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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经济、水利、技术,哪一个良渚古城崛起的主导因素
来源:《地何故以东南倾》  作者:卢英振  日期:2019-03-08

良渚文化时期石质犁具.jpg

良渚古城遗址区崛起的原因有哪些?

首先来看第一个与良渚古城遗址区崛起有关的因素,当时王国的对外策略根据已有考古成果显示,良渚王国的辖境范围,大致覆盖今天的江浙沪地区。良渚王国出于对外策略的考虑,选择良渚古城遗址区域作为都城,既然该地如此偏处东南,狭窄闭塞,意味着选择可能出于军事上的被动,统治者的怯懦。这个结论还一定程度上暗含着,一个更早于良渚古城遗址的都城的存在,早于现在判断的良渚王国的起源时间。理论上有这种可能性存在的理由,目前考古界比较倾向于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王国起源时期的都城。

衡量经济方面是否构成可供依仗的有力保障,以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确实难以判断。目前为止,既不能准确得知在良渚王国范围内存在哪些经济中心,也不能准确判断良渚古城遗址所在地区是否是最发达的经济中心;选址良渚古城遗址之后,既不能准确得知统治阶层如何获取各方面的资源保障,也无法得知其中有多少给养来自良渚古城遗址区。举例来说,民以食为天,按照古城遗址居民达到2-3万人的测算规模,每人每天需要1斤大米的补给,那么一个月的消耗量就是60-90万斤大米的需求量。按照每斤稻谷能够出0.6斤大米的比例,意味着每月需要补给100-150万斤稻谷。在耕种水平有限的江浙史前时代,按照一年两季收割频率,半年需要补给600-900万斤稻谷的总量。以单季亩产稻谷300斤计算,大致需要20000-30000亩良田来耕作。按照一名熟练农民耕种6亩良田的劳动强度计算,亩产180斤大米的产能,一季产出有1080斤大米,每人每天1斤大米的供给,可以维持6个人的最低需求。耕作20000-30000亩良田需要3000-5000名熟练农民,按照四口之家的比例,也就是需要1500-2500个农民家庭常年不停劳作,才能满足自身及这些不事农作者家庭的基本粮食需求,并略有盈余。由此可见,稳定的水利设施和产粮区良好的自然气候,对于当时良渚古城遗址区居民的生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考古发掘,2012年考古人员在莫角山宫殿区东侧的斜坡上,发现了大量已经碳化的稻米,有23万斤,推测是宫殿粮仓着火后,被废弃的堆积物。2017年,省考古所工作人员再次在莫角山区块的池中寺发掘出土近20万斤炭化稻谷,考古工作者甚至称之为“皇家粮仓”,并认为这对良渚古城考古意义巨大。一方面表明当时良渚古城遗址作为统治中心,居民生活消耗用粮可能来自征收;另一方面表明,当时储存粮食已经形成制度,建有专用仓库;同时也说明监管保护措施不力,往往能够酿成更大灾害,严重冲击统治阶层。

如此大规模的农田和如此众多的农作家庭组成的村落,不是良渚古城遗址区现有土地能够承载,可见当时已经形成比较有序的统治制度,能够维持统治阶层所需的物质生活。这个观点对于我们分析另外一个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个问题就是,根据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王国起源时期都城的判断,是否可以推断该遗址区也是接近王朝或政权建立者的龙兴之地呢?这个问题结合良渚古城遗址外围大型水利系统的考古发掘,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西方史学界魏特夫先生提出的东方古代水利专制主义学说。该学说认为国家通过对江河的治理而深深地嵌入到乡村社会当中,由此形成了整个官僚体制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特征。因为控制了至关重要的水资源,给予政府控制人们生死的权利,极端专制统治是水利帝国的典型特征。

良渚古城遗址大型水利系统早于上述所引我国古代论据出现的年代;规模巨大,功能复杂的水利工程也排除了民间自发修筑的可能性。恰好良渚古城遗址与良渚王国的起源时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不由得再次引起学界对于魏特夫水利专制主义学说的关注。例如2017128日至11日在上海举行的,以“水与古代文明”为主题的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中,学者发表的研究报告就再次以该理论为研究工具,分析良渚古城遗址大型水利系统与良渚古国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大型水利系统的兴修对于良渚古城遗址的社会安全与稳定,水利交通的畅行无阻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参与水利系统兴修的管理者极有可能因此而进入统治阶层。由此看来,魏特夫先生的理论似乎获得了新的论据支撑。但是根据考古学者估算的良渚古城遗址区居民的数量,以及由此推算的供养所需良田面积和农户数量,单凭良渚古城遗址区范围的田地无法满足需求。考古发掘当前也没有证实复杂的水利系统蓄积的水源主要用于灌溉良田,甚至也没有证据显示在大范围的水面之外存在大面积的良田,看来更多的作用是防洪和交通功能。

良渚文化时期遗址爆炸式增长(摘自王宁远先生讲座PPT).jpg

排除了这一地区存在的水利专制主义的因素,农业发达因素,以及消极对外策略的因素,恐怕更多的原因来自技术发展带来的集聚效应。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提出原始社会后期三次社会大分工,即: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商人阶级的出现。由于低估了人类社会文明史的发展长度,国家起源路径的复杂程度,书中将商人阶级的出现视为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并且把商品交换出现商人阶级,土地私有权确立,阶级对立产生视为文明时代的开端,以及国家的起源。而实际上,文明的标志,以及国家的起源要远远早于商人阶级的产生,这一点从良渚古城遗址的种种社会现象可见一斑。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讲,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从阶级分化角度讲,贫富分化悬殊的现象产生;从社会形态来讲,城市已经出现,城郊分野;从阶层关系来讲,出现了神王一体的最高统治者和采取一定方式更迭的权力延续制度,综上所述,就能够表明一个崭新的社会体制开始出现,文明已经露出曙光,国家起源由此出现。良渚古城遗址的崛起之谜,尽管无法提供确切的答案,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找到一点解读思路。

根据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史前考古文化时序关系显示,公元前5000年左右该地区进入马家浜文化,随后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进入崧泽文化,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至2300年期间进入良渚文化时期,良渚文化时期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通常认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我国开始进入文明社会,但是良渚古城遗址区域继承良渚文化的是相对衰落萎缩的马桥文化。之所以将良渚文化时期称为良渚古城遗址区域的崛起时代,理由是显而易见的,考古发掘表明马家浜文化时期尚处于母系社会时期,房屋建筑结构简陋,面积较小,墓葬随葬品多为陶器,质量较劣,数量很少。崧泽文化时期已经进入父系社会,随着文化技术的交流增加,手工业技术得以进步。建筑水平有所提升,房屋结构逐渐复杂;陶器烧制技术发展,黑陶开始出现,质量有所进步;玉器加工技术显著提高,器形与设计丰富多彩。在墓葬随葬品中反映出来,与马家浜文化时期比较,随葬品的种类普遍增加;崧泽文化时期墓葬之间的比较表明,阶层分化加剧,高等级墓葬中玉器随葬品开始出现。

浙江省考古所研究人员根据考古发掘材料认为,虽然此时已由母系社会转化为父系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文化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遗址的数量和规模却依然没有太大的改观,人们仍然过着渔樵耕种的田园生活。崧泽文化所留下的遗址主要有吴家埠遗址、梅园里遗址、庙前遗址、荀山遗址、石马兜遗址、官井头遗址、张家墩遗址、黄路头遗址等。

在距今5300年左右的时候,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发展为良渚文化。浙江省考古所的考古发掘成果显示,在瓶窑镇与良渚镇所在约50平方公里的山间平原,从崧泽文化的寥寥几处遗址,几何级倍数暴增至一两百处。而且墓葬级差急剧扩大,出现反山、瑶山、汇观山等专门埋葬贵族的墓地。浙江省考古所研究人员认为,这样迅猛发展的现象绝非是由原先的几个村落自然发展而来,也不是一夜之间建成。良渚遗址群早期又称为第一阶段大约为公元前3300-3100年,持续大约300年,这段时间在较大范围内有良渚先民活动(以大雄山为中心);出现高等级贵族墓地;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古城布局尚未明确形成。

研究人员推论,距今5000年前,良渚的先王们,率领族群,沿着苕溪,来到了这里,从而开启了良渚古城千年的辉煌文明。从已有考古发掘成果而言,这个结论并非无可置疑。如果说该区域的崛起主要原因是外来先进生产力和大量人口的涌入导致,那么势必存在一个已经高度发达的、但是种种原因不再满足新的需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换句话说,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王国迁徙后的新都城。目前为止,尚无证据表明良渚古城遗址区是新兴的都城区,通常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代表了良渚文化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发展的最高成就。

借用宏观经济学中增长理论三要素分析,认为良渚文化时期良渚遗址群区域的经济腾飞不外乎手工业技术发展、劳动力数量增加和实物资本的扩充。有关良渚古城遗址崛起之谜的探索,绝大多数学者将研究重心集中于技术进步,但是具体哪方面的技术则各有各的理解。有的认为在史前社会存在人口持续增长与资源短缺之间的失衡,迫使社会通过充分利用稻作栽培技术,进行强化农业生产来缓解矛盾,农业发展促进了人口稠密后带来的社会复杂化的进程。有的认为,变革的农业生产方式与适宜的环境条件相结合是良渚文化早中期繁荣的物质基础。刘恒武先生认为,环太湖地区的史前社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经历了一场意义深远的稻作生产技术的革新,这场技术革新的核心正是一系列新式石质生产工具的创制以及随之而来的稻作生产水平的跃升。他说,良渚时期玉器文化的繁荣、社会结构的复杂化,无一不是以农业的进步为基础。

由此可见,探索该区域良渚文化时期崛起之谜,仍然存在许多有待细致深化研究的领域。如果承认该区域的崛起属于良渚文化时期的开创性事业,那么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时期的原住民组织对于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极有可能发挥了创造性贡献。他们已经利用自身的聪明才智,勤劳勇敢的付出,甚至可能存在的先进制度设计,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具有突出集聚效应的高地,从而逐渐吸引更多的族群来此融合,并最终汇聚为质变之后的良渚王国的都城。倘若这个演变路径能够成立,那么基于现有的考古发掘对于本地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时期的各方面成就地位的判断则可能偏于悲观消极。由于以上只是理论推测,缺乏事实根据,所以还有待更多的理论研究和考古发掘来揭开良渚文化时期瓶窑良渚区域的崛起之谜。

 

 

文章原题《崛起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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