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贵族是集权势、财富和文化于一身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的喜好，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不言而喻。因此，王公贵族对梅花的重视，使得梅花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所谓“官梅”与“野梅”在情味特色上的区别也愈加明显。

官梅的兴盛，是南宋时期梅花的一大特点。所谓“官梅”，并非梅花的一个品种，而是指种在宫廷苑囿或官府衙宅内的官养梅花。

南宋时期的皇家园林一般都有专人维护，以备临幸。据《西湖游览志》卷三记载，在今柳浪闻莺一带，南宋有聚景园，乃孝宗为太上皇高宗所建，曾繁华累朝，尤以梅盛。此处官梅皆种于巨松之下，日久苔生，尤显沧桑。但此园自理宗以后，日渐荒落。园中之梅，也由其自生自灭。故高疏寮有诗：“翠华不向苑中来，可是年年惜露台，水际春风寒漠漠，官梅却作野梅开。”不久，黍离之感作，南宋为蒙元所灭。可见，“官梅”的命运也与国运相连，如无贵族官僚的玩赏，“官梅”也无高贵可言。

南宋时期赏梅之风盛行，很多王公贵族家里都有梅园。如果我们仔细检索史料就会发现，南宋时期皇室及王公大臣苑囿中题为“梅坡”的有很多。比如西马堘韩蕲王（即韩世忠）的园林中便有“梅坡”，杨和王（即杨沂中）曾建“梅坡园”（又名“总秀”、“梅园”），理宗时杨太后在显庆寺西的宅第中亦有“梅坡园”。南宋画家马远之子马麟曾绘《亭台图》，题有杨后的《宫词》，画中水边林际山坡多红梅，梅中一亭，亭后积草如柳。厉鹗认为此图应有所本，不知是否就是杨太后宅中的“梅坡”,但此图至少会让览者对这些贵族梅园有个较为直观的印象。皇宫后苑中的梅园亦有称“梅坡”的。《武林旧事》卷七记载，淳熙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庆圣节（即孝宗生日），孝宗陪同高宗于后苑梅坡赏早梅。

这位宋高宗赵构是南宋的第一位皇帝，也是南宋诸皇帝中第一等爱梅人。他喜欢梅花，但见识也只囿于自己已有的官梅品种，对于野梅，他所知并不多。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一记载，光尧（即宋高宗）尝谒款泰坛，过易安斋，此处有梅岩，他非常喜欢，还作诗夸赞，但这梅却不认得。于是他便问主僧：“此梅唤作甚梅？”主僧答：“青蒂梅”。顾名思义，此梅之花蒂应为绿色，不知是否就是颇为有名的“绿萼”，但无论如何，这种梅花应未见于当时的宫廷苑囿中。其实，更准确的说，这些皇宫深苑中的梅花应称之为“宫梅”。理宗时，庐山清虚观有位丁野堂善画梅，理宗召见他问：“卿所画者，恐非宫梅。”丁野堂回答：“臣所见者，江路野梅耳。”可见宫梅和野梅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高宗虽不识野梅，但他德寿宫里的宫梅却更为稀有难得，非一般人能有机会见识。《西湖游览志余》卷三云：

这两株古苔梅，估计孝宗也没有见过，按赵构的描述，的确是难得之物，给人以遐想。《格致镜原》卷七〇这样描写这种古梅：“其枝樛曲万状，苍藓鳞皴，封满花身，又有苔须垂于枝间，风飏绿丝，飘飘可玩。凡古梅多苔者，封固花叶之眼，唯罅隙间始能发花，花虽稀而气之所钟，丰腴妙绝。”据《宗阳宫志》，这两株古梅中的一株自宋迄明，枝干茂密，花时荫三亩，名“德寿梅”，崇祯初始枯。这梅也算是宫梅中的极品了。

南宋院画以梅为主题的作品越来越多，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公贵族们对梅花的热爱，因为御用画家们的创作就是为他们服务的。南宋院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出现了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四大家。其中画梅最多的当属马远，吴太素《画梅全谱》云：马远善作《三友图》，厉鹗《南宋院画录》中便记载有马远的《观梅图》、《和靖观梅》、《探梅图》、《梅花册》、《雪崖观梅图》等。马远之子马麟也有《层叠冰绡图》，晴、雨、雪、月四梅图等。此外，又有李唐《梅竹幽禽图》、阎次于《梅林归牧图》、刘松年《竹里梅花图》、楼观《映月梅花图》等。    

南宋王公贵族赏梅，在品种方面，他们多喜古梅、异梅，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梅本身独特的审美韵味，另一方面是因为物以稀为贵，惟此稀有难得之物，才能与其贵族身份相符。在梅姿方面，他们与北宋士人是有共识的，即以疏朗、清瘦、斜出为美，高宗《梅花岩》诗“梅梢疏瘦正橫斜”便是例证。在规模方面，他们既有以单株名品为主题的优雅小园，也有动辄成百上千株的巨大梅园。不论园林大小，皆配以亭台楼榭，恢宏精巧，凸显王家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