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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信息渠道的通塞:从宋代“言路”看制度文化 (三)
来源: 宋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  作者:邓小南  日期:2019-03-13

(接上)

(二)“玉音”与“玉色”

谈及信息的“壅蔽”,不能只将问题归咎于逐级官僚。“防范壅蔽”说法的潜在前提,显然预设君主和朝廷是真正希望了解各类实情的———无论“信息”带来的是喜是忧。但事实上,君主与朝廷的执政倾向,可能助成或者说导致了某些实情的滞碍乃至隐瞒。宋人文集、笔记中,有大量关于君主言谈(“玉音”、“圣语”)、神情(“玉色”)的细致描述,反映出臣僚的小心观望。

早在建隆三年(962)二月,太祖就曾表示“渴听谠言,庶臻治道”,要求百官“无以逆鳞为惧”。[99]真宗天禧元年二月的诏书中,也明确表示,谏官奏论、宪臣弹举时,“虽言有过当,必示曲全”;并且安抚群僚说:“是为不讳之朝,岂有犯颜之虑。”[100]这样的说法,被包拯、刘随、陈次升等人多次征引,称颂的同时,是希望“圣朝广开言路,激昂士气,不以人言失当为虑,而患在人之不言也”。[101]

“言路通塞,天下治乱系焉。”[102]多数情况下,君主出于对信息的关注、对舆论风向的在意,会表示容受意见的姿态;但对臣僚影响更为直接的,显然是姿态背后君主对于进言的实际态度。征诸史实,即便勤政如太宗者,当田锡任职谏垣时,也在其章奏《上太宗论军国要机朝廷大体》中批评说,今来谏官寂无声影,御史不敢弹奏,给事中不敢封还,“给谏既不敢违上旨,遗补又不敢贡直言”;中书舍人于起居之日,“但见其随班而进,拜舞而回,未尝见陛下召之与言,未尝闻陛下访之以事”。[103]仁宗朝的谏官也曾批评“陛下虽喜闻谏争,然考其施用,其实无几”。[104]

君主初政或是政策调整之际,常有“诏求直言”之举。元符末年,徽宗即位,

下诏求言,而“时上书及廷试直言者俱得罪。京师有谑词云:‘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胡道。人人招是骆宾王,并洛阳年少。’”[105]政治取向逆转导致的高层态度翻覆,不仅在当时直接阻塞了言路,而且示后来者以忌讳。

军政情势紧张时,君王对于信息的焦虑更为突出。但这种渴求并不等于对进言内容、通进渠道的真正重视。靖康年间,金军围困开封,钦宗“屡下求言之诏,事稍缓,则复沮抑言者。故当时有‘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之谚”。[106]一“开”一“闭”的状态,活脱勾勒出君王面对言路的复杂抉择。

孝宗朝是政治相对清明的阶段。乾道初,针对中书舍人洪适的缴奏,孝宗明确表示:“如有出自朕意,事不可行者,卿但缴来。”[107]而时至淳熙,罗点还是痛切地指出:

国无尽心瘁力之臣则事不济,今皆悦夫背公营私者矣;国无危言极论之臣则德不进,今皆悦夫偷合苟容者矣;国无仗节死义之臣则势不强,今皆悦夫全身远害者矣。[108]

光宗朝,秘书省著作郎卫泾批评“言路尚壅”,“听纳虽广,诚意不加,始悦而终违,面从而心拒”。[109]理宗时的殿中侍御史杜范批评皇帝“外有好谏之名,内有拒谏之实”,[110]表面崇奖台谏,实际阻抑直言。这正如刘子健先生在《南宋君主和言官》一文中指出的,南宋君主对于言官,除去控制之外,常用拖延敷衍的手段,或是调护、抑言奖身,虚伪应付;意欲利用言官名望,却不听从合理主张,结果是上下相蒙,人心涣散。[111]

帝制时期,尽管有对于信息渠道的建设,有对于纲纪制度的强调,但归根结底,纪纲“总于人主之威权”。[112]言路为人主所需,其“建设”必定要服从人主与官方的期待;言路既无法超越君主威权,“独立”言事、“开广”范围,必定有其限制。南宋后期,吕中在讨论台谏职任轻重时,指出差异的关键在于“以天下之威权为纪纲”,还是“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113]

统治者历来警惕言路批评“过度”,更不容其站到君王意志的对立面。台谏官员常有畏葸避事者,不敢“论天下第一事”,而“姑言其次”,藉以塞责。[114]言官“沽名”、“陵犯”,皆涉大忌。仁宗亲口告诫御史中丞王拱辰说:“言事官第自举职,勿以朝廷未行为沮己,而轻去以沽名。”[115]绍兴八年宋金议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等人出面抗议,朝廷下诏严厉指责说:

初投匦而未出,已誊稿而四传。导倡陵犯之风,阴怀劫持之计。倘诚心于体国,但合输忠;惟专意于取名,故兹眩众。[116]

引惹高宗、秦桧不满的原因,既是胡铨对和议的抵制,也是由于文稿四传,导致“陵犯之风”,触犯了朝廷忌讳。孝宗历来被认为是励精图治的君主,但他对于“议论群起”的警惕,与高宗如出一辙。隆兴元年,时任中书舍人的周必大、给事中金安节,因论列近臣龙大渊、曾觌等,被宰相呼召至都堂,

宣示御札,大略谓给舍论大渊等,并为人鼓惑,议论群起,在太上时岂敢如此。[117]

就统治者看来,即便需要“言路”,这进言的路径也只能是通向他们一端;若有溢出,则被认为是鼓惑眩众。这种戒惕,较之“壅蔽”,毋宁说更为切近肌肤,刻骨铭心。

言事禀承上司意图、人主风旨,本是台谏之戒忌。宋高宗曾经告诫张九成,台谏不可承宰相风旨;九成回答说:“以臣观之,非特不可承宰相风旨,亦不可承人主风旨。”[118]而事实上,御史“承望要人风指,阴为之用”的情形十分普遍,[119]台谏往往“取旨言事”。[120]在宋代史料中,常会看到官员由于“领会”上意、“体恤”上情而刻意迎合,乃至隐瞒实情的做法。朱熹曾经说:

今日言事官欲论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进文字。[121]

逢迎谄佞、畏缩不言之例皆非鲜见。更可喟叹的是,一些忠于职守的官员,也会出于避免朝廷困扰的立场,倾向于回避实情。哲宗元祐中地方财政吃紧,朝廷派员调查,范祖禹出面反对:

臣伏见近遣户部郎官往京西会计转运司财用出入之数。自来诸路每告乏,朝廷详酌应副,其余则责办于外计。今既遣郎官会计,必见阙少实数。若其数不多,则朝廷可以应副;若其数浩大,不知朝廷能尽应副邪?[122]

他主张让地方自行处理,朝廷不宜过问“实数”,以免面对实际窘困带来尴尬。乾道时江西水灾,孝宗全不知情,事后追问,参政蒋芾解释说:

州县所以不敢申,恐朝廷或不乐闻。闻今陛下询访民间疾苦,焦劳形于玉色,谁敢隐匿![123]

这就是说,在众多消息之中,地方官员选择“上传”的内容,取决于他们对君主“玉色”及朝廷态度的揣摩。这种对于“玉色”、“玉音”的小心观察与测度,记载中比比皆是。凡当奏闻之事引惹“上变色不悦”时,通常“同列皆止之”。[124]真德秀在《讲筵进读手记》中,曾经记录下他读“汉成帝荒淫一节”时,对于理宗态度的观察:“敷陈之间语颇峻切,仰瞻玉色略无少忤。”[125]而遇到皇帝“玉音峻厉”、“玉色怫然”[126]之际,则少有敢于坚持进言的官员。

这种情形不能简单归结于官员个人素质问题,而是由制度周边的整体氛围、由深入脊髓的“奉上”、“唯上”文化所导致。尽管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制度设计的核心、官员取舍的依据、冲突周旋的落脚,却是效忠君主,顺从上峰。这是官僚文化根深蒂固的选择倾向。

余论:信息通塞与“制度文化”

信息渠道的路向、制度的针对性及运作形式,显然受到政治局势左右。宋代日常治理体系下有百官转对轮对,有给舍台谏进言、监司郡守禀报,庆历熙宁等变法活动期间则会集中出现成规模的按察巡视,不同方式并存互补。而信息的通达与否,并不仅仅在于是否有相应的输送呈递渠道;即便渠道设置周全,亦不意味着信息沟通流畅。[127]

一般说来,高踞于臣民之上的“人君”,明白居高宅深的不利,开广言路是其延展视听的重要手段;当政宰辅亦须了解内外信息,以便施政。有关“直言朝廷阙失”的表态及相应规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但从现实中,我们看到,宋代既有“养臣下敢言之气”的呼吁,[128]也有对言者“沽名卖直”的反感;既有敢批逆鳞而得青睐的事例,也有言事忤旨谴谪贬斥的情形;既有“谏官御史为陛下耳目,执政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为用”的说法,也有“言事者数与大臣异议去”的状况;[129]既有“明目张胆”的危言正论,也有专意迎合的欺瞒诞谩;帝王与朝廷,既为信息焦虑,又惧怕面对“不乐闻”的现实……凡此种种,构成了一幅幅盘根错节的万象图。

信息渠道本身无所谓“通”“塞”,造成通塞的是其中发挥作用的“人事”。渠道不畅、信息不实,当然与国家的实际能力有关,既有技术层面的原因,例如交通条件差、讯息收集传递不便等;也有措置安排的原因,例如言者得知讯息的途径有限、处理人手数量资质不足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纵横交错的等级体制下,渠道层级的接卯处或曰权力枢纽处,都是信息的筛选流失处。

本文讨论的“言路”活动,涉及各层级官员对态势消息的解读、对政策方针的建议。其中传递的信息,通常经过筛选提炼加工,以供决策。构成这一路径的诸多环节上,少有原始消息,多是经由处理的信息;既有信息收集迟滞片面、缺漏模糊带来的影响,又是特定制度环境下官员主观抉择造成的结果。言路的阻滞、信息的扭曲,往往并非出于忽视,反而出于官员对其重要性的体认;不仅来自权相佞臣,也来自顾及仕宦前途的各层级官员。庸散不职者、作伪蒙蔽者、奉承逢迎者,无不在信息申报选择上下功夫。判断抉择与官员追求相关,仕途生涯的选拔任免虽有规矩准绳,而长官举荐、君相赏识无疑起着关键作用;前程既然操控在上,规避个人风险自然要向上窥伺。

有关言路的规定,提供着施行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事态的走势;而施行的实态,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设计者通常希望制度便于把控,而任何制度一经推出,其弹性空间,其内在罅隙,都会在施行过程中逐次显现,其溢出效应与潜在风险可能是制度推出者始料不及的。史籍记载所呈现的,往往是被当作“国家之典法”被记录的应然状态,希望以此“垂劝戒、示后世”。[130]我们不能仅依据条目规定及二三范例,就认为制度实施有效;同时,也不能因为制度变形扭曲,就以“具文”一语草率交代。制度实施的“万象图”,应该说与环绕制度的政治文化氛围直接相关。

环绕制度的政治文化氛围,或可径称为“制度文化”。[131]笔者所谓“制度文化”,不是单纯指特定时代创制的规范体系,而是指影响制度实施的环境,指多种因素互动积淀产生的综合状态。观察制度文化,不能忽视制度设计者、执行者、干预者、漠视者、抵制者的意识、态度、行为与周旋互动。朝廷意志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围绕言路有着不同的认知与多方实践。张力与转圜的结果,可能深化制度的影响力,可能消解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也可能导致制度的更新。从这一角度,或许能观察到影响制度走向的多种因素。一方面,特定制度的实施会影响到文化的趋向,制度上包容言者,台谏才会养成“元气”;另一方面,制度也为“制度文化”所包裹,例如对于进言利害的认知、进言者的声望、纳言者的公信力、以往进言的影响等因素,都左右着制度的预期和运行的结果。制度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弥漫性的政治生态环境,浸润渗透于制度之中,影响着制度的生成及其活动方式。纵观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几乎没有任何制度按照其设计模式原样施行;调整修正甚至于变异走形,大致是其常态。或许可以说,制度面临的生态环境,决定着制度实施的基本前景。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不在于当时是否制订过相关的制度,而是被称作“制度”的那套规则和程序,在现实中如何实践并且发挥作用;当时的官僚体系如何执行(或曰对待)这套制度,当时的社会人群如何感知这套“制度”。

中国古代的制度文化显然是与官场文化交叉迭合的。“官场”是制度相关者集中活动的场合,是官僚文化存在的载体和基本空间。与官僚制度、官僚生存状态相关的惯例习俗、潜在规则,其特有的能量气息、风气的浸染与传播方式,都体现出官场作为“场”的辐射及感应特征。

信息制度的建设,无疑是政治权衡的结果;利害取舍、轻重缓急,取决于判断与抉择。制度注重程序,而许多背离流程的逆向措置,可能被包装在顺势的外表中。即便被认为成功的制度,其路径中亦可能有诸多变形,可能看上去端点与初衷形似,也可能勉强达致表面目标而伤及深层。有些看似被制度“防范”的做法,事实上可能是体制习用而不可或缺的运行方式。对于某些制度的“空转”,观察者批评其“空”,体制内注重其“转”;今天的研究者批评其渠道不畅,当年的操控者在意这系统格套俱在,可供驱使。

官方“言路”的节点留有层级式的阀门,掌握开关者,既有不肯尽职甚至刻意壅蔽者,也有忠于体制小心行事者。即便是后者,对于节门启闭的方式程度无疑也需要斟酌,除去触逆鳞带来的风险之外,上下之间失察不报是风险,打破安宁平衡同样是风险。其间深层的考虑往往在于预期的“政治秩序”(尽管实际上可能带来民情不安甚至社会动荡);而这些判断与抉择,正与抉择者身处的制度文化环境相关。

进言事,从来被认为是“朝政之大者”。[132]宋廷有关言路建设的意向不乏清晰表述,但作为加强专制皇权的手段,这“建设”的指向性十分明显。言路承载着言论开放与意见进呈的特定方式,是士大夫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但根本上讲,其运行从属于政权的需求。研究者会注意到,宋代官员的进言活动及其效应,有明显的运行曲线,其波峰高下与政治生态环境密切相关。[133]当轴者关切的,主要是控御的维系及朝政的安宁;作为言路及其延展,如给舍台谏之封驳进言,轮对、经筵等君臣对话机会,按察、体量等信息搜讨途径,节门启闭、开放程度,都被制约在这一限度之内。有制有度,这正是“制度”一语的另一方面意义所在。


注释

[99]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60之1,第4665页。

[100] 刘随:《上仁宗缴进天禧诏书乞防泄漏》注文,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51,第556页;又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3之51,第3068页。

[101] 陈次升:《谠论集》卷1《上哲宗乞留正言孙谔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7册,第331页下栏a。

[102] 彭龟年:《止堂集》卷1《论优迁台谏沮抑忠直之弊疏》,《丛书集成》初编排印聚珍版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页。

[103] 田锡:《咸平集》卷1《上太宗论军国要机朝廷大体》,罗国威点校,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12页。

[104]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55之7,至和二年(1055),知谏院范镇言,第4500页。

[105] 龚明之:《中吴纪闻》卷5“陆彦猷”,孙菊园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2页。

[106] 陈均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30“靖康元年春正月朔诏求言”,第771—772页。

[107]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3之19,乾道元年(1165)五月一日条,第3037页。

[108] 袁燮:《絜斋集》卷12《签书枢密院事罗公(点)行状》,第189页。

[109] 卫泾:《后乐集》卷10《辛亥岁春雷雪应诏上封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9册,第603页下栏a。

[110]《宋史》卷407《杜范传》,第12282页。

[111] 刘子健:《南宋君主和言官》,《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11—19页。

[112] 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8《仁宗皇帝》“正纪纲抑内降”,第171页。

[113] 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9《仁宗皇帝》“台谏”,第189页。

[114]《宋史》卷387《杜莘老传》,第11894页。

[115]《宋史》卷318《王拱辰传》,第10360页。

[116]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丙辰条,第2327页;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5“胡忠简上书”,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7页。

[117] 参见周必大:《文忠集》卷165《归庐陵日记》、卷99《同金给事待罪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8册,第778页下栏b、75页上栏a。

[118] 谢采伯:《密斋笔记》卷1“张子韶在经筵”,《丛书集成》初编排印琳琅秘室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页。

[119]《司马光集》卷76《太子太保庞公墓志铭》,李文泽、霞绍晖校点整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42页。

[120]《宋史》卷247《宗室·赵子崧传》,第8744页。

[121]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2《论官》,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33页。

[122] 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卷15《论封桩札子》,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24册,第237页下栏a—b。

[123]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127,乾道四年六月四日条,第8030页。

[124]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2《经筵进讲故事》“七月二十三日进”,第27页。

[125]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8《讲筵进读手记(初八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95页上栏b。

[126] 参见岳珂:《桯史》卷8“袁孚论事”、卷9“黑虎王医师(继先)”,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9、109页;楼钥:《攻媿集》卷88《汪公行状》“玉色不悦”,第1198页。

[127] 孔飞力针对清代“叫魂”事件,对于清政府“内部通讯体系”进行了分析,见《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社会学意义上的相关讨论,可参见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128] 楼钥:《攻媿集》卷27《缴林大中辞免权吏部侍郎除直宝文阁与郡》,第382页。

[129]《宋史》卷311《吕公弼传》,第10213页。

[130]《欧阳修全集》卷111《论史馆日历状》,第1687页。

[131] 柳立言对于“动态的法律文化”的界定与说明,参见《宋代的社会流动与法律文化:中产之家的法律?》,《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本节讨论受其启发。

[132] 楼钥:《攻媿集》卷99《端明殿学士致仕赠资政殿学士黄公墓志铭》,第1390页;《宋史》卷393《黄裳传》作“朝廷之大者”。(第12005页)

[133] 参见虞云国:《宋代政治生态视野下台谏监察信息渠道的通塞》,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菊生学术论坛:7至16世纪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主题报告,北京,2017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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