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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抚远的那些岁月(四)
来源:《难忘的岁月》(续集)  作者:谷健之  日期:2019-03-12

在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杭州知青和当地人培养了感情,相处中也有矛盾,但并不严重。19703月,又有1000多名杭州知青来到抚远,其中52名分在海青公社湸子里队,情况变了。

 

俗话说,“老乡碰老乡,两眼泪汪汪”。当我们终于见到远道来的老乡时,却发现有些人干活出工不出力,晚上哭爹喊娘,也太给杭州人丢脸了。而他们呢,当然也耻于和我们这些穿着破烂,身上还有虱子,开口就谈革命的人为伍。连我们都看不惯,当地人的反响可想而知,都说湸子里这下可完了。老孟召集我们开会,要求我们和新来的知青多接触,多谈心,多交朋友。接触了,才知道他们大多是被迫来黑龙江的。学校和街道的工宣队采取强制手段,不愿意去就把父母的工作停了,一起办学习班,不松口不让回家住,一松口立即迁户口。他们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无言以对,内心充满同情,彼此之间一下就拉近了距离。 由于不安心,新来的知青对住的、吃的、用的样样抱怨。邹队长很生气地说:“不想呆这儿趁早回去!”知青们回答:“只要户口能落在杭州,爬回去都行。”但谁都明白,回去是不可能的, 那就去干活吧。东北的耕地面积大,长长的垄沟望不到尽头。我们弯着腰铲地,铲了很远往回一瞅,几个新来的知青还在地头磨蹭。有人提议,揪出组织闹事的坏头头。新知青们的反应是齐声喊:“一、二、三,罢工”,全把铲子一撂,找个树阴底下坐着,谁叫也不动弹。

 

队委会上,当地干部情绪激昂,要狠刹歪风邪气。有句话大伙没敢直说:老孟把知青给惯坏了。大家都在等老孟拿主意。老孟只是布置了一项任务,各家各户到自己的地窖里划拉点菜,给食堂送去。

 

当时的条件确实艰苦。干一天累活,食堂里主食是玉米窝头大子粥,菜就是几根咸萝卜条。由于开春不久,蔬菜刚播种,食堂储存的菜,就剩两缸腌萝卜。一天,一些知青只喝粥不吃菜,还暗暗坏笑。原来有人恶作剧,朝萝卜缸里撒尿。吃进了萝卜条的赶紧去吐,哪吐得出来?幸好各家各户送菜来了。那时老乡们也最没菜吃,都是从嘴边抠出来的。

 

一帮老娘们又找老孟告状:菜园里黄瓜少了,晒着的鱼少了,刚下的蛋少了,后来连鸡也少了。老孟耐心听着,眉头越皱越紧。一天,一个杭州知青不知犯了啥事被逮了个“现行”,老孟终于发火,宣布开批判会。

 

批判会火药味很重,当地人把积攒多日的怒气一起倒出。有几个知青干部发言,主要是检讨自己管理不力。大部分知青不吭声,情绪明显抵触。邹队长进屋了,面色发红,像是喝了酒。他听了一会发言,突然抓住那个知青衣领怒声责问。那知青吓坏了,辩白了几句。邹队长伸开巴掌就打。这一切在瞬间发生,所有人都傻了。被打的知青哭了,顿时传染其他知青,会场哭声一片。

 

邹队长一摔门,走了。大家都看着老孟。老孟面无表情地卷了支烟,卷烟的手微微发抖。他突然宣布,会议内容改了,改成批判邹队长的错误行为。所有人都呆住。就凭邹队长这么高的威望和人人害怕的火暴脾气,谁敢去批判他?会场一片沉默,只听见老孟平缓而略带沙哑的声音:“去叫邹队长,就说我老孟叫他回来接受批判。”

 

会场继续沉默,沉默得可怕,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就在大家都以为邹队长不会再来时,他出现了,梗着脖子,满脸傲气,谁都不看一眼。老孟率先发言:“我们也有儿有女,呵护在身边,还怕被人伤着。如果送到几千里外,能舍得吗?要是我知道自己孩子在外面被伤着了,会不顾一切买张火车票赶过去。”

 

大家都闷着头听,会场又响起抽泣声。老孟的语气越来越重:“知识青年的父母,千辛万苦把孩子拉扯大,怎么会舍得往边疆送?是因为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我们会像对自己孩子那样去善待他们。知识青年存在问题,是要批评教育,但不能伤着。伤着了怎么向毛主席交代?要是他们父母大老远赶来,我们有什么颜面去见他们?”

 

抽泣声更响,有愤怒,更多的是委屈,委屈的哭声特别令人心酸。在老孟的目光注视下,当地人陆续发言,他们的批评突然被邹队长洪亮的声音打断:“都别讲了,听我说。”

 

会场马上肃静,哭声全部刹住,望着邹队长涨红着脸的倔犟样子,大家的心都揪紧。他到底会说些什么?只见邹队长跨前一步,站在被打的知青面前,又把他吓得直哆嗦。邹队长大声说道:“我错了,不该动手打人,我怎么会这么糊涂?我向毛主席请罪。”说完,朝着墙上的毛主席像深深地鞠了一躬,又朝被打的知青鞠躬。这是邹队长吗?是那个能干高傲、脾气火暴、人敬人怕的邹队长吗?被打的知青连声说是自己错了,哭着请邹队长原谅。那个场面特别感动人,我的眼眶也湿润了。接下去,已经不是什么批判会 了,无论当地人还是知青,先来的还是后来的知青,都争着检讨自己不对,纷纷表态要好好干。就在这个会上,邹队长和被打的知青结成了互帮互学的“一对红”。

 

在我的印象中,这场批判会后,是湸子里队人心最齐、干劲最足、气氛最好的时候。东北的夏季白天长,凌晨3点东方就发亮,大家已在你追我赶地铲地,干到晚上太阳落山,回家路上还唱着歌。有个当地人的孩子生重病,知识青年纷纷捐款。领头闹事的成了先进典型,还在公社的大会上介绍经验,自己变好了是因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好形势使我们信心十足,大家提出“苦战一年,把湸子里建成大寨式生产队”的口号。

 

1970年年底,大队党支部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入党介绍人是老孟。报到公社党委很久没批,我估计又是受父亲的问题牵连。老孟说:“没事儿,我们信得过你。”19717月,终于批准了。不久,邹队长、老孟先后调走。1972年春,我被任命为大队党支部书记。1973年冬,我被调到县委机关工作,离开了湸子里。

 

1978年初,我和爱人回杭探亲。不久,我接到了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于是结束知青生涯,开始了新的历程。而在抚远的这些岁月是值得我永远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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