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上） （三）广植“耳目”的努力 信息征集背后，是控制效力的问题。无论从君主还是朝廷的角度，掌控信息来源都是严峻的挑战。以朝廷君王为体，“耳目”作为视听的器官与途径，成为与信息沟通分不开的关键词。广植耳目成为“明目达聪”的重要方式，即仁宗所说“善治之主不自任其聪明，以天下耳目为视听”。[45] 不仅“台谏给舍皆耳目之任”，[46]执政、侍从、讲读官与京都长官等，都被视为帝王耳目。元祐三年（1088），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的苏轼，苦口婆心地提醒太皇太后与哲宗： 自祖宗以来，除委任执政外，仍以侍从近臣为耳目，请间论事殆无虚日。 今自垂帘以来，除执政、台谏、开封尹外，更无人得对。惟有迩英讲读，犹获亲近清光，若复瘖默不言，则是耳目殆废。[47] 两年之后，苏辙陈诉本朝故事说： 每当视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台谏更迭进见；内有两省、侍从、诸司官长以事奏禀，外有监司、郡守、走马承受辞见入奏。凡所以为上耳目者，其众如此。然至于事有壅蔽，犹或不免。[48] 除台谏外，兄弟二人先后列举了宰执、在内两省、侍从、诸司官长，在外监司、郡守、走马承受等众多的君主耳目。这些耳目，遍布朝廷、地方。 “耳目”服务的对象不言而喻。当政者都利用耳目，也控制耳目。宋人会在章奏中提醒皇帝，言路乃圣上耳目之官，不能作执政鹰犬之用。[49]实际上，言路不仅可能是执政鹰犬，更是君主鹰犬，挟主上之势纵威逞虐，攻击不肯驯顺之人。宋代党禁等政治整肃中，此类事例颇多。君主不愿意直接出面罢斥臣下时，也会诱使台谏官上言。英宗授意傅尧俞弹劾蔡襄、哲宗授意陈次升再劾章惇，[50]尽管并未如愿，仍可看出，言路的作用绝非限止于“耳目”，帝王意欲用作喉舌、鹰犬。而此类作用的强化，必然会打破君主—行政体制—监察体制之间的制衡关系，[51]使制度沦为权势意志的附庸。 南宋蔡戡曾经说，“夫监司者，号为外台，耳目之寄”；[52]其沟通内外的功能，不仅在于入奏之际。来自地方路级监司、州郡长贰的上报讯息，对于地方事务、地方官员“访察”、“体量”的消息呈递，都是事实上的言路。官方的民政系统、巡视、探报、邮递进奏，都围绕信息上传下达而有所建设。 帝王御用的“耳目”，并不限于体制之内、“言路”之上的正规职任。“掌宫城出入之禁令”[53]的皇城司，“每遣人伺察公事，民间细务一例以闻”，[54]以致被呼为“察子”。[55]仁宗年间，臣僚进奏称，“皇城司在内中最为繁剧，祖宗任为耳目之司”。[56]宦官入内内侍省，“通侍禁中，役服亵近”，[57]亦会通进讯息。仁宗曾问入内内侍省都知王守忠， 曰：“卿出入中外，闻有甚议论？”守忠曰：“皆言陛下仁慈圣德；但朝廷好官美职及清要差遣，皆是两府亲旧方得进用，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置清近。又曰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专。”上默然良久。[58] 在宫廷中“掌按验秘方，以时剂和药品以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的御药院，[59]搜讨进呈消息、沟通内外，[60]“素号最亲密者”。[61]此外，太祖太宗朝信用的史珪、丁德裕、柴禹锡、赵镕等军校亲随、藩府旧僚，伺察外事，侦人阴私，也被用作耳目之职、鹰犬之任。孝宗朝，士大夫曾强烈批评皇帝对侧近佞臣的宠遇，事实上，这正与他对此类私人消息渠道的倚信有关。 历代都有许多敏感信息是靠正式体制之外的方式，靠皇帝“私人”打探传递的。貌似繁复重叠的信息来源各有其特殊意义。这些讯息通常不经正式途径，不公之于众，类似清代的秘密奏折，是皇帝个人的“直通”信息渠道。这类情形之所以在宋代被视为正常，如苏辙所说： 盖人君居高宅深，其势易与臣下隔绝。若不务广耳目，则不闻外事，无以豫知祸福之原。[62] “广耳目”以“闻外事”，随其意旨拓宽信息来源，看上去是人君特有的地位优势；而实际上，“居高宅深”决定着他们在信息获取中根本性的劣势，也迫使他们多方寻求获得外情的机会。 （四）召对咨访与经筵赐坐 从面对面“询访”与“进言”的角度来看，宋代的百官转对轮对无疑是富有特色的制度。参与转对轮对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言官”，这种进言的途径在宋代亦不被直接归为“言路”；但其议政意义却不容小觑。学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63]本文不赘。在常程制度之外，宋代君王与臣僚的面谈，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就帝王而言，侍从近臣皆系亲擢，“时赐召对，从容讲论，以尽下情”[64]理应是常态，时间、场合亦不受限制。但君臣之间“从容讲论”的情形，显然并非普遍。从留至目前的材料来看，北宋的太祖、太宗、神宗，南宋的孝宗、理宗等，与臣僚直接讲论较多；谈话的对象，包括宰辅之外的切近臣僚。政事得失、外廷是非、民间情伪……凡皇帝牵念系怀而在庙堂之上未便公开从容议论之事，往往利用各类机会探询。宰辅重臣无不关注这些对话内容，对话者通常也有所记录，以便留此存照。 孝宗赵眘，是南宋历史上最为注意君臣沟通的帝王。不仅正式上朝理政与臣属直接对话，晚间也会个别宣召咨访。[65]胡铨绍兴年间因力主抗金被贬，孝宗即位后召回。在其《经筵玉音问答》中，详悉记载了隆兴元年（1163）五月三日晚“侍上于后殿之内閤”的情形。孝宗优渥礼遇，嘱其修订答金人书稿，当晚赐酒宴唱曲词，谈话直至凌晨。次日胡铨对朋友称，有“归自天上”之感。[66]乾道年间，胡铨再以侍讲夜对，孝宗嘱咐他说：“卿直谅，四海所知，且留经筵。事无大小，皆以告朕。”[67]反复叮咛，让人感觉到君王心中难以排解的隐忧。翰林侍读学士刘章夜对时， 上（孝宗）从容问曰：“闻卿监中有人笑朕所为者。”公初不知端倪，徐对曰：“圣主所为，人安敢笑！若议论不同，则恐有之。”上意顿解，亦曰：“止是议论不同耳。”[68] 对于信息阻滞的警惕，对于外朝讥笑的担心，成为孝宗“访问不倦”的动力。楼钥在为其舅父汪大猷写的行状中，说到汪大猷乾道年间兼权给事中时，君臣间“造膝启沃”的情形： 孝宗厉精民事，访问不倦。宿直玉堂，夜宣对选德殿，赐坐，从容导公使言。……公首以一言移主意。自尔每遇夜对，上多访以时事。尝曰：“卿为侍从，天下之事无所不当论。朕每厌宦官女子之言，思与卿等款语，正欲知朝政阙失、民情利病，苟有所闻，可极论之。”公悉进所欲陈者，奏对明白，曲尽情伪，上多耸听而行之。[69] 君王对于政务的急切，对于臣僚的赏识及笼络，产生了明显的回馈效应。理宗朝，吴泳曾经回顾孝宗“故事”，不无渲染地说： 故事，禁从讲读官及掌制学士更直递宿，以备咨访。或问经史，或谈时事，或访人才，或及宰执所奏，凡所蕴蓄靡不倾尽。……恩意浃密则就澄碧殿锡燕，职业修饬则上清华阁赐诗，从容造膝过于南衙面陈，先事献言加于路朝显谏。[70] 当时的兵部尚书宇文价、中书舍人陈骙、直学士倪思、侍讲金安节、马骐、侍御史周操等人，都曾经在夜对时就朝政提出建议。由于君王特示宠渥，场合比较随意，彼此态度放松，对话也相对从容深入。当时即有人援引李贺的诗句，称进言者“帝前动笏移南山”。[71]尽管如此，对话中的引导者显然是君主，君主意旨所向，常在臣僚观察揣摩之中。 宋代的经筵讲读，也是君臣沟通的机会。[72]讲读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言官”，但经筵进读完毕后，通常“复坐赐汤而从容焉”。[73]真宗咸平时，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日给尚食珍馔，夜则迭宿，多召对询访，或至中夕焉”，[74]利用此类机会“亲近老成”。杨亿在杨徽之的行状中描述讲读时的情景，说： 执经待问，前席畴咨。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借筯之画莫非沃心，更仆之谈或至移晷。然奏稿多削，温树不言，其慎密也如此。[75] 看来君臣之间的谈话内容既深且广，有涉机密者。 其后的君主，也经常利用经筵之机询访讲读官员的意见。宝元年间，李淑在经筵，仁宗皇帝即“访以进士诗赋策论先后，俾以故事对”。[76]南宋建炎时，高宗接受翰林学士朱胜非的建议，允许侍读官“读毕具札子奏陈”。[77]光宗时，黄度进言，“乞令侍从讲读官反覆议论治忽所系”。[78]淳祐年间徐元杰在经筵讲读《论语》，赐茶之后，理宗与其一番对话，君臣之间的问答往复达47次之多。[79] 司马光的《手录》中，保留着他与宋神宗谈话的原始记录。熙宁元年至三年，司马光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知审官院，在迩英阁为神宗讲授《资治通鉴》。课后，神宗经常征询他对于朝廷事务的意见，不仅问及擢用台谏州县官、赈灾、郊赉等事，也常问及对于新法乃至对当政诸臣的意见，甚至“历问群臣”，询问“朝廷每更一事，举朝汹汹，何也”；司马光应对无所顾忌，甚至当面指教皇帝说： 此等细事皆有司之职所当讲求，不足以烦圣虑。陛下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乃陛下职耳。[80] 有学者认为“他们之间的谈话十分坦率、诚恳，简直像朋友一样”。[81] 南宋后期留至今日的相关材料更多。目前存世的曹彦约《昌谷集》、真德秀《西山集》、魏了翁《鹤山集》、刘克庄《后村集》、徐元杰《楳野集》、姚勉《雪坡集》等，记录了大量的君臣对话，场景栩栩如生。即如真德秀文集中，不仅有任职地方时的章奏，有应诏所上封事，也有面对君主直接上呈的上殿奏札、轮对奏札、内引札子、直前奏事札子、朝辞奏事札子、召还上殿奏札，更有与皇帝对话的记录（如“得圣语申省状”、“得圣语申后省状”、“奏对手记”等）。对话时，包括前线战事、敌使礼仪、地方安危、官员选任、财用窘困、军籍虚额、福建盐法、楮币得失，乃至诚意正心等等，都在君臣议题之中。端平初，真德秀在讲筵进读四书章句并进呈故事，随后理宗问及与蒙古议和事： 赐茶毕，上问“虏人议和未可轻信”，奏曰：“臣适尝言之矣。”李侍御奏：“臣得杨恢书，云在襄阳闻虏酋元不晓‘和’字，只是要人投拜，而其臣下乃将投拜之语改为讲和。”其说颇详。上然之。奏云：“朝见一节如何？”上曰：“且候使人到来商量，待从吉后引见。”李奏：“虏兵已取蔡了，忽然都去；攻息方急，亦忽然都去；其情叵测。”奏云：“此臣所谓鸷鸟将击之形也。”遂退。[82] 这些对话，明显体现出身居九重的帝王之深切忧虑。当时的经筵讲读，似乎并非君臣着意的重点，反而是读毕之后的赐茶对谈，才反映出皇帝关注的重心，也是讲读臣僚期待进言的时分。 二、端点与关节：滞碍的关键 在帝制社会中，帝王显然高居于权力顶端，制度设计、人事安排、官员驱策，无不围绕这一核心构成。而正因其处于“顶端”，相对明智的帝王自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政治上的独尊，并不能保证充分的知情与驾御。信息通进的路径不断增加，技术手段愈益多样，投注的心思缜密繁复，但沟通中阻滞仍旧，渠道通塞不常。 进言渠道的延展卯合方式，大体上契合于帝国时期的行政与信息网络。[83]网络中的次第关节控御着开闭的可能，位于不同位置的言者，有活动有顾忌，从中亦可观察到当时的政治秩序与权力格局。南宋程珌曾说，“今天下利害所当施置罢行者，人皆能言之；所患者在于其言未必上闻，闻之未必下行耳”。[84]前一“未必”，滞碍出在言路关节，九重之内的君主最终获取的信息，实际上是次第筛选的结果；而后一“未必”，则显示出君主的态度与抉择。这里需要关注的是，这“筛选”与君主态度是否相关，渠道自下向上的滞碍究竟如何形成。 （一）制度与人事 王安石在为《周礼义》所作序言中，说“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85]也就是说，制度规定与人事操作二者密不可分。这里的“人事”，是指人的主观作用，包括君主的意向，官员对君主旨意的领略、对朝廷趋向的忖测，以及官场交际网络对于制度的影响。进言制度是否能够按照设想实施，除去必要的机会安排与技术手段外，起作用的重要因素，是官员面对可能的效果与风险之考虑；更有许多情况下的制度变异失灵，并非由于贪鄙者作弊、怠惰者失职，而是朝廷政治取向、官僚层级操控下的必然结果。 朝廷能够得到的信息，显然并非完全；在很多情形下，也并非真实。考虑到信息上达带来的效应，各层官署、官僚从来不乏欺瞒的动力。例如，财物账目稽违侵隐；[86]“内外之官虽有课历，率无实状”；[87]“法出奸生，令下诈起”；[88]各级官员利害相关，上司巡视，下级“刷牒”，因而“检按失实”。[89]军机要事，同样有此类情形。韩侂胄北伐前派陈景俊使金，本为审敌虚实，金人强硬告诫“不宜败好”，陈自强却窥探上峰意志，“戒使勿言”。[90] 平田茂树在《宋代的言路》一文中，曾经讨论以言路官为中心形成的政治势力作为“政治促进者”的作用，他认为“几乎可以明确以宰相、言路官为政治之两极，以两者的结合为核心形成的元祐时代政治结构”。[91]这两极之间的互动，确实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研究者通常注意到宋代台谏对于宰相的牵制，而所谓牵制，从来都不是单方单向的。宋人对庆历、元祐的言路评价甚高，回顾本朝故事会说“本朝给舍台谏，庆历元祐时实赖其力”。[92]而求诸史事，欧阳修庆历时批评“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聋瞽群听，杜塞人口”；[93]元祐年间苏辙更说：“今陛下深处帷幄，耳目至少”，“惟有台谏数人”却“又听执政得自选择，不公选正人而用之”。[94]如此看来，言路官得以独立进言的机会，即便庆历、元祐也非寻常；言路受到干预限制、政治运行“不正常”的状态，帝制时期反而属于常态。 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时任敕令所删定官的陆九渊在轮对时，精心准备了五份奏札，阐述个人建议，其中直截了当地批评孝宗： （陛下）临御二十余年，未有（唐）太宗数年之效。版图未归，仇耻未复，生聚教训之实可为寒心。[95] 进言之时，君臣之间有从容的对话，陆九渊感觉甚好。后来他对友人说： 去腊面对，颇得尽所怀。天语甚详，反复之间不敢不自尽。至于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与也。[96] 两年之后的十一月，陆九渊又近转对之日，忽被改命为将作监丞，因而失去了面奏的机会。对于此事，陆九渊自己后来说： 某去冬距对班数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给事遂见缴。既而闻之，有谓吾将发其为首相爪牙者，故皇惧为此，抑可怜也。[97] 预先将可能不利于己的进言者调离，恰恰是当政者密切关注既往信息，予以及时反应的结果，通向君主的信息链条由此阻断。正如南宋史家李心传在其《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百官转对”条所说： 士大夫不为大臣所喜者，往往俟其对班将至，预徙它官。至有立朝踰年而不得见上者。盖轮其官而不轮其人，此立法之弊。[98] 执掌朝政“大臣”的这种做法，利用了制度法规的漏洞，手段颇为高明。某些骨鲠敢言的臣僚因此失去了面奏机会，而当政者刻意壅蔽的努力，却被遮掩在制度如常、轮对依旧的表象背后。
注释 [45]《宋大诏令集》卷194《政事（四七）》“诫约台谏诏”，司义祖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12页。 [46] 李焘：《长编》卷489，绍圣四年七月甲寅条，曾布语，第11609页。 [47] 李焘：《长编》卷414，元祐三年九月戊申条，第10057页。 [48] 苏辙：《栾城集》卷45《论用台谏札子》，曾枣庄、马德富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95页。 [49] 参见李焘：《长编》卷437，元祐五年正月己丑条，第10538页。 [50] 参见《杨时集》卷11《语录·余杭所闻》，林海权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24页；李焘：《长编》卷510，元符二年五月戊辰条，第12148页。 [51] 王夫之鉴于明代亡国教训，曾经回溯宋代中叶的上书言事，愤懑批评“以赏劝言之害，较拒谏而尤烈”。（《读通鉴论》卷10，舒士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03页） [52] 蔡戡：《定斋集》卷2《乞选择监司奏状》，王德毅主编：《丛书集成续编》，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89年，第22页下栏ａ。 [53]《宋史》卷166《职官志（六）》“皇城司”，第3932页。 [54]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34之21，天禧元年（1017）八月十五日，第3860页。 [55]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2《事始》“探事察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1页。 [56] 李焘：《长编》卷162，庆历八年（1048）正月，第3913页。 [57]《宋史》卷166《职官志（六）》“入内内侍省”，第3939页。 [58] 张纲：《华阳集》卷22《进故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1册，第135页下栏ａ。 [59]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19之13“御药院”引《两朝国史志》，第3553页。 [60] 参见友永植：《御蓠院考》，《别府大䦆短期大䦆部纪要》第6吖，1987年；程民生：《宋代御药院探秘》，《文史哲》2014年第6期。 [61]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丙子条，第2755页。 [62] 李焘：《长编》卷448，元祐五年九月丁卯条，苏辙语，第10767页。 [63] 例如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试论———以“对”和“议”为线索》，《宋代政治结构研究》，第161—189页；陈晔：《北宋政情、政风下的转对制》，《史学月刊》2010年第11期；徐东升：《从转对、次对到轮对———宋代官员轮流奏对制度析论》，《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110—112页。 [64] 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7《封事奏体八卦往来之用玩上下交济之理以尽下情（七月二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748页下栏ａ。 [65] 相关情况参见王化雨：《宋朝的君臣夜对》，《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66] 胡铨：《澹庵文集》卷2《经筵玉音问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7册，第25页下栏ｂ—29页下栏ｂ。 [67] 周必大：《文忠集》卷30《资政殿学士赠通奉大夫胡忠简公神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第337页下栏ｂ。 [68] 楼钥：《攻媿集》卷77《跋刘资政游县学留题》，第1049页；《宋史》卷390《刘章传》，第11959页。 [69] 楼钥：《攻媿集》卷8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