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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信息渠道的通塞:从宋代“言路”看制度文化 (二)
来源: 宋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  作者:邓小南  日期:2019-03-12

(三)广植“耳目”的努力

信息征集背后,是控制效力的问题。无论从君主还是朝廷的角度,掌控信息来源都是严峻的挑战。以朝廷君王为体,“耳目”作为视听的器官与途径,成为与信息沟通分不开的关键词。广植耳目成为“明目达聪”的重要方式,即仁宗所说“善治之主不自任其聪明,以天下耳目为视听”。[45]

不仅“台谏给舍皆耳目之任”,[46]执政、侍从、讲读官与京都长官等,都被视为帝王耳目。元祐三年(1088),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的苏轼,苦口婆心地提醒太皇太后与哲宗:

自祖宗以来,除委任执政外,仍以侍从近臣为耳目,请间论事殆无虚日。

今自垂帘以来,除执政、台谏、开封尹外,更无人得对。惟有迩英讲读,犹获亲近清光,若复瘖默不言,则是耳目殆废。[47]

两年之后,苏辙陈诉本朝故事说:

每当视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台谏更迭进见;内有两省、侍从、诸司官长以事奏禀,外有监司、郡守、走马承受辞见入奏。凡所以为上耳目者,其众如此。然至于事有壅蔽,犹或不免。[48]

除台谏外,兄弟二人先后列举了宰执、在内两省、侍从、诸司官长,在外监司、郡守、走马承受等众多的君主耳目。这些耳目,遍布朝廷、地方。

“耳目”服务的对象不言而喻。当政者都利用耳目,也控制耳目。宋人会在章奏中提醒皇帝,言路乃圣上耳目之官,不能作执政鹰犬之用。[49]实际上,言路不仅可能是执政鹰犬,更是君主鹰犬,挟主上之势纵威逞虐,攻击不肯驯顺之人。宋代党禁等政治整肃中,此类事例颇多。君主不愿意直接出面罢斥臣下时,也会诱使台谏官上言。英宗授意傅尧俞弹劾蔡襄、哲宗授意陈次升再劾章惇,[50]尽管并未如愿,仍可看出,言路的作用绝非限止于“耳目”,帝王意欲用作喉舌、鹰犬。而此类作用的强化,必然会打破君主—行政体制—监察体制之间的制衡关系,[51]使制度沦为权势意志的附庸。

南宋蔡戡曾经说,“夫监司者,号为外台,耳目之寄”;[52]其沟通内外的功能,不仅在于入奏之际。来自地方路级监司、州郡长贰的上报讯息,对于地方事务、地方官员“访察”、“体量”的消息呈递,都是事实上的言路。官方的民政系统、巡视、探报、邮递进奏,都围绕信息上传下达而有所建设。

帝王御用的“耳目”,并不限于体制之内、“言路”之上的正规职任。“掌宫城出入之禁令”[53]的皇城司,“每遣人伺察公事,民间细务一例以闻”,[54]以致被呼为“察子”。[55]仁宗年间,臣僚进奏称,“皇城司在内中最为繁剧,祖宗任为耳目之司”。[56]宦官入内内侍省,“通侍禁中,役服亵近”,[57]亦会通进讯息。仁宗曾问入内内侍省都知王守忠,

曰:“卿出入中外,闻有甚议论?”守忠曰:“皆言陛下仁慈圣德;但朝廷好官美职及清要差遣,皆是两府亲旧方得进用,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置清近。又曰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专。”上默然良久。[58]

在宫廷中“掌按验秘方,以时剂和药品以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的御药院,[59]搜讨进呈消息、沟通内外,[60]“素号最亲密者”。[61]此外,太祖太宗朝信用的史珪、丁德裕、柴禹锡、赵镕等军校亲随、藩府旧僚,伺察外事,侦人阴私,也被用作耳目之职、鹰犬之任。孝宗朝,士大夫曾强烈批评皇帝对侧近佞臣的宠遇,事实上,这正与他对此类私人消息渠道的倚信有关。

历代都有许多敏感信息是靠正式体制之外的方式,靠皇帝“私人”打探传递的。貌似繁复重叠的信息来源各有其特殊意义。这些讯息通常不经正式途径,不公之于众,类似清代的秘密奏折,是皇帝个人的“直通”信息渠道。这类情形之所以在宋代被视为正常,如苏辙所说:

盖人君居高宅深,其势易与臣下隔绝。若不务广耳目,则不闻外事,无以豫知祸福之原。[62]

“广耳目”以“闻外事”,随其意旨拓宽信息来源,看上去是人君特有的地位优势;而实际上,“居高宅深”决定着他们在信息获取中根本性的劣势,也迫使他们多方寻求获得外情的机会。

(四)召对咨访与经筵赐坐

从面对面“询访”与“进言”的角度来看,宋代的百官转对轮对无疑是富有特色的制度。参与转对轮对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言官”,这种进言的途径在宋代亦不被直接归为“言路”;但其议政意义却不容小觑。学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63]本文不赘。在常程制度之外,宋代君王与臣僚的面谈,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就帝王而言,侍从近臣皆系亲擢,“时赐召对,从容讲论,以尽下情”[64]理应是常态,时间、场合亦不受限制。但君臣之间“从容讲论”的情形,显然并非普遍。从留至目前的材料来看,北宋的太祖、太宗、神宗,南宋的孝宗、理宗等,与臣僚直接讲论较多;谈话的对象,包括宰辅之外的切近臣僚。政事得失、外廷是非、民间情伪……凡皇帝牵念系怀而在庙堂之上未便公开从容议论之事,往往利用各类机会探询。宰辅重臣无不关注这些对话内容,对话者通常也有所记录,以便留此存照。

孝宗赵眘,是南宋历史上最为注意君臣沟通的帝王。不仅正式上朝理政与臣属直接对话,晚间也会个别宣召咨访。[65]胡铨绍兴年间因力主抗金被贬,孝宗即位后召回。在其《经筵玉音问答》中,详悉记载了隆兴元年(1163)五月三日晚“侍上于后殿之内閤”的情形。孝宗优渥礼遇,嘱其修订答金人书稿,当晚赐酒宴唱曲词,谈话直至凌晨。次日胡铨对朋友称,有“归自天上”之感。[66]乾道年间,胡铨再以侍讲夜对,孝宗嘱咐他说:“卿直谅,四海所知,且留经筵。事无大小,皆以告朕。”[67]反复叮咛,让人感觉到君王心中难以排解的隐忧。翰林侍读学士刘章夜对时,

上(孝宗)从容问曰:“闻卿监中有人笑朕所为者。”公初不知端倪,徐对曰:“圣主所为,人安敢笑!若议论不同,则恐有之。”上意顿解,亦曰:“止是议论不同耳。”[68]

对于信息阻滞的警惕,对于外朝讥笑的担心,成为孝宗“访问不倦”的动力。楼钥在为其舅父汪大猷写的行状中,说到汪大猷乾道年间兼权给事中时,君臣间“造膝启沃”的情形:

孝宗厉精民事,访问不倦。宿直玉堂,夜宣对选德殿,赐坐,从容导公使言。……公首以一言移主意。自尔每遇夜对,上多访以时事。尝曰:“卿为侍从,天下之事无所不当论。朕每厌宦官女子之言,思与卿等款语,正欲知朝政阙失、民情利病,苟有所闻,可极论之。”公悉进所欲陈者,奏对明白,曲尽情伪,上多耸听而行之。[69]

君王对于政务的急切,对于臣僚的赏识及笼络,产生了明显的回馈效应。理宗朝,吴泳曾经回顾孝宗“故事”,不无渲染地说:

故事,禁从讲读官及掌制学士更直递宿,以备咨访。或问经史,或谈时事,或访人才,或及宰执所奏,凡所蕴蓄靡不倾尽。……恩意浃密则就澄碧殿锡燕,职业修饬则上清华阁赐诗,从容造膝过于南衙面陈,先事献言加于路朝显谏。[70]

当时的兵部尚书宇文价、中书舍人陈骙、直学士倪思、侍讲金安节、马骐、侍御史周操等人,都曾经在夜对时就朝政提出建议。由于君王特示宠渥,场合比较随意,彼此态度放松,对话也相对从容深入。当时即有人援引李贺的诗句,称进言者“帝前动笏移南山”。[71]尽管如此,对话中的引导者显然是君主,君主意旨所向,常在臣僚观察揣摩之中。

宋代的经筵讲读,也是君臣沟通的机会。[72]讲读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言官”,但经筵进读完毕后,通常“复坐赐汤而从容焉”。[73]真宗咸平时,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日给尚食珍馔,夜则迭宿,多召对询访,或至中夕焉”,[74]利用此类机会“亲近老成”。杨亿在杨徽之的行状中描述讲读时的情景,说:

执经待问,前席畴咨。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借筯之画莫非沃心,更仆之谈或至移晷。然奏稿多削,温树不言,其慎密也如此。[75]

看来君臣之间的谈话内容既深且广,有涉机密者。

其后的君主,也经常利用经筵之机询访讲读官员的意见。宝元年间,李淑在经筵,仁宗皇帝即“访以进士诗赋策论先后,俾以故事对”。[76]南宋建炎时,高宗接受翰林学士朱胜非的建议,允许侍读官“读毕具札子奏陈”。[77]光宗时,黄度进言,“乞令侍从讲读官反覆议论治忽所系”。[78]淳祐年间徐元杰在经筵讲读《论语》,赐茶之后,理宗与其一番对话,君臣之间的问答往复达47次之多。[79]

司马光的《手录》中,保留着他与宋神宗谈话的原始记录。熙宁元年至三年,司马光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知审官院,在迩英阁为神宗讲授《资治通鉴》。课后,神宗经常征询他对于朝廷事务的意见,不仅问及擢用台谏州县官、赈灾、郊赉等事,也常问及对于新法乃至对当政诸臣的意见,甚至“历问群臣”,询问“朝廷每更一事,举朝汹汹,何也”;司马光应对无所顾忌,甚至当面指教皇帝说:

此等细事皆有司之职所当讲求,不足以烦圣虑。陛下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乃陛下职耳。[80]

有学者认为“他们之间的谈话十分坦率、诚恳,简直像朋友一样”。[81]

南宋后期留至今日的相关材料更多。目前存世的曹彦约《昌谷集》、真德秀《西山集》、魏了翁《鹤山集》、刘克庄《后村集》、徐元杰《楳野集》、姚勉《雪坡集》等,记录了大量的君臣对话,场景栩栩如生。即如真德秀文集中,不仅有任职地方时的章奏,有应诏所上封事,也有面对君主直接上呈的上殿奏札、轮对奏札、内引札子、直前奏事札子、朝辞奏事札子、召还上殿奏札,更有与皇帝对话的记录(如“得圣语申省状”、“得圣语申后省状”、“奏对手记”等)。对话时,包括前线战事、敌使礼仪、地方安危、官员选任、财用窘困、军籍虚额、福建盐法、楮币得失,乃至诚意正心等等,都在君臣议题之中。端平初,真德秀在讲筵进读四书章句并进呈故事,随后理宗问及与蒙古议和事:

赐茶毕,上问“虏人议和未可轻信”,奏曰:“臣适尝言之矣。”李侍御奏:“臣得杨恢书,云在襄阳闻虏酋元不晓‘和’字,只是要人投拜,而其臣下乃将投拜之语改为讲和。”其说颇详。上然之。奏云:“朝见一节如何?”上曰:“且候使人到来商量,待从吉后引见。”李奏:“虏兵已取蔡了,忽然都去;攻息方急,亦忽然都去;其情叵测。”奏云:“此臣所谓鸷鸟将击之形也。”遂退。[82]

这些对话,明显体现出身居九重的帝王之深切忧虑。当时的经筵讲读,似乎并非君臣着意的重点,反而是读毕之后的赐茶对谈,才反映出皇帝关注的重心,也是讲读臣僚期待进言的时分。

二、端点与关节:滞碍的关键

在帝制社会中,帝王显然高居于权力顶端,制度设计、人事安排、官员驱策,无不围绕这一核心构成。而正因其处于“顶端”,相对明智的帝王自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政治上的独尊,并不能保证充分的知情与驾御。信息通进的路径不断增加,技术手段愈益多样,投注的心思缜密繁复,但沟通中阻滞仍旧,渠道通塞不常。

进言渠道的延展卯合方式,大体上契合于帝国时期的行政与信息网络。[83]网络中的次第关节控御着开闭的可能,位于不同位置的言者,有活动有顾忌,从中亦可观察到当时的政治秩序与权力格局。南宋程珌曾说,“今天下利害所当施置罢行者,人皆能言之;所患者在于其言未必上闻,闻之未必下行耳”。[84]前一“未必”,滞碍出在言路关节,九重之内的君主最终获取的信息,实际上是次第筛选的结果;而后一“未必”,则显示出君主的态度与抉择。这里需要关注的是,这“筛选”与君主态度是否相关,渠道自下向上的滞碍究竟如何形成。

(一)制度与人事

王安石在为《周礼义》所作序言中,说“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85]也就是说,制度规定与人事操作二者密不可分。这里的“人事”,是指人的主观作用,包括君主的意向,官员对君主旨意的领略、对朝廷趋向的忖测,以及官场交际网络对于制度的影响。进言制度是否能够按照设想实施,除去必要的机会安排与技术手段外,起作用的重要因素,是官员面对可能的效果与风险之考虑;更有许多情况下的制度变异失灵,并非由于贪鄙者作弊、怠惰者失职,而是朝廷政治取向、官僚层级操控下的必然结果。

朝廷能够得到的信息,显然并非完全;在很多情形下,也并非真实。考虑到信息上达带来的效应,各层官署、官僚从来不乏欺瞒的动力。例如,财物账目稽违侵隐;[86]“内外之官虽有课历,率无实状”;[87]“法出奸生,令下诈起”;[88]各级官员利害相关,上司巡视,下级“刷牒”,因而“检按失实”。[89]军机要事,同样有此类情形。韩侂胄北伐前派陈景俊使金,本为审敌虚实,金人强硬告诫“不宜败好”,陈自强却窥探上峰意志,“戒使勿言”。[90]

平田茂树在《宋代的言路》一文中,曾经讨论以言路官为中心形成的政治势力作为“政治促进者”的作用,他认为“几乎可以明确以宰相、言路官为政治之两极,以两者的结合为核心形成的元祐时代政治结构”。[91]这两极之间的互动,确实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研究者通常注意到宋代台谏对于宰相的牵制,而所谓牵制,从来都不是单方单向的。宋人对庆历、元祐的言路评价甚高,回顾本朝故事会说“本朝给舍台谏,庆历元祐时实赖其力”。[92]而求诸史事,欧阳修庆历时批评“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聋瞽群听,杜塞人口”;[93]元祐年间苏辙更说:“今陛下深处帷幄,耳目至少”,“惟有台谏数人”却“又听执政得自选择,不公选正人而用之”。[94]如此看来,言路官得以独立进言的机会,即便庆历、元祐也非寻常;言路受到干预限制、政治运行“不正常”的状态,帝制时期反而属于常态。

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时任敕令所删定官的陆九渊在轮对时,精心准备了五份奏札,阐述个人建议,其中直截了当地批评孝宗:

(陛下)临御二十余年,未有(唐)太宗数年之效。版图未归,仇耻未复,生聚教训之实可为寒心。[95]

进言之时,君臣之间有从容的对话,陆九渊感觉甚好。后来他对友人说:

去腊面对,颇得尽所怀。天语甚详,反复之间不敢不自尽。至于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与也。[96]

两年之后的十一月,陆九渊又近转对之日,忽被改命为将作监丞,因而失去了面奏的机会。对于此事,陆九渊自己后来说:

某去冬距对班数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给事遂见缴。既而闻之,有谓吾将发其为首相爪牙者,故皇惧为此,抑可怜也。[97]

预先将可能不利于己的进言者调离,恰恰是当政者密切关注既往信息,予以及时反应的结果,通向君主的信息链条由此阻断。正如南宋史家李心传在其《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百官转对”条所说:

士大夫不为大臣所喜者,往往俟其对班将至,预徙它官。至有立朝踰年而不得见上者。盖轮其官而不轮其人,此立法之弊。[98]

执掌朝政“大臣”的这种做法,利用了制度法规的漏洞,手段颇为高明。某些骨鲠敢言的臣僚因此失去了面奏机会,而当政者刻意壅蔽的努力,却被遮掩在制度如常、轮对依旧的表象背后。

注释

[45]《宋大诏令集》卷194《政事(四七)》“诫约台谏诏”,司义祖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12页。

[46] 李焘:《长编》卷489,绍圣四年七月甲寅条,曾布语,第11609页。

[47] 李焘:《长编》卷414,元祐三年九月戊申条,第10057页。

[48] 苏辙:《栾城集》卷45《论用台谏札子》,曾枣庄、马德富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95页。

[49] 参见李焘:《长编》卷437,元祐五年正月己丑条,第10538页。

[50] 参见《杨时集》卷11《语录·余杭所闻》,林海权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24页;李焘:《长编》卷510,元符二年五月戊辰条,第12148页。

[51] 王夫之鉴于明代亡国教训,曾经回溯宋代中叶的上书言事,愤懑批评“以赏劝言之害,较拒谏而尤烈”。(《读通鉴论》卷10,舒士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03页)

[52] 蔡戡:《定斋集》卷2《乞选择监司奏状》,王德毅主编:《丛书集成续编》,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89年,第22页下栏a。

[53]《宋史》卷166《职官志(六)》“皇城司”,第3932页。

[54]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34之21,天禧元年(1017)八月十五日,第3860页。

[55]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2《事始》“探事察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1页。

[56] 李焘:《长编》卷162,庆历八年(1048)正月,第3913页。

[57]《宋史》卷166《职官志(六)》“入内内侍省”,第3939页。

[58] 张纲:《华阳集》卷22《进故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1册,第135页下栏a。

[59]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19之13“御药院”引《两朝国史志》,第3553页。

[60] 参见友永植:《御蓠院考》,《别府大䦆短期大䦆部纪要》第6吖,1987年;程民生:《宋代御药院探秘》,《文史哲》2014年第6期。

[61]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丙子条,第2755页。

[62] 李焘:《长编》卷448,元祐五年九月丁卯条,苏辙语,第10767页。

[63] 例如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试论———以“对”和“议”为线索》,《宋代政治结构研究》,第161—189页;陈晔:《北宋政情、政风下的转对制》,《史学月刊》2010年第11期;徐东升:《从转对、次对到轮对———宋代官员轮流奏对制度析论》,《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110—112页。

[64] 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7《封事奏体八卦往来之用玩上下交济之理以尽下情(七月二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748页下栏a。

[65] 相关情况参见王化雨:《宋朝的君臣夜对》,《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66] 胡铨:《澹庵文集》卷2《经筵玉音问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7册,第25页下栏b—29页下栏b。

[67] 周必大:《文忠集》卷30《资政殿学士赠通奉大夫胡忠简公神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第337页下栏b。

[68] 楼钥:《攻媿集》卷77《跋刘资政游县学留题》,第1049页;《宋史》卷390《刘章传》,第11959页。

[69] 楼钥:《攻媿集》卷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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