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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 | 何谓胡人?
来源: 明清史研究辑刊微信公众号  作者:在土星的标志下  日期:2019-02-20

—隋唐时期胡人族属的自认与他认—

                                                           

关于隋唐时期文献中的“胡人”所指,前人已经做过非常多的研究,看法虽然仍有不同,但大体上已经接近完善。有关的研究论著,不胜枚举,这里只举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以及最新的看法如下: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所谓“杂种胡”,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九姓粟特胡人[1]。薛爱华(Edward H.Schafer)在《萨马尔罕的金桃》一书中指出,广义的胡人是指西北地区的外国人,狭义的主要是指伊朗系统的胡人[2]。森安孝夫教授在最近发表的《唐代的胡与佛教的世界地理》一文中,根据《梵语杂名》、日本所存有藏文汉文对照题名的西域地图等材料中,强调“胡”指的就是粟特人,“胡姬”就是年轻的粟特女子[3]。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问题。最近班茂森Marc S.Abramson)出版《唐代中国的民族认同》一书[4],就是对唐代胡人和汉人民族认同的详细论说,值得参考。


过去学者在考虑隋唐史籍文献中的“胡人”所指的时候,没有注意民族认同中的“自认”(Ethnic Self)和“他认”(Ethnic Others)的区别和意义。其实,“胡人”的概念所指,我们首先应当注意的是胡人自己的说法,同时也要参考其他民族的认知,最后得出一个比较圆满的结论。以下就是笔者从唐朝时期不同民族自己的视角,来观察一下“胡人”所指为何。



1.西域粟特人的看法

我们首先应当看看粟特人自己对于“胡”的认识。中唐人姚汝能所撰《安禄山事迹》卷上记载了一个著名的对话:

[哥舒]翰母尉迟氏,于阗女也。……[安禄山]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尔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乎?”[5]


我们知道,哥舒翰是突厥族突骑施部下的哥舒部落人,其父亲哥舒道元曾任唐朝的安西副都护,驻守于阗,娶于阗王女为妻,所以其母亲出自于阗王族的尉迟氏[6]。安禄山一家的来源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从天宝八载749)所立《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上安禄山以常乐为自家的郡望和邵说《代郭令公请雪安思顺表》所云安禄山“本实姓康”来看,其家原本可能是从河西走廊的常乐郡(瓜州)迁徙到突厥地区的康姓粟特人,其父亲娶突厥阿史德氏为妻,生安禄山,并为他娶了个地道的粟特名字,叫“轧荦山”,是粟特语roxsan (rwxsn,rwγsn)的音译,意为“光明、明亮”[7]。其“母后嫁胡将军安波注兄延偃”,所以又冒姓安氏[8]。因此安禄山说,他的父亲是粟特胡人,母亲是突厥人。


可见,在唐朝的粟特人眼中,西域地区的于阗人和粟特人都是“胡人”。20世纪初叶以来,敦煌及中亚一些地区出土的于阗语和粟特语文献表明,二者都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东伊朗语分支,于阗人和粟特人也即伊朗种的胡人。在安禄山的概念里,突厥不是“胡”,粟特人、于阗人才是真正的胡人。

应当也是粟特人的天宝时期的名僧不空[9],其所翻译的《宿曜经》中,有七曜日的三种名称,即“胡名”、“波斯名”、“天竺名”,其中的“胡名”据粟特语言学家的考证,实际就是粟特文的音译名[10]。由此或许可以说,在粟特出身的不空的眼里,胡即粟特。

2.西域龟兹人的看法

天宝十三载(754)再度来到中原的龟兹僧人利言,中唐时在长安光宅寺住,以翻经大德、翰林待诏的身份,编写了《梵语杂名》。在《梵语杂名》中,“胡”字对应的汉字音译作“苏哩”,而“苏哩”应当就是梵文sulī的音译[11],即玄奘《大唐西域记》的“窣利”。玄奘把从羯霜那延伸到碎叶城(Sūyāb),包括乌浒水和药杀水之间的昭武九姓诸国地区总称之为窣利(即粟特)。同一梵文词,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照传》作“速利”,义净《梵语千字文》作“孙邻”,《大智度论》卷二五作“修利”。Sulī来自粟特语的suγδik,意为“粟特地区的人”或“说粟特语者”,是地名suγδa的形容词形式。Suγδa在《后汉书·西域传》、《晋书·西戎传》作“粟弋”,《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作“粟特”[12]。


利言和玄奘一样,采用梵文化的名称来指称粟特,其实“苏哩”就是“粟特”,那么他眼里的“胡”也就是粟特了。利言虽然是龟兹人,但他的说法应当代表了西域佛教化国家的普遍看法,也可能代表了印度人的看法,尽管目前我们找不到印度人或其他西域佛教徒谈到汉文“胡”与粟特对应的材料。

3.西域于阗人的看法

我们有幸在和田地区古代遗址发现的文书中,见到唐代文献中的“胡”字。

英国图书馆藏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汉文文书D.V,6(S.5864)《唐大历十六年(781)二月六城杰谢百姓思略牒》云“阿磨支师子下胡书典阿施捺”[13];又英藏霍恩雷收集品M1号文书《唐大历三年(768)毗沙都督府六城质逻典成铣牒》称:“*(外□内右)被镇守军牒称:得杰谢百姓胡书,翻称”云云[14];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Dx.18921《唐于阗杰谢镇牒为杰谢百姓摊征事》有“牒得胡书状称”[15];吐鲁番地区博物馆藏征集文书2006TZJI:036a《唐于阗某镇案卷为家畜事》有“被问见在百姓,今得破沙苏越门胡书状称”[16]。第一件文书的作者思略,又写作“斯略”,于阗文作Si□aka,是杰谢当地于阗人的首领;后三件文书应当是杰谢镇的文书,作者有的是唐朝镇守当地的汉军官吏,有的因为残缺而不明作者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当地的于阗人还是汉人,都用“胡书”这个词来指当地通行的于阗语文书,这不仅仅可以从这些汉文文书的上下文中明显地读出来,而且与这些汉文文书同出的大量于阗语文书也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在于阗当地,“胡”指于阗,胡书指于阗语文书,胡人应当就是于阗人,这是和《安禄山事迹》相同的。推而广之,如果有当地的粟特人的话,恐怕也会被称作胡人。

顺便提一下,于阗人大概也是受梵文的影响,把“粟特”译作sulī,复数为Sūlya,按照利言的说法,就是“胡”。sulī这个词的词义后来演变为“商人”[17],因为在于阗,粟特人最初就是以商人形象出现的。

4.印度人的看法

《宋高僧传》卷一《金刚智传》记载:

(金刚智)开元已未岁,达于广府,敕迎就慈恩寺,寻徙荐福寺。所住之刹,必建大曼拏罗灌顶道场,度于四众。大智、大慧二禅师、不空三藏皆行弟子之礼焉。后随驾洛阳,其年自正月不雨,迨于五月,岳渎灵祠,祷之无应。乃诏智结坛祈请。于是用不空钩、依菩萨法,在所住处起坛,深四肘,躬绘七俱胝菩萨像,立期以开光,明日定随雨焉。帝使一行禅师谨密候之。至第七日,炎气爞爞,天无浮翳。午后,方开眉眼,实时西北风生,飞瓦拔树,崩云泄雨,远近惊骇。而结坛之地,穿穴其屋,洪注道场。质明,京城士庶皆云:“智获一龙,穿屋飞去。”求观其处,日千万人,斯乃坛法之神验也。于时,帝留心玄牝,未重空门,所司希旨,奏外国蕃僧遣令归国,行有日矣。侍者闻智,智曰:“吾是梵僧,且非蕃、胡,不干明敕,吾终不去。”数日,忽乘传将之雁门,奉辞,帝大惊,下手诏留住[18]。


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唐朝下令驱逐所有外国蕃僧返回故国。当时在洛阳传法的印度密教大师金刚智拒绝领命,他说:我是印度沙门,不是蕃,也不是胡,所以我不必离去。在印度僧人金刚智的眼里,梵和蕃、胡有别,“胡”包括在印度之外的外国蕃僧中。


5.突厥人的看法

对于汉文史料中的“胡”,突厥文材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突厥文《毗伽可汗碑》记载:“我在十八岁时率军攻alt〖i〗 〖c〗ub soγdaq,在那里打败了他们。唐王都督(Ong tutuq)的五万军队到来,我和它厮杀于〖i〗duq-bashe,在那里消灭了这支军队……”《阙特勤碑》大铭文也说:“……生年十六岁,他建立了如下功勋以壮大我叔父可汗(默啜)的国家和权势:我们率军攻alti cub soγdaq,战而胜之。唐王都督的五万军队到来,我们迎击。阙特勤徒步而战,以执武器之手抓获王都督的joric,连同其武器献于可汗。我们在那里消灭了这支军队。”据苏联的突厥学家克里雅施托尔内(S,G.Kljastornyj)的考证,alti cub soγdaq指“六胡州”,alti突厥语意为“六”,Soγdaq(粟特)对应于“胡”,cub即“州”的对音[19]。我们从唐朝史籍知道,“调露元年(679)于灵州南界置鲁、丽、含、塞、依、契等六州,以处突厥降户,时人谓之‘六胡州’”[20]。实际上,这些突厥降户是指随突厥降唐的粟特胡人,这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敦煌出土《唐景云二年(711)张君义勋告》,记录了与张君义同在景云二年受勋的二百余人,其中有含州安神庆、依州曹饭陀、鲁州康口、契州康丑胡[21];史籍记载开元九年(721)四月至八月反叛唐朝的六胡州首领康待宾、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铁头、康愿子等人,均为昭武九姓粟特人;考古发现的墓志,即洛阳出土《唐故陆胡州大首领安君(菩)墓志》[22]和宁夏盐池县西北约48公里处六胡州故地所出土《鲁州如鲁县人何府君墓志》[23],都证明从首领到一般民众,六胡州都是粟特人;还可以参考8世纪中叶至9世纪初诗人李益的诗篇《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24]。突厥文碑铭用Soγdaq(粟特)来对应“胡”,可见在突厥人眼里,胡就是粟特。

6.唐前期汉人的看法

史籍中的相关材料前人都有举证,这里举敦煌写本中唐人的用法。S.367《沙州伊州地志》云:

石城镇,本汉楼兰国。隋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627—649),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上元二年(675)改为石城镇,隶沙州。
屯城,西去石城镇一百八十里。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为小鄯善,今屯城也。

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卅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为弩之城。

蒲桃城,南去石城镇四里。康艳典所筑,种蒲桃于此城中,因号蒲桃城。

萨毗城,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康艳典所筑。其城近萨毗泽[25]。


《沙州伊州地志》虽然是晚唐光启元年(885)的抄本,但所据原本应是唐高宗时成书,武后、开元时略有增补的官修《沙州图经》。这里随康艳典而来,应当就是粟特康国的胡人,所以这里明显的用“胡人”来指粟特人。而“新城”又作“弩之城”,实际上,“弩之”就是粟特文nwc(意为“新”)的音译。

7.唐后期汉人的看法

敦煌出土的一件藏文—汉文对照书写的词汇表(P.2762=P.t.1263),因为背面是《张淮深碑》的抄本,结合词汇表的内容,可以推断应当是吐蕃统治以后(848年以后)归义军时期的写本,藏文在前、后附汉文对应词,表明应当是汉人所用的文本。其中记有[26]:


  
Bod特蕃
  Sog—po胡
  ’A—zha退浑
  Dru—gu回鹘
  Lung rje龙王


这里的Sog—po就是古藏文的“粟特”一词[27],可见晚唐敦煌人把粟特作为“胡”看待,而其他回鹘、退浑、吐蕃,甚至西域焉耆出身的龙家,都不被看作是胡。

通过上述观察,可以认同前人对于唐代胡人的下述定义,即广义的胡人是指西北地区的所有外蕃人,而狭义的胡人主要是指伊朗系统的胡人,具体来说,狭义的胡人主要指的是操伊朗语的波斯胡、粟特胡、西域胡(塔里木盆地绿洲王国之人)。现在,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认为,胡人更狭窄的意思才是指粟特人,这或许不是一个原本就有的定义,而是因为粟特人在西域、中原、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当中存在的人数最多的缘故,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因为这些地区的人们看到的胡人主要是粟特人,所以慢慢就把“胡人”越来越多地放在粟特人身上,甚至一些文献就把“胡”和“栗特”划等号了。


在唐朝文献中出现的带有“胡”字的下述名词,如胡部、胡户、胡人、杂胡、杂种胡、羯胡,兴胡、兴生胡、商胡、贾胡,胡王、胡将军、胡酋、胡客,胡骑、胡马、胡马客,胡妇、胡儿、胡姬、细胡,胡店、胡食,胡妆、胡服、胡帽、胡锦,胡语、胡音、胡乐、胡曲、胡部新声,胡旋、胡旋女、胡旋舞、胡腾、胡腾儿、胡腾舞,胡天、胡神、胡祅、胡祝、胡律……等等,绝大多数,应当是指粟特胡人。


注释:
[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1—23页。
[2]Edward H.Schafer,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Berkeley l963,pp.4—5;吴玉贵汉译本《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3]森安孝夫《唐代にぉける胡と佛教的世界地理》,《东洋史研究》第66卷第3号,2007年版,第1—33页。
[4]Mare S.Abramson,Ethnic ldentity in Tang Chin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8.
[5]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3年版,第14页。Cf.E.G.Pulleyblank,The Background of theRebellion of An Lu—shan,London,1955,p.11;Robert des Rotours标点译注本Histoire de Ngan Lou chan(Ngan Lou chan che tsi),Paris,1962,p.120.
[6]《旧唐书》卷一○四《哥舒翰传》;《新唐书》卷一三五《哥舒翰传》;参看荣新江《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阗影响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7]这是伊朗语专家恒宁(W.B.Henning)的看法,说见Pulleyblank,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pp.15—16。
[8]《安禄山事迹》标点本,1页;Robert des Rotours标点译注本P,2和Pulleyblank上引书p.7。
[9]关于不空的粟特出身,最新的看法参见中田美绘《不空の长安佛教界台头とソクド人》,《东洋学报》第89卷第3号,2007年版,第33—34页。
[10]F.W.K.Mǚller,“Die‘persischen’Kalenderausdrucke im Chinesische Tripi□aka”,SPAW,XXV,1907,PP.458—465;吉田丰《ソクド文字で表记された汉字音》,《东方学报》(京都)第66册,1994年版,第329—330页,注89。
[11)马迦特(J,Marquart)认为是钵罗婆语中的Sūlik的对音,参看马迦特(古突厥碑铭年代考》(Die Chronologie des Altturkisechen Inschriften),莱比锡,1898年,56页。
[12]关于《梵语杂名》以下的对证,论者颇多,本文主要依据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71页,注1;收入作者《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注1。参看森安孝夫《唐代にぉける胡と佛教的世界地理》,第4—7页。
[13]沙知、吴芳思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②,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14]Hoemle“A Report o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part Ⅱ”、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LXX.1 (1901),Extra No.1,1902,pl.Ⅲ;张广达、荣新江:《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铣牒跋》,原载《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此据作者《于阗史丛考》(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15]张广达、荣新江:《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考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又《于阗史丛考》(增订本),277页。
[16]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下,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59页。
[17]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马大正等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161页;又作者《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26页。
[18]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唐洛阳广福寺金刚智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页。
[19]S.C.Kljastornyj,“Sur les colonies sogdiennes de la Haute Asie”,Ural—Altaische Jahrbucher.33,1961,pp,95—97;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作者《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第83—84页;参看森安孝夫上引文,5页。
[20]《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新宥州”条,中华书局,点校本上册,1983年版,第106页。
[21]朱雷:《跋敦煌所出<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第331—341页。
[22]赵振华、朱亮:《安菩墓志初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第37—40页。
[23]《文物》1988年第9期,第56页。
[24]《全唐诗》卷二八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211页。
[25]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榎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版,第91-93页。
[26]A.Spanien et Y.Imaeda(eds.),Choix de documents tib6étains,Ⅱ,Paris,1979 pL.525;森安孝夫《チベツト语史料中に现すれゐ北方民族——DRU—GUとHOR》,《アジア·アフリ力言语文化研究》第14号,1977年版,第39页;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
[27]Li Fang—Kuei,“Notes on the Tibetan Sog”,Central Asian Journal,vol.Ⅲ,n°2,1957—58,pp.139—142;杨铭:《古藏文文书Sog—po一词再探》,《西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100—103页;又《Sog—po源流考》,《中国藏学》1994年第1期,第88—98页。

附记:本文原文提交2008年10月11—12日乾陵博物馆在西安举办的“丝路胡人暨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的发言稿,现略加整理,提交给会议论文集,请读者多多指正。2008年11月9日完稿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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