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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周总理看病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口述 陆琦 整理 林特特  日期:2019-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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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看了1000多例病人,为什么还要做试验呢?因为我毕竟是私人医生,我的方法到底有没有效,是否科学,还需要专业机构来论证

1921年,我出生在温州。父亲是律师,他对中医感兴趣,鼓励我学医。我考进温州的瓯海医专,方向是外科。我的老师,后来成了我的岳父,他留学日本,带回来很多先进药方。

在外科临床实习时,我发现痔病带给病人的痛苦非常大。民间有句话,“十男九痔,十女十痔”,大部分人都有“痔疾”这个难言之隐。因为肛门的神经分布很密,痛觉格外敏感,所以治疗痔疾,往往伴随很大的肉体痛苦,手术完还能痛上半个月。

所以我就往这个方面研究,想减少病人的痛楚。在父亲和岳父研究的成果上,我研究了一套用中医治疗痔疮的方法,并和妻子在温州开了一家痔疾专科诊所,每天病人络绎不绝,有达官贵人,也有贫苦穷人。对经济困难的病人,我们就不收诊费。

慢慢我积累了点小名气,外地病人也慕名前来。1946年,我给杭州来的一个病人治好了,对方送了一张头等舱的船票给我,邀请我去杭州看看。那时温州到杭州,要先坐轮船去上海,再转火车。这样,我到了杭州,看西湖的同时,还在板桥路(今延安路一带)找好房子,准备移师省城开诊所了。

1949年5月,杭州解放。我听说人民政府唯才是举,十分鼓励民间有本事的人把技术拿出来服务民众。和妻子商量后,我给华东卫生部的崔义田部长打报告,表明愿意公开内痔插药的家传秘方。卫生部立即要求省卫生厅办理,厅长李兰炎安排我去广济医院(浙医二院)临床试验。我已经看了1000多例病人,为什么还要做试验呢?因为我毕竟是私人医生,我的方法到底有没有效,是否科学,还需要专业机构来论证。

1960年秋天,省卫生厅派人到家里找我,同来的还有省公安厅三处的同志,说有重要任务请我去会诊

医院给了我十来张床位,病人每天的用药、身体指标,我都记录下来。最终,我总结了110例病例,形成一份翔实的报告提交上去。卫生部不仅给我颁发了奖状,还奖给我3000元,那是一笔巨款呐!

1955年,省卫生厅在太平洋电影院举行“学习祖国医学表彰大会”,全省来了500多人。卫生厅代表卫生部对我表彰,鼓励大家学习祖国医学,造福百姓。拿着3000元奖金,我向余文光院长表示,捐给医院作医学发展用。余院长说不行。我又说,那就捐给医院图书馆买医学书籍。没想到医院开会讨论后,还是把奖金退给我,说这是国家对我个人的奖励,不能挪用。

1956年,省里又发了一个委任状,让我牵头在浙医二院建立肛门外科。这个科刚成立时,只有我一个“光杆司令”。医院给我派了一名医生和一个护士,又安排其他外科医生轮流实习。当时全国还没有肛门外科,我这里是第一家。

1957年政府决定建立综合性医院,打破原来浙一管内科、浙二管外科的格局。我和肛门外科随普外科搬迁到浙一,设床位12张,改名为痔科,也就是现在肛肠外科的前身。

1960年秋天,省卫生厅派人到家里找我,同来的还有省公安厅三处的同志,说有重要任务请我去会诊。具体什么事,他们不肯说。家里人有点担心,我内心也很紧张,但只能硬着头皮跟他们走了。

卫生厅、公安厅的同志陪着我,坐车到了一个地方,我下车一看,是飞机场。机场里停了一架飞机,上了飞机,整个机舱里只有我们三人。飞机落地后,我才知道到了北京,卫生部保健局黄树则局长来接我。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但我不是第一次来北京。1950年,我曾有幸坐火车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整个浙江代表团除了我,还有美院院长潘天寿、浙一胸外科主任石华玉等人。我们在国礼台上观看游行,还参观了故宫。

那次北京之行,我见到了毛主席。在怀仁堂的宴会中,毛主席向全国各地的代表一一敬酒。我们这桌的陪同人员是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就是文学家茅盾。吃饭时,我跟茅盾说,这桌上的橘子水味道真好啊。茅盾笑着回答:“这个橘子水是鲜榨的,不是假的。”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吃橘子不用咬,而是喝。

还有一个月,总理就要去东欧国事访问了。要尽快把炎症消除,同时治病的过程不能影响他的日常工作

安排我住下后,黄局长才同我讲,是周总理请我来。原来是给总理看病啊,我一路提着的心稍微落下,一想到总理是国家领导,我忍不住又紧张。

第二天,黄局长带我去总理办公室,我第一次见到总理。总理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陆大夫,这次辛苦您了!”我给总理做了检查,痔疾有点严重。还有一个月,总理就要去东欧国事访问了。要尽快把炎症消除,同时治病的过程不能影响他的日常工作。

怎么办?我把看家本领都使出来。我开的方子,保健局的人都要检查过,再由他们去协和医院配药,总理的保健医生卞知强也从旁协助我。治疗痔疾需要坐浴,我设计了一个架子,图纸画好,保健局的人拿去做。架子是便携式的,可以折叠,总理去东欧出访也能带着走。

理每天处理公务要忙到晚上一两点钟,所以起床也相对较晚。上午10点左右,我被带到总理起居处——中南海西花厅,等总理洗澡完,开始治疗。治疗得差不多了,总理和邓大姐留我吃午饭。晚上,总理喜欢看戏,也带我一起去,他叫自己的秘书兼卫队长成元功送我俩去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能在这里演的剧都是经过层层挑选的,有梅葆玖的京剧。

我看的第一出戏是朝鲜的话剧《卖花姑娘》。第二天总理问我,看了《卖花姑娘》什么感想?我说,话剧很好看,我受到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总理国事如此繁忙,还关心我这个小医生的想法,我挺感动的。

十来天后,总理身上的炎症基本消除。我临走前,总理送了一张签名照作留念,邓大姐送了我一个哈密瓜,说是新疆运来的。我一个南方人,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哈密瓜。

跟总理接触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总理的日常生活。他穿在里面的衬衣,都是补了又补,这些也只有我们医生能看到,别人谁看得见呀。平时接见外宾,总理会戴一块金表,毕竟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形象。而在家里,他只戴一块普通的上海牌手表。这些小细节我都看在眼里。

回北京前,总理和邓大姐在楼外楼宴请所有参与服务的医护和保卫人员。总理说,这么多人为我服务,我要敬一敬,先敬陆大夫!

第二次给总理看病,是次年临近春节,周总理来杭州了,住在杭州饭店。卫生厅就叫我做好准备,要住到饭店里去给总理治病。

上次回来后,我一边琢磨一边试验,把药方又做了改进。我想试试新方法,于是写了一篇临床总结报告交给总理,他很认可。总理让我多培养一些年轻医生,还说,这次毛主席给了他一个月的假,总算空下来了,所以来杭州休养加治病,他想把痔疾彻底医好。

在杭州,名义上总理是来休假的,但我看他空都没空过,要么是看文件,要么接见外宾。我的治疗原则依旧是不能影响他工作。一次宴请非洲来的外宾时,总理邀请我一起去,还把我安排在第二桌的主座,向大家介绍我是他的大夫。

大半个月的治疗下来,总理的病基本好了。回北京前,总理和邓大姐在楼外楼宴请所有参与服务的医护和保卫人员。总理说,这么多人为我服务,我要敬一敬,先敬陆大夫!

邓大姐拦住总理的酒杯:“陆大夫,你看总理能不能喝酒啊,白酒很厉害的。”我笑着说,总理的病基本好了,适当喝点白酒,能活血健体。总理一听,高兴地站起来,喝了小半杯,敬了大家。

吃饭的时候,邓大姐讲了一段话。她说,我和总理有四种关系:第一种是同学关系;第二种是战友关系;第三种是同事关系;第四种才是夫妻关系。从这四种关系,不难看出总理和邓大姐之间感情深厚。

考虑到我们随身只带了粮票,邓大姐把自己的工分券给我妻子,说你要回杭州了,买点礼物带回去给家里人

临走前,邓大姐来我们家,她说受总理之托,来看望我的老母亲和妻子儿女。我这个小医生怎么担当得起?邓大姐还提出邀请,希望陆大夫去北京和总理一起过年,并征询我母亲的意见。这个邀请真是出人意料!全家又激动,又高兴。

于是,我跟总理一起坐专列回京。单独为我安排了一个单人软席包间。一路北上,在上海、苏州、无锡各停留一天。到北京后,我住在中南海招待所,每天上午依旧为总理检查创面愈合程度、换药。

就要到春节了,总理交代秘书打电话去杭州,把我妻子也接到北京来一起过年。妻子来了后,总理热情招待我们,亲自点菜,他点了个黑米粥。我从来不晓得还有黑色的米,而且还能烧成粥。北京的冬天屋外非常寒冷,我们在屋里喝着热热的粥,格外暖心。

考虑到白天没事,总理和邓大姐安排我们去参观十三陵水库。水库离市区很远,邓大姐说,我的车子送陆大夫夫妇,我和总理上班拼拼好了。还专门交代司机,到了水库多给我们拍照留念。等我们夫妇离开北京时,总理请他的专用摄影师为我们合影拍照,全身照、半身照,拍了很多。

建国初期物资紧张,每人买多少日用品都是定量的。考虑到我们随身只带了粮票,邓大姐把自己的工分券给我妻子,说你要回杭州了,买点礼物带回去给家里人。邓大姐还把她参加国际妇女节大会发的围巾,作为礼物送给我妻子,总理则把东欧访问带回来的一个工艺品送我留念。

只可惜,这么多珍贵的字画,都没有了。“文革”期间,造反派来我家抄了九回

在北京,总理专门给我发了聘书,任命我为“总理的医生”,还把我介绍给其他领导人,说“看痔疾,找陆琦”。所以,我还给董必武、杨尚昆、陈毅、郭沫若看过病。陈毅是我的老朋友,他在上海担任市长时,就让我去给他看病,在北京碰上,分外亲切。

郭沫若是大文豪,我给他看病,他把自己写的游西湖诗送给我,还送了我一本自传。后来,郭老晓得我要回杭州了,让我带两个石头章,给在杭州休养的南京美院院长傅抱石,让傅院长帮忙刻章。傅抱石是有名的大画家,他知道我是郭老的朋友后,也很客气,画了一幅《庐山瀑布》送给我。

我买到一些上好的宣纸,寄去北京给郭老,他写了一幅字送还我,写的是毛主席的诗句: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还有陈叔通,他是杭州籍的爱国民主人士,老底子的秀才,很有文才。我把他的病看好了,他把自己做的诗句写成条幅送给我。

只可惜,这么多珍贵的字画,都没有了。“文革”期间,造反派来我家抄了九回。当时我受医院指派,去富阳培养赤脚医生了,所以不在。我个人没受到冲击,但妻子儿女替我受罪了。

幸运的是,我和总理的合影,还有总理的签名照逃过了一劫。我事先交给医院保存了。2017年,我把这些珍贵的历史物件捐给了浙医一院院史陈列馆。

我这一生有机会为中国的医学事业作出贡献,能造福百姓、为国家领导人看病,人生已经没有遗憾了

没有国家的培养,就没有今天的我。1981年,我创建了《中国肛肠病杂志》,并担任第一任主编。我还担任过中华中医学会肛肠学分会副会长。2013年,浙江医学会给我颁发了终身成就奖。

1984年我退休后,去美国洛杉矶参加学术交流。我有几个学生在美国开诊所,他们挽留我,希望我留下来坐诊。第二次,我去了旧金山,当地华人很多,我一边参加学术交流,一边在学生的诊所帮忙看病,很多华人慕名而来,还把我登上了当地的报纸。

最后一次我去了纽约,这次我住了好些年,在那边看病、交流。美国行医有个特点,公立医院的全职医生,个人时间可以从事其他医疗行为并获得报酬。

不过美国再好,也比不过自己的祖国。最终,我还是回到杭州,安享晚年。我的四个子女,也有两个做了医生。

我今年99岁。我的妻子,几个月前刚去世,她是95岁走的。我把她的彩色照片放在客厅的牡丹花画作中。因为我觉得,她就像牡丹花一样,永远盛开在我心里。别人问我们两口子都这么长寿,是不是有什么秘诀?秘诀谈不上,做医生的,对身体总会注意点。我每天作息很规律,6点半起床,晚上9点半上床睡觉。

一般起床后,我先空腹喝两大杯温水。每周煮一些绿豆、黄豆之类,煮好后放冰箱,每天早上加一勺黑芝麻粉,热一下,吃一勺。我的早饭种类比较丰富,吃得比较饱,中饭和晚饭就相对少点。我年纪大了,耳朵有点背,但眼睛还不错,白天有空,我会写字、读报。

睡觉前,我也跟年轻人一样,刷一会手机。我看到新闻上说,现在医患关系紧张,跟老底子的确不一样,以前医生很为病人着想,病人也都百分百信任医生。有些知识分子虽然清高,但我帮他治好了,他也懂得感恩,会写诗写感谢信给我,这些我都保存着。

我这一生有机会可以为中国的医学事业作出贡献,能造福百姓、为国家领导人看病,人生已经没有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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