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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缨晏 ‖ 五百年来西方学术界关于梅毒起源问题的论争(一)
来源:南国学术微信公众号  作者:龚缨晏  日期:2019-04-02

[作者简介] 龚缨晏,1985年、1998年在杭州大学分别获得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9—1990年在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2001—2002年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为宁波大学历史系教授,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制图协会地图遗产数字化委员会(Commissionon Cartographic Heritage into the Digital,InternationalCartographic Association)委员;主要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历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求知集》《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浙江早期基督教史》《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与黄时鉴合作)等

摘  要

在20世纪后期艾滋病出现之前的五百年间,“梅毒”一直是人类最严重、最可怕的性传染病;被誉为“现代医学之父”的奥斯勒甚至断言:“谁通晓了梅毒,谁就通晓了医学。”在过去的五个世纪中,梅毒的起源问题一直是西方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特别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梅毒的起源问题成了全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时至今日,梅毒的起源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概括起来,关于梅毒的起源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美洲起源说”,认为梅毒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早已存在。15世纪末,哥伦布率领船队发现美洲时,一些船员感染上了梅毒,并将其带回欧洲,最终导致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不过,对于梅毒从美洲传入欧洲的具体细节,不同的学者则有不同的说法。第二种是“旧大陆起源说”,认为梅毒在旧大陆(欧洲、亚洲、非洲)自古就有,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并无关系。这两种不同的观点自16世纪初开始一直争论不休,并且吸引了历史学、考古学、古人类学、医学、生物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者。进入21世纪,关于梅毒起源问题的研究发生了两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方法更加多样。第二个变化是,在相关讨论中,古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和医学研究者成了主角,历史学家则退居一旁。目前,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正在更加广阔的学科背景下进行热烈的讨论。梅毒的起源问题虽然至今悬而未决,但五百年来,人们在研究梅毒起源问题的过程中,解决了许多难题,促进了多种学科的发展。同样,在未来的岁月中,通过探究梅毒起源之谜,不仅可以推动相关学科的繁荣进步,而且还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全球化历史过程对人类所产生的负面后果。

关键词

  梅毒  起源  美洲起源说  旧大陆起源说  全球化


梅毒是密螺旋体病的一种。在20世纪后期艾滋病出现之前的五百年间,它一直是人类最严重、最可怕的性传染病,仅欧洲就有上千万人死于此病,其中包括“国王、王后、皇帝、教皇、主教、崇高的艺术家以及邪恶的罪犯”。因此,在过去的五个世纪中,梅毒也就成了西方医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被誉为“现代医学之父”的奥斯勒(W.Osler,1849—1919)甚至断言:“谁通晓了梅毒,谁就通晓了医学。”同时,梅毒的起源问题还是西方历史学的研究重点。特别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梅毒的起源问题成了全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今天,人类虽然已经找到了治疗梅毒的有效方法,但仍然不知道梅毒从何而来。目前,这一问题正吸引着西方众多学科的研究者。在中国,除了张箭等学者外,关注这场讨论的人并不多。因此,有必要对西方学术界关于梅毒起源问题的研究历程进行系统的梳理,以把握其来龙去脉,进而推动相关研究在中国的开展。

 

  梅毒在欧洲的首次暴发

15世纪末,法国和西班牙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并且都想把意大利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意大利则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主要国家有威尼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等。1494年底,法国国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 Affable,1483—1498年在位)率领大军远侵那不勒斯。这支军队中的士兵除了法国人外,还有来自瑞士、英国、德国等地的雇佣兵。那不勒斯方面则有西班牙雇佣兵。当法国军队逼近那不勒斯城时,城里的守军就退到附近的要塞去了。1495年2月22日,查理八世轻松地进入了那不勒斯城。三个星期之后,法国军队彻底打败了周边的那不勒斯守军。为了对抗法国,西班牙、威尼斯等国迅速组成了“神圣同盟”。5月20日,法国国王离开那不勒斯城。7月6日,法国军队在意大利的福尔诺沃(Fornovo)与“神圣同盟”交战,双方互有胜负。10月,查理八世回到了法国。

就在法国军队向那不勒斯进军的1494年冬季,意大利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流行病。虽然每个病人的症状不尽相同,但有几点却是普遍的:手脚等处剧烈疼痛;皮肤溃烂(通常是从生殖器开始溃烂);严重者会烂掉鼻子、嘴唇等。最早记叙这种疾病的是一个名叫库马努(MarcellusCumanus,盛年期在1495年前后)的意大利人,他在“神圣同盟”中担任军医。库马努在笔记中写道,福尔诺沃战役后,为了追击向北撤退的法国军队,库马努随同“神圣同盟”的军队来到了诺瓦拉(Novara),“在诺瓦拉的威尼斯人和米兰人的军营里,我见到许多骑士和士兵的脸上长满了疮痂,甚至遍布全身。这些疮痂看起来就像粟米那样,一般长在皮肤上,也有的长在阴茎上,并且令人发痒。有时候,起初只是长出一个类似于水泡的脓疮,并不疼痛,但奇痒难忍;一旦被搔破了,就会溃疡,并且产生刺痛的感觉,就像受到毒蚁的刺螫一样”。意大利人认为,这种恶性怪病一定是法国侵略军带来的,所以称其为“法国病”(malfrancese,拉丁文为morbus gallicus)。法国人则认为,正是那不勒斯人将这种疾病传染给了远道而来的法国军人,所以称其为“那不勒斯病”(leMal de Naples)。当时的法国学者莫理内(J. Molinet,1435—1507)在记叙查理八世远征那不勒斯时写道:“一些法国士兵在意大利感染了这种疾病,并且带回法国。在这些士兵回国之前,法国人从未听说过此种疾病,所以,人们就将其称为‘那不勒斯病’。”

15世纪末,当查理八世率军入侵意大利时,无论在法国军营外围,还是在那不勒斯守军附近,都有大量的妓女。更加糟糕的是,那不勒斯守军还驱逐了大批女子,以免她们消耗城里的粮食。而法国士兵则占有了其中的一些女子。这样,实际上已经无法确定这种可怕的传染病最初是出现在那不勒斯城里,还是出现在城外的法国军营里。由于法国军队和那不勒斯守军中都有大批的外国雇佣兵,所以,战争结束后,随着各国军人被遣散回国,这种疾病也就迅速蔓延。1495年底,“法国病”在意大利及周边地区暴发,第二年横行西欧大陆;1497年传到英国、巴尔干半岛、东欧洲;1500年前后,传入奥斯曼帝国及波斯等地。当时有人甚至认为,这场流行病比14世纪中期横扫欧洲的“黑死病”还要剧烈。(参见下图)文艺复兴运动的健将伊拉斯谟(D. Erasmus,约1466—1536)在1520年这样写道:“如果有人问我,在所有的疾病中,哪种疾病杀人最多,我会告诉他,就是这种肆虐数年的恶病。……有哪种疾病像它那样如此迅速地传遍欧洲、亚洲和非洲?有哪种疾病像它那样,根本无惧任何药物,快速攻占整个人体,残酷折磨可怜的患者?”从1520年开始,“法国病”在西欧逐渐缓和下来,症状也发生了变化。这场延续二十多年的流行疫病,给西欧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数百万受害者中包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Ⅱ)、枢机主教沃尔西(Wolsey)、亨利八世和伊凡雷帝”。

1498年维也纳出版的书中插图“治疗梅毒”

随着“法国病”的广泛传播,关于这一疾病的名称也不断增多,最后共有四百八十种左右。而且,由于人们认为这种疾病是从邻国(特别是从敌国)传入的,所以往往用邻国的名字来进行命名。例如,土耳其人称之为“基督徒病”,俄国人称其为“波兰病”,波兰人称其为“德国病”,德国人和英国人称其为“法国病”;葡萄牙人和荷兰称其为“西班牙病”,等等。1530年,意大利医生弗拉卡斯托罗(G.Fracastoro,1478—1553)创作了一首题为《西斐利斯,即所谓的“法国病”》(Syphilis sive morbus gallicus)的叙事诗,诗中写道,天神以一种新的病疫来惩罚人类,而第一个患上此病的则是一个名叫西斐利斯(Syphilis)的牧羊人。这样,弗拉卡斯托罗就将该病命名为“Syphilis”。不过,弗拉卡斯托罗并没有告诉人们为什么要选用这一名称。到了19世纪,“Syphilis”在西方成为标准的医学术语。由于西欧医生所说的疾病“Syphilis”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梅毒”(俗称“杨梅疮”等),因此,至少在20世纪初,“Syphilis”在中文里就已经被普遍译写成“梅毒”了。

中世纪的欧洲,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统天下的基督教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当梅毒于15世纪末首次暴发时,人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根据基督教来解释这种陌生的疾病。有人认为,这是上帝对人罪恶的惩罚。也有人认为,梅毒就是《圣经》人物约伯(Job)曾经得过的不治之症。此外,“根据流行的学术观点,由于土星和木星正好同时运行到某个特殊的位置,于是导致了这场可怖的瘟疫。还有谣言说,当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时,那不勒斯人在水井里投毒(也有的说是西班牙人将麻风病人的血液混入到美酒中去),结果导致了这场疫病。根据这样的谣言,人们又编造出了更多的离奇谣言,最终将梅毒的起源归之于某种阴谋。另一些人则声称,梅毒起源于麻风病骑士与妓女之间的滥交,或者是人与猴之间的杂交。尽管摩尔人早在1492年就已被赶出西班牙了,但还是有人将梅毒的起源归之于摩尔人。”意大利人广为流传的另一个说法是,这种席卷欧洲的流行病最初起源于一个被法国侵略军蹂躏过的美貌妓女。

对于包括医生在内的许多学者来说,虽然他们也都认为梅毒出现的“首要原因”只能到上帝那里去寻找,但同时也认为,人类还是可以去探讨那些次要的、具体的、直接的原因。梅毒疫情暴发后,一批学者立即着手研究。从1496年到1502年,研究梅毒的代表性著作就有十多部。1498年,西班牙学者瓦拉罗泊(F. L. d.Villalobos,1473—1549)在一首题为《毒脓脓包》(Tratadosobre las pestiferas Bubas)的长诗中提出,梅毒是欧洲大地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型疾病,而且与性生活有关。但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因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崇尚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医生们自然将古典医学视为金科玉律。在他们看来,像梅毒这样严重的疾病,在古代一定已经出现过。当时的意大利名医利奥尼赛罗(N. Leoniceno,1428—1524)就说过:“既然古往今来的人们本性都是相同的,而且都出生在同一片苍穹下,成长于同一个星空下,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人类总会患上相同的疾病。我绝对不相信,这种疾病只是现在才突然暴发,只感染当今的人们,而在过去却是根本不存在的。”据此,在古代希腊罗马的医学经典中,一定可以找到治疗梅毒的药方。可事实上,在现存的古典医学文献中,并没有关于梅毒的记载。不过,在利奥尼赛罗等人看来,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用希腊文撰写的古典医学文献在西欧就失传了,相反,东方的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却保存了这些古典文献。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医学文献才从东方回传到西欧。因此,在漫长而曲折的流传过程中,古典医学文献不仅发生了讹变,而且还被掺杂进了东方文化的一些元素。这样,对于利奥尼赛罗等医生来说,为了找到治疗梅毒的良方,就必须整理并复原纯正的、原始的古典医学著作。

被尊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Ἱπποκράτης,前460—前370)认为,人体中包含着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这四种体液,它们又分别具有热、冷、湿、干四种性质;人体的疾病,就是由于四种体液的失衡而造成的。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医生盖伦(C.Galen,约130—200)继承并发展了希波克拉底的体液理论,同时也认为疾病“与特定器官的特殊状态有联系”。这样,虽然利奥尼赛罗等人都将希腊罗马的古典医学文献作为基本依据来探讨梅毒,但每个人得出的结论却是不同的。例如,利奥尼赛罗认为,梅毒是一种古老的疾病,希波克拉底就对其进行过研究;1495年前后,由于持续大雨,导致意大利“湿”气过多,而过度的“湿”则是“腐烂之母”,梅毒由此而生。与利奥尼赛罗同时代的另一位意大利医生戴拉奎勒(S.Dall’Aquila,1440—1510)则竭力推崇盖伦,甚至写道:“任何一个心智健康的人”都可以发现,梅毒就是盖伦所描述过的某种疾病。戴拉奎勒提出,根据盖伦的理论,梅毒应当是由于某种人体器官功能受损而造成的。1497年春,在意大利费拉拉(Ferrara)公国的宫廷中,利奥尼赛罗还与戴拉奎勒就梅毒的起源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辩论。对于梅毒的治疗问题,德国医生格林斯贝克(J.Grünpeck,1473—1530)在1496年底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了这样几条建议:勤于祈祷;远离患者;节制饮食;保持乐观;净洁空气;避免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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