是弄，“巷”永远是巷。哪怕一条曲里拐弯的“九曲巷”，也是“巷”，泾渭分明，从不混淆，这也算是一种地方文化。

弄是不住人的？也不是，在早，大户人家在弄中开偏门的较多。后来人口逐渐多了，大家大户的大墙，也有“开腔破肚”，在弄中另立门户的。譬如，劳动路的“阿太庙弄”，武林路的“江山弄”。民国初始，小弄深处也有“滚地龙”似的住了不少人家的，譬如武林路的“劳工弄”。当然，这都是民国以后的事情。此时的弄，就不单单是大墙之间的走道或防火道了。

难道有了人居住的小弄就不能改名称巷？是的，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地名就是它的标识。缎局司弄、火药局弄、翁家弄、羊千弄，以至老城墙外的“假山弄”、“贾家弄”，哪怕这弄中有了显赫的官署、府邸，地名永远口耳相传。你看“胭脂弄”，现在成路了，还得称“弄”。

特例也有，譬如某弄有被“庙堂”册封过的人、事。清波门的东边，曾有“周孝子弄”。八百年前，就因为住了随赵构逃难来的周姓人家。后来出了进士周玉章，有了牌坊，才改称了“孝子坊巷”。一座牌坊，改了一个地名，在帝制时，也是一种文化。

当一条弄中有了官署，有了府邸，您再叫“弄”，总显得寒碜了一点。这就有了口头上的变通，添一个“堂”的词缀，皆大欢喜。就像如今叫“公寓”，您不往集体宿舍去想，想出了“白马公寓”，多好！

但无论是“弄”还是“弄堂”，最初，都是一种能让“杭州路路通”的有意。

文章原名《杭州路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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