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15—16世纪的世界性大航海活动，标志着人类开始由世界各大洲居民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转向彼此交往日密、渐成一体的状态，文明发达程度急剧提高。对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历史活动，仍需继续加强研究。当前最需搞清的问题之一，当是要将近来提出的郑和船队分 确否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实现环球航行的论证，进一步审核，找出真相。这一上百年的伟大历史活动，主要是通过中国人和欧洲人之手完成的，其功不可没，但还应认识到，其成功实乃全世界各国人民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强调这一点，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能启发今人和后人自觉地加强全人类在征服自然中的相互交流和协作，具有实践意义。在这一历史活动中，中国人和欧洲人分别采取了建立朝贡体系和建立殖民地体系两种对外关系模式。两种模式从道德角度讲可分上下，而从实际后果角度讲，皆遭否定。这提示后人，应该探索出新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模式，这种新模式起码是各国，尤其是大国强国，不可忘记实行互利的原则。 关键词：郑和远航/地理大发现/朝贡体系/殖民地体系/对外关系模式比较
影响巨大的郑和下西洋属于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学习明史有年，但对郑和下西洋尚未作过认真研究。今值郑和远航开始60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谨不顾疏陋，就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发表几点浅见，以作纪念。敬请方家指正。 一
15—16世纪，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世界性大航海活动。首先是中国的航海家郑和，奉明成祖、明宣宗之令，自公元1405年（永乐三年）至1433年（宣德八年），先后七次率船队远航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创了经过南海、印度洋由中国直通西亚和非洲的远航纪录。而后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不断派出船只沿非洲西海岸出航，在马德拉、亚速尔、佛得角等群岛建立了深入大西洋探险的前哨阵地，1460年他死去时，葡萄牙人已经到达了塞拉利昂。接着，1487—1488年，葡萄牙王约翰二世派出的葡萄牙水手巴托洛米乌·迪亚士，率队航行发现了好望角；1492—1493年，热那亚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资助下西渡大西洋，到达了当时欧洲人从未到达的美洲华特林岛、古巴和海地；1497—1498年，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船队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直达印度卡利卡特港；1519—1522年，葡萄牙人费迪南·麦哲伦及其同伴，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完成了西班牙—大西洋—麦哲伦海峡—太平洋—印度洋—好望角—大西洋—西班牙这一令人赞叹的环球大航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成绩，激发了英法等国的航海积极性。1497年，英王派出威尼斯人约翰·卡博特为之从布列斯特出发，向西北航行，到达了纽芬兰。1524年，法王派佛罗伦萨人乔瓦尼·维拉查诺西航美洲，考察了从卡罗来纳到新斯科舍一带的北美海岸。以上所述，乃是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内容在学术界已得到公认的部分。另外，近些年有的学者根据1459年（即郑和船队停航26年以后）欧洲威尼斯地图绘制专家弗拉·毛罗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及其上的两段注文，提出郑和第六次出使航海时，其分已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深入西南非洲沿岸。[1]（P225-226）[2]2002年，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潜艇司令加文·孟席斯又出版了《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作者为研究郑和航海，调查足迹遍及120多个国家以及900多个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在此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该书提出郑和及其宝船分在1421—1423年期间曾经进行了绕过好望角、途经美洲的环球航行，认为哥伦布不是美洲的发现者，麦哲伦也不是第一个进行环球航海的人。[3][4][5]这些观点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的内容，就应是比过去学术界公认的更加丰富了（据2004年1期《历史档案》所刊李宏为《沉寂数百年，一鸣传天下——〈大明混一图〉》一文及影印该图，中国绘于洪武二十二年即公元1389年六月的《大明混一图》中，“南部非洲好望角，海陆线条精美，笔法流畅，形制一目了然”。此图绘于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以前33年，由此图看来，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时其分绕过好望角似甚有可能）。不管孟席斯等人的观点能否被证实，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的意义都是堪称巨大的。在这大约一百年略多一点的时间里，中国人与欧洲人先后从欧亚大陆的两端，分别进行了空前的向海洋的大进军，这一场大进军不仅显示了人类征服海洋的勇气、智慧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人类从此进入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历史转折时期：世界各大洲居民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从此渐被彼此密切交往、人类渐成一体的状态所代替，与此相适应，人类的文明发达程度急剧提高，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和中世纪成为过去，高度发展的新时代向人们迎面走来。 对于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世界历史活动，显然应该认真研究，深刻认识，只有如此，才能深刻地理解人类的过去和今天，从而利于人类正确地迎接自己的将来，以增进人类的福祉。国内外史学界，实则早已以极大的热情对15—16世纪的世界性大航海活动，进行了多方位的深入研究。但人类的认识是永远不可能穷尽真理的，不管关于宏观世界的真理，抑或关于某一具体领域的真理，都是如此。因而关于这一世界性大航海活动的研究，眼下和将来仍会有题目可做和应做。就这一航海活动的研究讲，笔者认为当前最为迫切需要搞清的问题之一，当是郑和航海分的活动范围问题，要将近来提出的郑和船队分确否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实现环球航行的论证，进一步审核，找出真相。这个审核的工作，工作量相当繁重，要做广泛的文献、遗物、传说调研，要靠全世界史学界的通力合作。但因属于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的基本事实，事关重大，有多么大的困难，也应克服，力争完成。这是当代学术界义不容辞的一项任务。现在全世界的史学界同仁，相互间已经逐渐形成了交流、协作的机制，只要重视起来，这个任务一定可以完成。 二
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重大成就中的一部分，主要是通过欧洲人之手取得的，其中包括哥伦布之横渡大西洋，使欧亚旧大陆居民从此再也不会忘记美洲这块“新大陆”，迪亚士、达·伽马开辟了自欧洲通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到达印度的航线，以及麦哲伦进行了自出现伊始就不再被人遗忘的环球航行等。就这些成就主要是通过欧洲人之手而取得的这一点说，欧洲人的功劳实不可没。但是，仅仅谈及这一点是不够的。这些成就之所以能取得，实是基于人类航海能力的空前提高，以至达到了具备航行于全球所有海洋的能力，而这一能力水平的达到，乃是全世界各国人民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在欧洲人进行这些航海探险时，还得到过非欧洲人的帮助。所以从这一角度说来，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中通过欧洲人之手而取得的成就，应归功于整个人类。关于此，过去少有人提及，起码少有人加以特别强调。笔者认为对此实应特别提出加以论说。 如所周知，规模较大的航海离不开确定方向的罗盘（即指南针），而15—16世纪欧洲人的出色航海活动，正是有赖于这种利器的帮助。美国人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著《世界文明史》就明确指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能进行这些航海的原因之一，“即地理知识的进步和指南针以及星盘的传入使得航海家们有勇气出海去冒险”[6]（P224）。马汝军、张昭君著《环球航海第一人——改变了地理世界的麦哲伦》更具体地写出，葡萄牙亨利王子在培养航海家队伍时的情形是：“帮助舵手掌舵的有‘星相家’，这是一些精通领航业务的专家，他们会看罗盘，能算出罗盘偏差并在地图上标子午线。理论与实践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经过多次探险，从普通的渔夫和水手中逐渐涌现出一代新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他们后来在事业上都有所建树”[7]（P11）。在麦哲伦作环球航海时所使用的船只上，就备有必不可缺的罗盘：“必需的航海仪器也有大量储备：罗盘、罗盘针、沙漏计时器、星盘、比重秤和星座一览表，还为官员们准备了15本崭新的簿册”[7]（P110）。15—16世纪的欧洲航海家是凭什么而得以获取罗盘的呢？这也是众所周知的：至晚在11世纪，中国人已将罗盘使用于航海，欧洲之获取这一知识和技能，乃是12世纪通过撒拉逊人从中国传入的（注：参见（宋）朱彧《萍洲可谈》卷2。）。[6]（第16章、第20章）如果前文所述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关于郑和船队的分曾经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甚至作过环球航行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迪亚士、哥伦布、麦哲伦的航海活动即很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郑和及其宝船分航海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倘若确实存在，那么中国人对于欧洲人在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中取得那些成就所起的作用，则更不可忽视。 犹太人、阿拉伯人以及东非、西亚的其他居民，在欧洲人取得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中的重要成就时，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亨利王子在培养自己的航海队伍时，据说“聘请了许多犹太学者和阿拉伯学者来为自己服务，主要是来自巴利阿里群岛的天主教的犹太地理绘图家。葡萄牙水手们根本不会使用和绘制海图、制造仪器，于是这些犹太、阿拉伯异教徒就教他们制作使用精确的航海仪器和图表”[8]（P22）。在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船队横渡印度洋时，则得到了东非人的帮助。克里斯托夫·法曼在其所著的《人类文明史图鉴·发现新大陆》中记载：“在今天肯尼亚海岸的马林迪，达·伽马有幸遇见了一位友好的苏丹。苏丹认为可能与达·伽马结盟反对他的对手，因此，派一位经验丰富的航海家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随行，帮助他渡过下一段探险之路——向东穿越印度洋到达印度。有了马吉德的指导和有利的顺风，4000公里的航程只花了一个多月。至此，第一支抵达印度的欧洲船队于5月中旬停泊在无限的沙滩和棕榈婆娑的卡利卡特港。”[9]（P29）这一次开通欧洲人自东非至印度的航线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开始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无不感到相互竞争的激烈，各自加快了航海探险的步伐，促进了其航海成绩的扩大。这次航海的重要价值，尤其凸显了非欧洲人在欧洲人取得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中重要成就时所发挥的作用。 在欧洲人取得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中的重要成就时，作出一定贡献的还有东南亚居民。这以麦哲伦环球航海时表现最为明显。麦哲伦环球航行时，随身带着一个原先从马来亚买来的名叫亨利的奴隶，亨利在航行进入马来语地区后，成了麦哲伦与当地人沟通的翻译。如在到达菲律宾群岛的宿务岛时，为了先给岛民“来个下马威”，使其知道自己的舰队“有雷霆万钧的神力”，“麦哲伦下令鸣枪致意”。“一声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使岛民“惊恐万状”。“他们乱喊乱叫，四散奔逃，躲避这些外国人”。麦哲伦立即派亨利“上岸执行外交使命：告知岛上的土王，这一声响雷决不表示敌意，恰恰相反，这是他们英武的上将（麦哲伦）大显神威，向强大的宿务土王致敬”。至于麦哲伦舰队之来临宿务岛，是从菲律宾群岛中的另一小岛马索华岛出发的，而这段航路，舰队之人全不知晓，其领航者乃为马索华岛的土王卡兰布。本来，麦哲伦只要求卡兰布“给他派一名可靠的领航员领路”，但卡兰布热情地请求亲自出马，经过三天航行，这位土王便使舰队驶近宿务岛，并“信心十足地把手一挥，将舰队径直引向坐落在岸边的都城”。[7]（P205-217） 不管前文所述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关于郑和船队的分曾经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甚至作过环球航行的观点能否被证实，郑和及其分的航海活动，都丝毫无愧地作为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的伟大成就之一部分而载入史册。这一成就的取得，无疑主要是通过中国人之手而具体实现的，这是中国人的光荣和骄傲。但是，就如同通过欧洲人具体取得的那部分成就之中有非欧洲人的功劳一样，通过中国人之手而具体实现的这部分成就中，也包含有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民族之成员的心血和汗水。郑和下西洋时所应用的航海技术和知识，无疑承自元代。而如所周知，在中世纪航海史上，尤其是在印度洋海域，波斯人、阿拉伯人担当重要角色，拥有丰富的航海知识。在元代及元朝以前的唐、宋时期，中国与波斯人、阿拉伯人在航海知识与技术方面，肯定相互有所交流。《秘书监志》卷4内记载了一个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秘书监征寻回回文剌那麻的文件，“剌那麻”为波斯文的音译，意为“指路”、“旅行指南”，乃当时波斯人、阿拉伯人的海道图经一类的书籍。由这一征寻事件，可以反映出元代中国对学习波斯人、阿拉伯人航海知识和技术的重视。[10]既然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技术和知识承自元代，元代中国又重视学习波斯人、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和知识，由此推知，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技术和知识，应当有一部分源于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这样看来，郑和下西洋所取得的成就中不能说没有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一份功劳。《瀛涯胜览》“靺鞨国（即天方国也）”条记载，“宣德五年，钦承圣朝差内官太监郑和等往各番国开读赏赐，分到古里国，太监洪见本国差人往彼，就宣差通事人等七人，赍带麝香、磁器等物，趁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珍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其蓦加国王亦差使臣将方物跟同去者七人贡进朝廷”[11]（P2149）。按：古里即印度西海岸卡利卡特；天方即麦加，位于红海东岸，今属沙特阿拉伯。由这段记载看，郑和下西洋时其个别分支出使者，起码是宣德年间第七次出使时分出的在印度洋西北部由卡利卡特到麦加的七人使团，其航海乘坐的竟是麦加的船只。这也为郑和下西洋的成就中有某些部分应属于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功劳，提供了证据。 在这里，笔者强调了不论是欧洲人还是中国人，其在15—16世纪的世界性大航海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皆包含其他国家和民族之成员的辛劳。这一强调，不是为了贬低欧洲人和中国人的贡献，更不是抹杀其功劳，而相反，笔者是十分重视欧洲人和中国人在各自的航海活动中所作出的贡献的。笔者在这里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强调，目的无非是让过去少有人提及、起码少有人特别强调的这些内容，通过这一强调而为人重视起来。这些内容之为人重视起来，是非常应该的，因为这是历史真相的一部分，甚至可说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了解、不重视这些内容就是没有全面、深入地把握住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在学术上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重视这些内容之实践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些内容显示了各国各族人民互相协作的威力，对这些内容的重视无疑会启发今人和后人进一步自觉地加强全人类在征服自然中的交流协作和互相帮助，从而大大提升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笔者对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中体现全人类共创辉煌的具体细节，发掘得尚极肤浅，盼望有更多的同道继续就这一内容进行探讨。 三
15—16世纪的世界性大航海活动，主要是中国人和欧洲人两方面进行的。大航海是征服海洋的过程，也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发生交往关系的过程。这当中，表现出了两种外交模式。一为中国人的外交模式，一为欧洲人的外交模式。前者是一种建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注：《皇明通纪》卷2。）的朝贡体系的对外关系模式。这种模式从实现“际天极地皆王臣”（注：《瀛涯胜览》卷首（《纪录汇编》本）。）之目标出发，以强盛国力（包括武力、经济力）为后盾，采用招来和经济上厚往薄来为主的方式，要求各国臣服，形成各国奉中国为天朝上国而又基本独立行事、彼此和平相处的国家关系。武力备而轻易不用，只在顽固作梗者出现时，偶或一用（如《国朝典故》卷104《星槎胜览》“锡兰山国”条所载锡兰山国国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被擒事）。某结果带来了中国先进文明之向外传播、中外之经济交流和亚非地区的国际和平安定局面。各国皆得受益，中国也能得到好处，除中国天子享受万国来朝的荣誉外，还使中外互通有无，满足了以皇帝为首的上层人物对海外奇珍的需求。但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造成了财政的紧张，物力不继，有碍强盛国力的保持，因而不可能永远实行下去。 欧洲的外交模式是一种建立殖民地体系的对外关系模式。这种模式从掠夺国外巨量财富的目的出发，以船坚炮利为基础，采取武力征服、残酷屠杀为主的手段，霸占外国土地，建立殖民地，形成宗主国对殖民地完全控制、支配的相互关系。其结果是一方面欧洲的文明带到了殖民地，另方面宗主国肆意残害殖民地人民，对之进行血腥的经济控制和剥削，西方宗主国大受其益，而殖民地人民承受的是血与泪、苦不堪言的灾难。据记载，当哥伦布于1492年的航海中登上美洲的第一个海岛圣萨尔瓦多岛时，一上岸“就展开了西班牙的旗子”，“拔出宝剑插在地上，大声宣布以西班牙两位陛下的名义接管此岛，他本人正式就任‘印度’总督，命名此岛为圣萨尔瓦多岛”，当他离开这个小岛继续探险时，又“命令手下去抢（岸上的）人，结果不费吹灰之力抓来7个”，“命令把这7个人带回西班牙作活的观赏物，眼前先用作翻译”。[8]（P193-196）当其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时，“把在圣萨尔瓦多岛上举行过的仪式又重复了一遍，还在西岸的高处树了一个大十字架。海军上将（哥伦布）对大家解释说：‘这既是为了宣扬整个基督世界，也是为了让人看见，这块陆地属于国王和王后陛下，处在我们至高无上的神耶稣基督的保护之下’”[8]（P203）。哥伦布的这些表现，可说是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中欧洲人所奉行的对外关系模式的典型表现。后来继起的英、法等殖民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对外模式虽有变化，但本质精神依旧，西方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发达崛起，正是建立在殖民地人民说不尽的苦难之上的。 以上两种对外关系模式应该如何评价呢？从正义仁爱等道德标准来评说，中国明朝实行的对外关系模式应是略高一筹的，它除去要求他国在政治上对明朝表示臣属的姿态之外，利益的天平几乎完全倾向了小国一边。所谓“其所赍恩颁谕赐之物至，则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12]（P6），就证明了这一点。而欧洲的模式则完全相反。马克思在论述西方原始积累主要的要素时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剿灭、奴役和他们在矿坑中的活埋，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劫掠，把非洲变为一个商业性黑人猎夺场所的转化：这一切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牧歌式的过程，也就是原始积累的主要的要素。”[13]（P828）这正是对这种欧洲模式的非常确切的说明。 若从实际后果来观察，则两种模式均受到了否定。关于中国的模式，事实很快就将正确的结论呈现在世人面前：郑和下西洋进行七次以后，因物力不继而被迫停止。成化年间有人再提此事时，就受到强烈的抵制而未得成行，从此郑和式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在中国封建社会成为绝响。史载：“成化间，有中贵迎和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入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於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无哉！’忠竦然听之，降位曰：‘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14]（P307）郑和式航海之在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前未能再行，就说明了这种虽然闪耀着正义、仁爱等崇高道德光芒，但严重牺牲了大国经济利益的对外关系模式，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 关于欧洲的模式，如果从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之后的西方宗主国在全世界急剧扩张、资本主义文明因而急剧发展来看，似乎其实际后果对之作了肯定。但实质上并非如此。我们不应该只看到这种模式给西方宗主国带来利益的一面，还要看到殖民地人民为之而吃尽苦头的一面。正是由于殖民地人民由此受尽灾难，而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断起而抗争。最初，由于力量弱小，其抗争未能奏效。但天大的不公平使之产生了天大的勇气和韧劲，他们的抗争一直在继续，败而不馁，前仆后继，经过约四百年后，各殖民地人民终于将其小规模的此起彼伏的分散抗争，变成所有殖民地大约同时共同掀起的抗争高潮，这就是20世纪前半叶的所谓民族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兴起，因之殖民体系被基本打碎，各国人民基本实现了民族独立。由此看来，当我们将审视的目光照到殖民地人民的苦难与抗争，并一直照至20世纪上半叶殖民体系的基本被打碎，必然会得出结论：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中欧洲国家所推行的那种对外关系模式，在实际上最终也是被否定了的。 过去的学术研究，对于郑和航海所显示的对外关系模式之不可长久，多有共识，了解较深，但对于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中欧洲人所采用的对外关系模式之实际后果，似乎探讨不够。其给殖民地所造成的灾难和引起的抗争虽有注意，但着眼更多的，是此后几百年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达由之而得到实现的客观后果，对于前者重视不足，对于20世纪前半叶殖民体系的瓦解与15—16世纪欧洲人所采用的外交模式的关系更似乎基本没有注意。这样的眼光显然片面和短视。有的学者在研究15—16世纪世界性航海活动时，将欧洲人与中国人在航海活动中的表现加以对比，以欣赏前者的角度，叙述西方国家的成功，批评明代中国的失策，这当中不能不说有的不无道理，但不可讳言，也不能不说有的犯了上述关于欧洲人对外关系模式评说中的片面和短视的错误。今后各国家各民族的交往将日益密切。历史已经证明了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中，中国与欧洲所采用的两种对外关系模式的严重缺陷。吃一堑，长一智，人类应该由此而探索出更适用的新模式，以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为全人类谋取利益。这种新模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从15—16世纪中国和西方采用的两种外交模式所提供的启示讲，它起码应该是各国，尤其是大国强国，不可忘记实行互利的原则。大国强国一味让利，会导致自己财政窘迫，力不从心，难以为继。反过来，大国强国贪婪残刻，将引起弱小国家的人民丧失生计，被迫造反，搞乱乾坤。只有“互利”通行，方能共同受益，相安相亲，充满后劲。这一点言之容易，付诸实行并非易事。盼望终有一天全世界的政治家都能不忘历史教训，从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理智地把“互利”原则当作处理外交关系的准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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