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教授《学术精品的追求——莱顿的布瑞尔书店和它的出版物》，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3期。微信版有删改，征引时请以原发表版本为准。Brill书店现已译名博睿书店，为保持全文旧貌及行文统一，仍采旧名。】

刚到莱顿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安排好固定的宿舍，我先投宿在一个名叫Nieuw Minerva的小旅馆里。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就从我住的房子前面流过，跨过门前的一座小拱桥，沿着河边小路再走一段“S”型的弯路，就来到了在国际东方学界久负盛名的布瑞尔书店（E. J. Brill）。

布瑞尔书店的logo

然而，起初我并未敢贸然走进它的大门。因为初到莱顿，兜里还没有多少钞票。众所周知，和美国的学术书相比，欧洲的书向来是比较贵的；这其中布瑞尔出版的书就更贵了。听说他们经常是先把书印出来，卖掉一部分，其余的则存放起来，以后再根据市场的需求情况，加价出售。因为欧洲的书和中国以及部分美国书不同，并不在书上明码标价，而是临时贴价签，所以价格的高低往往是随着需求而上下浮动的，这样固然可以用低价买到一些旧书，但大多数情况下，是要花高价来买搁置多年的崭新的旧书。对于当时出国前每月助学金只有51元钱的我而言，一本书一百多元简直不啻于天价。

在荷兰，较少人光顾的书店，常常是店门上安个机关，外面的人一推门，“叮咚”一声，里面的人听到后方出来应客。而友善的荷兰人亦颇精明，在你逛书店时，必先问你喜欢什么书，再拿出你感兴趣的好书向你兜售，不过价格都是高得令人咋舌。而看到好书就一心想买的我，囊中实在羞涩。为避免陷入这种尴尬境地，起初我常常只是在晚饭后到布瑞尔书店的门前逛一下，看看橱窗里展出的书，并不走进那扇我向往已久的大门。

在这座风景宜人的宁静小城里，外来的读书人有时是十分孤寂和苦闷的。在这里，周五就算周末了，周六除了卖食品的店铺之外，全都关门。到了周日，大街上几乎没有人影，整个城市显得空荡荡的，只有过一个时辰传来一次的教堂钟声还能让人感觉到一丝生气。

这对于在国内习惯了星期六为周末的我来说，一时还难以适应；而周日里零零星星的人影，也和北京城里到处熙熙攘攘的人群形成巨大的反差。好在很快我就找到了一个消磨周末的好办法——逛书店。有朋友告诉我，每周六布瑞尔书店都卖旧书。于是，在1984年10月初的某一天，我第一次踏进了布瑞尔的大门——虽然只是一扇不大的门，但对我来讲，这扇门的背后，却是一座和莱顿大学图书馆一样神圣的殿堂。

走进这个不大的店面，左右两面墙是摆满了布瑞尔出版物的高大书架。一个年轻人站在中间一个大木板台面后，台面四周高出的框里杂乱无章地堆放着许多旧书，三三两两的人站在前面翻检。很快，我也加入其中。可要想从这堆没有任何分类，互相叠压的外文书中找到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书，实非易事。

当然，这也可能和自己此前从无这样找外文书的经验有关。在北京时，除了去灯市东口中国书店机关服务部的那间小屋里搜寻一番外，没有其他的找外文书的机会，而中国书店的店员对于书分类很到家，我经过一两次的全面搜索之后，就知道了门道儿。以后每次去时，就不必通检一过，只需在各分类下找相关的书就行了。

但这次不同了，英文、法文、德文、荷兰文、意大利文等各种语言的书放在一起，内容涉及东方学的各个方面，而且埃及学、阿拉伯学、伊朗学、印度学的居多，而我比较容易明白的汉学的书籍则少得可怜，因此有时费了半天力气，却几乎一无所获。好在每周六旧书堆中都有“新书”添入，自此我常在周六前往布瑞尔书店淘书。这既打发了难熬的周末，又过足了淘书瘾。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说实在的，我当时的学术眼界不宽，又不打算作藏书家，所以买书的首要原则是有用。如此一限制，能够找到的书实在太少，好些次都是悻悻而归。即便如此，也有令人激动的时候。有一天，当我看到一本1968年出版的A. L.Basham编《迦腻色伽年代论文集》（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ska）时，异常兴奋，尽管价格不菲，还是咬牙买了下来。

这是1960年4月20-22日伦敦召开的迦腻色伽年代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然而迟至1968年才由布瑞尔书店出版。本书汇集了印度学、中亚学、汉学各个领域的专家的文章，从语言、历史、考古、碑铭、文献、钱币等诸方面探讨了迦王年代这一中亚史上的难题之一。我对其是早闻其名，未见其书，所以一看到就毫不犹豫地拿下。

1968年出版的A. L. Basham编《迦腻色伽年代论文集》（Papers on the Date ofKaniska）

记得最为高兴的是，某次我竟然买到了贝利（H. W. Bailey）教授的三个论文抽印本。我当时正在编“于阗研究论著目录”，对于这位于阗文研究泰斗的每一篇文章，是每见必复印的，而这三篇中就有我尚不知晓的一篇，虽然是论述奥塞梯语（Ossetic，一种伊朗语方言）的文章，但当时觉得只要出自贝利之手，就一定是有用的，而且发表在《英雄史诗的传统》（Traditions of Heroic and Epic Poetry,London: The Modern Humanities Research Association, 1980）论文集里。

这类文章，回国后几乎无处寻觅，自然还是先买下来再说，而且这种抽印本往往是一个荷兰盾（当时合0.73元人民币）一本，也不算贵。以后，我还买到过法国梵文学家菲利奥札（J. Filliozat）的《古代印度科学》（Les sciences dans l’Inde ancienne）抽印本、德国梵文学家瓦尔德施密特（E. Waldschmidt）的《吐鲁番写本中的三件佛经残卷》（Drei Fragmente buddhistischer Sūtras aus den Turfanhandschriften）抽印本。现在想想，那时买到的好抽印本虽说不多，但每一次对我来说，都是很兴奋的。

张广达先生与作者合撰的《于阗史丛考》第一版（左）及增订本（右）

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喜欢上了抽印本这种既便宜、又实用的小册子。因为一本论文集或者杂志里，可能并不全是你需要的文章，往往只要其中某一篇或某几篇，若把全书买下来，不仅经济上无法承受，而且家里有限的空间也让人不得不顾及。所以，在我眼里，抽印本是最节省空间、最实用、最耐久的学术精制品，这也就是我为何一向喜欢收集抽印本的原因。

抽印本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买来作为留念或是当作馈赠圈内朋友的佳礼。1991年、1996年，我又回莱顿，再访布瑞尔书店，看到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放着一个木制方盒子，里面都是抽印本，价钱从一盾到几盾不等，而且多半都有欧洲东方学家的签名，颇具收藏意义。我曾买到过伯希和（P. Pelliot）的一个抽印本：Quelques texts chinois concernant l’Indochine hindouisée，因为书店深知伯希和文的价码，所以标价8个盾，较之那些一盾一本的要高得多，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作为留念。有时候，如果能买到几本朋友感兴趣的权威学者的抽印本送给他们，在我看来，应该会是一份非常别致的礼物，若是上面还带有该学者的签名，定会让朋友兴奋不已的。

      至于布瑞尔本店的书，我自己当时到底买过什么书，已经想不起来了，也没有在书架上找到什么，可能就没有买什么本版的原价书，因为它们实在太贵了。不过，因为当时张广达先生让我帮助北大图书馆联系购买8卷本的德·胡耶（M. J.de Goeje）刊《阿拉伯地理丛刊》（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1879-1939年; 1967年重印），我就建议有些书可以由北大图书馆订购。这个意见得到张先生的认同，于是我陆续把一些重要的书目和订购所需信息抄寄回国，请北大图书馆来购买。当时在北大图书馆的一位副馆长帮助下，图书馆陆续买进了许多包括布瑞尔书店出版物的东方学专业书刊，不仅为博士生的培养，我想对于北大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有推动作用。

布瑞尔书店出版的书确实是贵，但大多数也确实是极富学术价值的精品，这正是布瑞尔书店出版经营的方针。

1683年，鲁希特曼斯（Samuel Luchtmans）在莱顿创办了一家出版社。到1848年，开始使用布瑞尔（Brill）这个被鲁希特曼斯家族接管了的家族名称，这一举动也标志着他们服务于学术界的传统的开始，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数百年里，它出版了许多著名学者的专著、论文集、纪念文集，以及一些丛书、学术期刊和百科全书。布瑞尔以学者的著作作为自己的出版基础，而且在十九世纪末叶，为了编辑出版《伊斯兰百科全书》，他们组织了包括俄国巴托尔德（W. Barthold）在内的一大批优秀学者之间的国际合作。

它出版的学术刊物，如《通报》（T’oung Pao）、《东方经济与社会史学刊》（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都是东方学以及汉学领域的一流刊物，近年创刊的性别学刊物《男女》（Nan Nü）、考古学刊物《东亚考古学刊》（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都是跟进学术新潮流的重要举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还是莱顿大学（1575年创办）学术成果的出版者，比如《莱顿汉学研究丛书》（Sinica Leidensia），就陆续刊布了莱顿大学汉学院教师的著作或编辑的论文集，而且迄今仍在不断刊出有影响的论著。

第一次在莱顿时，作为一个“穷学生”，我把大部分的奖学金都用在了买最直接相关的著作和旅行支出上，未敢放开手脚满足自己对布瑞尔出版物的猎取心理。1991年5月再访莱顿时，因为有一项研究资金的支持，使我能够把自己垂涎多年的布瑞尔图书，几乎一网打尽。现在当我翻出当年布瑞尔寄书的发货单，不仅所购图书皆记录在案，当时及事后的一些想法也很值得说说。

汉学方面的书，首先当然是我在荷兰留学时的老师许理和（E. Zürcher）教授的《佛教征服中国》（The Buddhist Conquest ofChina, 2 vols., 1972）。其次是法国汉学泰斗戴密微（P. Demiéville）的《佛学研究论文选》（Choix d'études bouddhiques (1929-1970), 1973）和《汉学研究论文选》（Choix d'études sinologiques (1921-1970), 1973）。

以后，我在巴黎买到戴老的《吐蕃僧诤记》（Le concile de Lhasa,Paris, rep., 1987）、《王梵志诗与太公家教》（L'oeuvre de Wang leZélateur (Wang Fan-tche) suivie des Instructions Domestiques de l'aieul(T'ai-kong kia-kiao): Poèmes populaires des T'ang (VIIIe-Xe siècles), Paris 1982）等书，还复印了一些《文选》未收或以后发表的文章，算是把他的论著大体收集齐备了。还有J. C. Perry编《唐代社会论集》（Essays on T’ang Society, 1976）这部欧美学术界少有的几本专论唐代的文集。

戴密微（P. Demiéville）、《吐蕃僧诤记》（Le concile de Lhasa）及中译本第一版（右）

与中亚有关的伊朗学方面的书，是我当时最想买的，因为这些书在中国最不易见。从85年到91年，我常常对着我带回来的那堆当年在莱顿做的卡片发愣。那次一口气把《伊朗学丛书》（Acta Iranica）中有关的几本都检了出来：

恒宁（W. B. Henning）《论文选集》（Selected Papers, 1977）。这两卷恒宁的论文选，囊括了恒宁的几乎全部学术成果，主要是他解读、刊布吐鲁番出土中古伊朗语（包括帕提亚语、中古波斯语、粟特语）各类文献的成果，也有研究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信札、丝路北道吐火罗问题的名篇。

麦肯吉（D.N. MacKenzie）《英国图书馆所藏粟特语佛教文献》（The BuddhistSogdian Text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1976<span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