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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因塘而存”背后官方主导的积极因素(二)
来源:《杭州文史》第七辑  作者:姜青青  日期:2019-01-23


史上私人主导营建海塘成功者甚少

    1.华信修筑的“防海大堤”当是“半拉子工程”

    纵观历史记载,由民间出资或组织的海塘建设非常少。而从寥寥几处记载来看,营建海塘成功者更少。

    最早记载杭州地区营建海塘的是东汉时期的华信修筑“防海大堤”一事。此事是否属实,学术界存有争议。但以当时中国南北两部几乎同时诞生的北魏郦道元(470-527)《水经注》和《世说新语》刘孝标(463- 521)注来看,他们不约而同引用到的刘道真《钱唐记》一书,应该是真实存在过的。

    宋刻本《水经注》引用的《钱塘记》记载:(灵隐山)“山下有钱塘故县,浙江迳其南,王莽更各之日泉亭。《地理志》日:会稽西部都尉治。《钱塘记》日: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符(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口(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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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版《水经注》有关《钱塘记》

    南朝梁刘孝标曾在刘宋文帝时期为钱唐县令,他在为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作注时,把刘道真《钱塘记》写为《钱唐县记》,记事相仿,但相对简略。《世说新语》原文:褚裒‘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刘孝标在此文之下引注:“《钱唐县记》曰:县近海,为潮飘没,县诸豪姓敛钱雇人,辇土为塘,因以为名也。”[2]

    华信以自己一家之财而成防海大堤,民众得以安居乐业,“钱塘”之名也由此而来。但是,后人指出,早在秦始皇渡“浙江”时,钱唐县名即已存在,又何必要由东汉华信来“创立”?因此而认为华信筑塘一事很值得商榷和怀疑。

    细读郦道元的引述,我们今天应该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华信筑塘后县名改成“钱塘”,此事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故改名钱塘焉”这句话,可以解释为秦代和西汉时的“钱唐”被王莽改作“泉亭”之后,现在因为华信出钱修建了这个海塘,又被改作“钱塘”(“钱唐”和“钱塘”稍有不同),这一更名不应成为怀疑华信修筑“防海大堤”一事的理由。

《钱塘记》透露出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杭州确已在东汉之际修筑海塘工程了。杭州城市的起步,应该是因为这条海塘工程而开始的。

    然而,古代杭州城市的起步实在是很缓慢的,东汉直到隋代开皇九年置杭州(初治余杭,未几移治钱唐)之前的近6个世纪时间里,“它的地位,始终只是一个山中小县”。[3]移治钱唐后20年,隋炀帝开通江南运河,杭州成为大运河的一个起讫点,地位日渐重要,但它繁盛而成为东南名郡却要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4],其间又过了近两个世纪。可见,杭州最后能够成为东南名郡,东汉华信私人定制的“防海大塘”在其中未必起到过什么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而我们细细玩味郦道元引述的这一记载,“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即使最终这一大塘因华信的狡黠而确实筑成,那也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粗糙“毛坯”。后人费尽心机、竭尽全力修筑的竹笼海塘、囤石海塘、鱼鳞大石塘等重型海塘,犹难抵御大潮侵袭而屡遭溃塘之灾,一条仅靠土石简单堆筑的“半成品”堤塘,又怎能有效抵挡汹涌而来的潮患?相比于后来的官方主导的大型海塘工程,东汉“防海大塘”充其量只是一个“半拉子工程”,最多将就于一时,而无以长治久安。

    2.“四条汉子”的修塘壮举:海塘史上一脉相承的悲剧”

    今杭州市下城区有一条东西向主干道,名“潮王路”,大路跨京杭大运河,有桥名“潮王桥”。所谓“潮王”,即唐朝杭州的一位乡贤石瑰,因修塘而死于潮水,杭州百姓感念他的功绩,建“潮王庙”以纪念他。

    “潮王庙”原在上塘河东,朝晖新村北端,最初名叫“石姥庙”。明代《西湖游览志》记载:“石姥庙,在德胜坝。其神石瑰,当唐长庆间 ( 821- 824),江涛为患,神竭家资,筑堤捍之,竞死于事。屡见灵异,守臣上之,咸通中( 860-874),封潮王,故俗称潮王庙。”[5]清代《浙江通志》的记载更详细一点:“潮王庙,《仁和县志》:‘在芳林乡,神为唐石瑰。’僧本诚《潮王庙记》: ‘按晏殊《舆地志》,古有石姥祠旧碣载,石姓瑰名,生于唐长庆三年( 823)。钱塘古称涛江,民苦潮害。王奋力筑堤以捍水势,祁寒剧暑不辍。功未就,竞死于潮。后为神。咸通中,官为立庙,封潮王。”[6]

    石瑰修塘与东汉华信修塘有相似之处,即自己出钱组织营建工程。而石瑰在“竭家资”和“祁寒剧暑不辍”这些方面,显然不是华信可相提并论的。当然,华信在组织人力上的耍诡计、失信于人这些方面,也不可比之石瑰。石瑰修塘的结局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从而也成为杭州地区海塘建设史上极为悲壮的一幕。石瑰所修之塘最终建成与否,史无记载,不得而知。但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海塘这样的大型公共设施建设,非官方组织而不可,否则,极有可能会付出身家性命的代价。

    唐宋以后在海塘营建工程上,官方的组织实施逐渐取代了民间私人的偶尔为之,而成为一种“常态”。但是,似乎仍有竭尽个人之力修筑海塘的事例发生,这可以从钱塘江沿岸一带类似石瑰“潮王庙”的祠庙中找到一些“其人其事”。

    元代海宁教场有“彭乌庙”,《海塘录》引《海塘通志》称,该庙“祀元敕封护国佑民永固土地彭文骥、乌守忠”。清代的“彭乌庙”在海宁春熙门外七里海塘上。彭、乌二人事迹据清代衢州府知府白丰的一篇碑记称:“雍正三年,余奉委修筑海塘,往来塘工去宁邑东七里,有庙日‘彭乌’。询祀何神,土人为余言:‘一姓彭,讳文骥,字德公;一姓乌,讳守忠,字子朴。世同里闱,家素封。元泰定三年海溢,朝命筑塘,费不给。二神罄家资助之,坍陷不已。时有迁民内地之议,神曰:生不助其成,死必捍患,何内徙为?未几,陷于海。大显灵异,海患顿息,塘成,而民卒不徙。闻于朝,立庙以祀。明嘉靖三十年,塘大圮,神又显灵。敕封护国佑民永固土地明王。’”[7]彭文骥、乌守忠两人都是海宁富户,虽元官爵封邑,却富比封君,两户人家住得又近,估计关系也很不错。许是这一原因,所以朝廷一毛不拔,却下令由他俩承担这次筑塘大任。于是,尽管他俩和石瑰不同的是奉命筑塘,但落得的下场和石瑰完全一样,任凭家资耗尽,海塘依然不修,最终惨死于江潮之中。在这次修筑海塘中,官方的不作为是十分明显的,所以,彭、乌二人的筑塘,事实上无异于华信和石瑰,都是举个人之力而为之。

    又,清代《康熙仁和县志》记载:“茶槽庙,在会城东,当钱塘尽界[8]。沿江七十里,北至皋亭山,屡受潮患。永乐间,新城茶商陈旭出橐中金,筑新塘。后乙未,皋亭山洪水与江潮相接,沿江俱没,塘坏。旭思资蓄已尽,功不成,遂跃身入潮。尸随潮浮至皋亭山,沙随尸而涨,塘乃成,尸随葬焉。巡抚入告,敕封茶槽土地兴福明王,迄今二百余年无潮患。士民戴德,奉其神,各方建祀,有上新、中新、下新等祠。”这则故事如果除去其中的一些“神话”因素后,可以发现陈旭筑塘的几个问题:一是他的这次筑塘基本上是他个人出资兴建的,未能得到官方的支持,而且基本上是耗尽了陈旭的所有积蓄。二是陈旭所筑新塘的质量称不上上佳,在潮水和洪水的夹击下,处于整体上的坍圮。三是新塘的被摧毁应是灾难性的,场面惨不忍睹,最终导致陈旭的绝望而投江自尽。四是官方在这一事件中对新塘建设并无实质性支持,地方大员只是在陈旭死后上报朝廷,为陈旭讨得了一个封号。可见,陈旭之死和石瑰又有不同,石瑰奋力筑堤、祁寒剧暑不辍,当属于“过劳死”,而商人出身的陈旭因为家财耗尽且前功尽弃,当是绝望而死。相比之下,彭文骥、乌守忠的“陷于海”,更像是修塘不成无法交代而杀身成仁。而彭、乌二人的“封神”故事又与陈旭异曲同工,都有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当然,后人也应看到,这四位筑塘英雄的亡故虽然各不相同,但其悲壮之色一脉相承,何其相似!

 



[1]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第7册,”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此“宋刻本”殆为现存《水经注》最早版本,引文括号内文字系作者根据文意所补。又,唐代李贤注《后汉书•朱侑传》也引《钱塘记》云云,字句稍有差异,详见《后汉书》卷七一,第2310页。

[2] [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新语》卷中《雅量》,“尊经阁丛刊”日本昭和四年影宋本。

[3]谭其骧:《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南北朝前古杭州》序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4]唐代宗永泰元年( 765),李华作《杭州刺史厅壁记》,其中有“杭州东南名郡”之称。[]董诰等:《全唐文》卷三一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06页。

[5]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三, “西湖文献集成”第3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页。

[6] []嵇曾筠:《浙江通志》卷二一七,文渊阁四库奎书本。

[7] 《海塘录》卷一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据《海塘录》卷一二引张朝纲《重建下新土谷祠记》,荼槽庙在杭州庆春门外十里。又,据南宋《成淳临安志-浙江图》所栽,“萘槽衙”位置距钱塘江边甚近,“萘槽庙”与“萘槽衙”或为同一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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