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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 | 书画材料与宋代政治史研究(二)
来源: 在土星的标志下微信公众号  作者: 邓小南  日期:2019-03-21

(三)


南宋初期,先后出现了许多历史故实画(故事画),作为聚拢人心的政治宣传。其中,李唐所作《采薇图》,画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避于首阳山采薇的故事,藉以颂扬其气节;卷末元代宋杞题跋,点明其“意在箴规,表夷、齐不臣于周者,为南渡降臣发也”。《晋文公复国图卷》、《光武渡河图》等,呼应了元佑皇后孟氏《告天下手书》中“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的说法【43】。


此外,还有关系弭乱复国题材者,如《望贤迎驾图》;有渲染中兴祥瑞征兆者,如《瑞应图》(又称《中兴瑞应图》、《高宗瑞应图》、《中兴祯应图》)【44】;有表现家国之思者,如《昭君出塞图》、《文姬归汉图》。此后还陆续出现了宣扬君主纳谏的规鉴画如《折槛图》、《却坐图》等。颂扬中兴人物的肖像画《中兴四将图》,也寓有宣传之意。


《(中兴)瑞应图》是记载宋高宗赵构“受天命”之瑞应的专题连环图画,其画法风格使之被称为“典型南宋院画”【45】。该图卷文字为曹勋所撰,作画者不详,目前所见,至少有李嵩、萧照、苏汉臣等几种说法【46】。图中分十二段落,描写宋高宗赵构“爰自诞圣以及缵承”的种种“祥应”,以证明他是得到上天眷顾的真命天子。


历史上早有瑞应图之类作品,通常“载天地瑞应诸物,以类分门”【47】,亦有记载一时之瑞应者。北宋徽宗政和(1111–1117)年间,东京的地方官僚即曾汇聚本府与畿县“甘露芝草珍木瑞麦之祥,舆夫囹圄空虚之日,路不拾遗之人”,作《政和畿内瑞应图》,并配以画图【48】。而该类作品,当时也会存于史馆。


南宋高宗朝,曹勋由于其特殊身份,对于高宗继统、迎请韦后都曾有所贡献,也与高宗母子保持着不同一般的关系。他家中收藏有《迎请太后回銮图》(《迎銮图》)【49】;他去世后,作为太上皇的赵构曾经亲书宸翰,称赞他:


历事四朝,尽瘁国事,从徽考北狩至燕,被密旨昼伏夜行,持御札御衣,俾予继统。金人败盟犯江,奋身请行,见敌帅力陈祸福;敌退渡淮,继令请太后天眷,至金主前宣予孝思,使彼感动,俾予母子如初。【50】


曹勋本人,自南归后,即追随当时的上层人物,尽心竭力维护高宗“正统”,也时时披露一二“内情”,以表明自己的特殊地位。绍兴初年,他即在〈上皇帝书十四事〉中,陈述高宗即位的“灵瑞符应”,说:


臣闻有大德者必灵瑞以符应,抚大宝者必济世而安民。鲜有端居,必先穷阨。⋯⋯洪惟陛下以德承天,为天所子,甚矣,上帝之覆护,于再于三,昭陛下精意之虔,扶陛下神明之祚,验于天人之际,焕若日月。并将这些“灵瑞”梳理为“亟临敌寨而还辕”等七项【51】。当时虽未成图,但这些符应在高宗默认之下,与靖康析字、泥马渡江等其他祥瑞传闻一起,播布颇广。


《中兴瑞应图》成于孝宗年间,应是高宗退位后,曹勋纂辑出十二瑞应,由画院成图。在楼钥所作<曹忠靖公松隐集序>中,说曹勋“绍兴乾道间出入两宫,奉清燕之闲,最承宠眷”【52】。《圣瑞图赞并序》虽无具体系年,但其中称高宗为“光尧寿圣宪天体道太上皇帝”;序文自署衔为“太尉、昭信军节度使、提举皇城司”【53】,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七之八二,乾道七年十月六日,“诏太尉曹勋落致仕,提举皇城司”,正与该系衔吻合。可知该图序文及赞语的正式文本,应完稿于乾道七年(1171)末至淳熙元年(1174)初之间【54】。尽管图画的完成,可能更在其后,但当初应是文图一并构思的。


高宗“倦勤”之后,仍然在幕后组织着不少宣示“圣明”的文化工程,他所居处的德寿宫,其实是临安城内的又一政治文化中心。


曹勋自称,根据“显仁皇后洎陛下闲燕宣谕,并华夏所传”,“略辑瑞应凡十有二”,也就是说,促成“日靖四方,再造王室”的“圣瑞”,依据主要是韦太后、宋高宗的个人回忆,以及四方传闻。此时的汇聚纂辑,显然是根据君主“睿旨”,意在以“骇心动目”的事件来打动观瞻、感化人心,并进而向居于“余分闰位”者宣示正统【55】。


清代阮元《石渠随笔》卷三《宋(二)》有专条谈“萧照瑞应图卷”,称“曹勋序赞楷书,书画相间十二段”,而自图卷所录曹勋序言,却与《松隐集》卷二九<圣瑞图赞并序>文字不同。成亲王永瑆《诒晋斋集》卷八《附录》,录“内府所藏萧照瑞应图一卷凡十二段曹勋赞序”,与阮元本大致相同。


其中如“上天照鉴,应运而兴,非群策群力之所能争矣。比仰蒙圣旨询问,特命宣谕四方臣民,所以见天命有德”,“虽当强敌之鸱张,一闻神异皆代为骇服”云云,均不见于《松隐集》。而《松隐集》中“臣仰蒙显仁皇后洎陛下闲燕宣谕,并华夏所传”以及“彼余分闰位,乃欲震耀一时,争衡百代,为可骇笑”则不见于清大内收藏本。


两相比较,画图上的序文语气显得更为强硬。据楼钥在〈曹忠靖公松隐集序〉中所说,《松隐集》是曹勋子曹耜在父亲去世十七年之后据旧稿编辑而成的。


瑞应图序文的变动出自何时,目前尚不得而知。该图卷十二段本之第六幅,赵构拜谒磁州崔府君庙,即是流传甚广的“泥马渡康王”故事之由来【56】。


传世的《瑞应图》尽管被归为“故实画”一类,却远非写实作品【57】,而是主题先行的典型建构,直接服务于“兹为天意,夫岂人谋”的立意。堪称“穷工极妍”的图像,构图古雅从容,看得出画师的细致用心;其笔下自承平之际到戎马倥偬,人物仪态平静淡定,服饰背景亮洁光鲜,全无落魄尘埃之感。其提纲挈领之意义,聚焦于高层认定的“圣瑞”,这面向士庶的符瑞宣传,正体现出制造并重申特定政治话语的努力。


三、书法作品与宋代政治史研究


尽管说“书画同源”,宋代的文学家、艺术家亦常使不同的艺术形式融会无间;但就其功能而言,二者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与绘画相类,书法有着审美、娱情甚至游戏的一面,通常被认为以“尚意”为趋向的宋代书风,蕴涵着当时文化菁英的学养与情操。


与绘画相较,书法在现实生活中承载着更直接的社会功能,是人们用以沟通信息的中介;无论在察举科举中,无论是为官任吏者,都须臾无法离开书写技能。作为自古以来的实用技艺,书法体现着士人的基本能力素质,也是谋生的手段之一,在中国古代的官场和民间长期受到重视。


目前传世的宋代书法作品,多是士人手迹。就其书法风格而言,有“院体书法”,常用于官方文书的撰写抄录;也有“文人书法”,文人墨迹与其诗文作品,往往构成为“一体两面”的欣赏对象。就其内容而言,属于原创者,往往为公私文书、诗文、题跋之类材料,大多可直接作为原始史料利用,其中有一些本身即是政治史资料。


下面即以若干书法篇章为例,围绕两宋时期的官员告身、诏敕批答,在张祎、方诚峰、久保田和男等三位博士相关研究【59】的基础上,择要介绍此类材料在宋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可能的意义。


(一)


唐宋时期的官员告身(官告,委任状),如《朱巨川告身》、《司马光拜左仆射告身》等,早为制度史研究者所注意。


在宋代,官员告身依其级别高低和除授职务轻重,分别由翰林学士知制诰和中书舍人(或他官知制诰者)负责命词,前者称为内制,后者称为外制。日本熊本县立美术馆所藏熙宁二年(1069)司马光充史馆修撰的官告,是北宋元丰改制之前的外制官告【60】。


该官告共59行,录文第1行至27行,是一篇外制诏命。诏命中,司马光的除授职衔,当是宰相机构进拟,并由皇帝认可裁定的;而文词则是外制官(知制诰)根据下达的词头起草而成。据《辞学指南·诰》,外制诏命的一般形式是:“敕:云云,具官某云云,可特授某官”[61],此卷与之完全相同。第28行日期之后,29至48行是按照三省出令程序的官员签署格局。依次为中书省官员对于诏命的“宣”、“奉”、“行”,门下省官员的署衔,以及尚书省承接制敕程序的反映。49至59行,则是官衔备具、经官告院签发的“告”本身之文字【62】。


在北宋前期的两府体制之下,官告中以“三省”为名罗列的签署程序,并非除授官员的实际流程。在宋代的传世文献中,大多对此并不予以记载。存世的官告实物,使我们有机会窥得当时“双轨制”的运行方式。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元佑元年(1086)的司马光拜左仆射告身,则是北宋元丰改制后的内制官告【63】。


这一告身长卷,同样是由制词、签押程式及“告”文构成,成于元佑元年闰二月庚寅(二日)。其中的制词部分与《宋大诏令集·宰相·进拜》中所收录的〈门下侍郎司马光拜左相制〉、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九〈司马光左仆射制〉文字相同。


王竞雄先生在其《〈司马光拜左仆射告身〉研究》【64】一文中指出:“本院所藏《司马光拜左仆射告身》系属制授告身,于元佑元年颁发,正值新官制推行之际,可以略见当时正式文书作业的情形。”并且认为,元丰改制之后,告身文书的运作流程,应由三省连贯操作,依序首先应由中书省签署宣下,而这篇告身与元佑三年范纯仁拜右相告身[65]一样,在制词之后,即接门下省审读签署记录,因而存有疑问。事实上,制授告身在宋代本属“内制”(元丰前后都是如此),并非中书舍人起草进画,而是由供奉内廷的翰林学士知制诰者命词。


元丰改制“循名责实”,告身签署程序原则上应与实际除授程序相符,“内制”命词拟定后既无需中书省“宣奉行”,直接颁降门下省施行,因此中书省官员并不列衔其中。


门下省签押的文书程序,日本学者中村裕一曾经恢复唐代开元(713—741)年间的制书体式:


侍中具官封臣 名

黄门侍郎具官封臣 名

给事中具官封 名 等言

制书如右。请奉

制付外施行。谨言。

年月日

可 御画


根据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所藏范纯仁拜相告身,门下省部分与唐制基本相同:


41·侍 中 阙

42·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臣 大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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