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于宽平六年（894）停止派遣遣唐使后，中日间虽未建立正式的官方关系，僧侣间的往来却未曾中断，特别是南宋、元时期，仅见载于文献的往返中日两国间的僧人就已近五百人[1]，其中，有不少人曾长期在杭州参学求法。对此，虽有不少个案研究，却缺乏系统的梳理与总结，有鉴于此，本文拟综合考察宋元时期日本僧人在杭活动的表现及影响。

一  日僧来杭概况

宋元时期日僧来杭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北宋期。该时期来华日僧大多以巡礼天台山、五台山等佛教圣地为主，他们中有人得以觐见宋帝，享受着近乎国家使者的待遇。对于他们而言，杭州并非他们访问参学的主要目的地。第二，南宋期。随着北方相继被金辽两国统治以及禅宗在江南的兴盛，日僧来华的主要目的由巡礼变为了学禅。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朝廷规定天下寺院寺格等级，最具名望的禅宗五大寺和其次的十座大寺被认定为“五山十刹”。据明代郎瑛撰《七修类稿》，禅院五山中，杭州有三寺位居前三，依次是径山寺、灵隐寺和净慈寺，中天竺寺位列十刹。自此，杭州成为来华日僧参访学习的主要城市。他们以研习禅宗为目的，大多聚集在五山禅寺周围。第三，元代期。这一时期，虽然发生了忽必烈两次征伐日本的事件，两国关系一度颇为紧张，致使元廷对于日僧在元活动颇有警觉，发生了诸如拘捕日僧雪村友梅、不闻契闻等人的事件，但是，元朝皇帝对于僧中优才依然持欢迎态度，日僧来华挂锡之事比比皆是。而且，随着中国的统一，来华日僧的活动范围不再限于江南，不过，杭州依然是他们的主要参学地，特别是隐居杭州天目山的中峰明本，是来华日僧的主要参访对象。综观日僧来华年表，正如夏应元所言,以来华日僧参访人数多少为序的话，南宋时期径山为第一，至元代则为杭州的天目山[2]。

来杭日僧不辞辛苦，遍历诸山，参谒诸老，然而，终得继承法统者却只是凤毛麟角，其中原因，或许如日僧卍元师蛮（1626—1710）所言，“盖师资授受之际，有因缘而存”[3]。据《延宝传灯录》记载，嗣法杭州高僧的日僧凡18人，以径山寺无准师范和天目山中峰明本嗣法弟子最多。

径山寺始建于唐天宝元年（742），南宋年间，大慧宗杲（1089—1163）来此宣讲看话禅，为“道俗钦慕”[4]，径山大盛。宋孝宗曾移驾径山，御书“径山兴圣万寿禅寺”[5]。宋宁宗时确立五山十刹制，径山列居禅院五山之首。宋理宗时，无准师范（1178—1249）迁住径山。师范是临济僧破庵祖先（1136—1211）的法嗣。俗姓雍，四川梓潼（今绵阳市梓潼县）人。九岁出家。自嘉定六年（1213）始，先后住持明州清凉寺（在今浙江宁波）、焦山普济寺（在今江苏镇江）、庆元府雪窦寺（在今浙江奉化）、阿育王寺（在今浙江宁波）、临安府径山寺等。绍定六年（1233），召入对修政殿，赐金襕僧衣，赐号“佛鉴禅师”。淳祐九年（1249）三月示寂，宋理宗赐塔号“圆照”。有《无准师范禅师语录》五卷、《无准和尚奏对录》一卷存世。

无准师范在径山说法二十余年，声名响彻海内外。见载于文献的最早登临径山拜见他的日本僧人是圆尔，此后，至少有七名日僧随其习禅，嗣法者有圆尔、性才法心、妙见道祐等三人。另有弟子兀庵普宁、无学祖元分别于景定元年（1260）、至元十六年（1279）赴日传法。师范弟子们在日本开宗立派，影响很大，因此，无准师范对日本禅宗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天目山位处浙江临安县西北，自古为佛道圣地，历来所置寺观甚多，元代时，中峰明本（1263—1323）曾长住此山师子院。明本是高峰原妙（1238—1296）的法嗣。俗姓孙，自称“幻住道人”。杭州人。他一再拒绝住持禅宗大寺，隐遁于山林江河。延祐五年（1318），住师子院，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天目山幻住庵弘法，以深厚的佛法修证、高洁的道德情操受到帝王士大夫的尊崇，被誉为“江南古佛”，声名远播海内外。至治三年（1323）示寂，谥号“智觉禅师”、“普应国师”。著有《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三十卷、《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一卷、《幻住庵清规》一卷、《梅花百咏》一卷等。据纪华传研究，有史料记载的参禅于中峰明本门下的日僧达二十一人，其中嗣法者有远溪祖雄、复庵宗己、无隐圆晦、业海本净、古先印元、明叟齐哲、义南菩萨等七人[6]。

二  日僧在杭主要活动

吴廷璆先生曾言：“入宋僧和入元僧旅居中国往往一、二十年。研究佛学‘主要是禅学’，兼及儒学汉诗文学、书法、绘画、建筑、印刷等各种学艺。”[7]的确，日僧来华不仅是学习佛法，也想借此学习更多的中国文化。

1.参禅问道

日僧访学于杭州名刹，参谒在高僧大德会下，当以精修禅法为第一要务，而杭州僧伽接引学人，布施教诲，向来不遗余力，不拘一格。时而辛冷泼辣，如无准师范痛施鞭笞，圆尔在奄奄一息时大彻大悟；或示之一字，令其苦心钻研，日僧性才法心虽骨臀肿烂仍坚持坐禅，历经九年终得大悟；或示以禅宗公案促其开悟，石溪心月令日僧无象静照参“放下着”之赵州公案，后者未久便入契悟之境；时而以偈颂、法语的形式和风细雨般地循循善诱，接引学人无数。接下来，我们看几则无准师范和中峰明本接引日僧的例子。

（1）圆尔参扣无准师范

    圆尔（1208—1280），日本镰仓时代临济宗禅僧，别名辩圆，谥号圣一国师，骏河（今静冈县一带）人。日本嘉祯元年（1235）来宋，南宋淳祐元年（1241）归国。回国后，在九州博多（今福冈县福冈市）开设崇福寺和承天寺。后相继开创京都东福寺、住持镰仓（今神川县镰仓市）寿福寺、京都建仁寺。弘安三年（1280）示寂。圆尔开创的禅宗流派称“东福寺派”，又称“圣一派”。

圆尔是见载于文献的第一个参谒并嗣法师范的日僧。师范对他十分欣赏，令其晨昏参请，侍奉左右。一日，师范令圆尔参“首山竹篦”公案。据说，首山省念禅师曾手执竹篦问众僧如何称呼此物，竹篦本是修行时僧人所用器物，若答之竹篦，则受制于竹篦这一固定观念，答之其他，则逃避了眼前之物的存在。面对如此难题，圆尔的回答也难以让师范满意，当下便被师范手执竹篦痛打一通，在气息奄奄之时，圆尔终于摆脱了“有无”两字，大彻大悟。

除了示以公案棒喝，师范也常亲书法语教导圆尔。京都东福寺就保存有嘉熙元年（1237）十月师范写给圆尔的如下法语：

道无南北，弘之在人。果能弘道，则一切处总是受用处。不动本际，而历遍南方；不涉外求，而普参知识。如是，则非特此国彼国，不隔丝毫。至于及尽无边香水海，那边更那边，犹指诸掌耳。此吾心之常分，非假于它术。如是，信得及，见得彻，则逾海越漠，陟岭登山，初不恶矣。圆尔上人效善财，游历百城，参寻知识，决明己躬大事，其志不浅。炷香求法，故书此以示之。丁酉岁十月，住大宋国径山无准老僧。[8]

此处借用六祖慧能“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之典故，告诫圆尔佛性清净永恒，大道无相遍在的道理，期待圆尔能够行道四方，广布禅法。

（2）中峰明本接引日本弟子

远溪祖雄（1286—1344），日本临济宗禅僧，十九岁落发受戒，历涉诸刹。日本德治元年（1306）入元，师事中峰明本凡十年，嗣其法统。元延祐三年（1316）归国，于筑前（现福冈县）隐居岩穴十余载后，回到家乡丹波冰上郡（现兵库县）结茅说法，名瑞岩山高源寺。日本康永三年（1344）示寂，世寿五十九。作为最早参谒并嗣法于中峰明本的日僧，《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中有数则明本开示给他的法语。如在教训祖雄如何做功夫时说道：“做功夫时不要别觅休歇，亦不要配合古人做功夫上是同是别。”至于如何做到“才生此心都落知解”，明本又进一步解释道：

第一须是放得从前知见解会底禅道佛法净尽。第二须把生死大事顿于胸中，念念如救头然。若不顿悟，决定不休。第三须是作得主定。但是久远不悟。都不要起第二念向外别求。任是生与同生，死与同死。有此真实志愿，把得定，管取心空及第有日矣。雄禅人但与么信取好。[9]

叮嘱祖雄要对一话头要产生强烈而持久的疑情，为使人生来秉持的清净佛性显现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专注一心，需要具备将生死大事揉于胸中、不悟不休的探求本心的坚忍品质。受到明本激励的祖雄，更加精进修禅，在明本门下得悟，明本称其“吾宗大雄，曾搭此衣；存丝不挂，一肩横批。优钵昙花绽一枝”[10]。一日，明本梦到祖雄将会在扶桑建造梵刹，便劝祖雄归国弘法，临行之际，明本将依梦中情景所作之画及自赞顶相、法衣1副交与祖雄。

日僧古先印元也曾在明本会下参禅，明本告诫他要保持正念，即：“一个正念靠不稳，其颠倒狂妄千途万辙了无休歇期。子细子细，元禅人勉之。”[11]他还教导日僧可翁宗然“此宗难得其妙，切须子细用心”[12]。并以“赵州狗子无佛性”话头示于日僧复庵宗己，说道：“赵州因甚道个无字，此八个字是八字关，字字要着精彩。”[13]并告诫道：“参禅全是一团精神，你若精神稍缓，便被昏散二魔引入乱想狂妄窟中。”一定要从话头中引出强烈持久的疑情，修禅时决不可精神涣散。在对日僧渊首座的法语中，讲到做功夫与疑情的关系：

工夫上说起疑情，当知疑情初无指授，亦无体段，亦无知觉，亦无把柄，亦无趣向，亦无方便，亦无做作、安排等事，更无别有道理可以排遣。得教你起疑。其所谓疑者，但只是你为自己躬下一段生死大事未曾明了。[14]

指示做功夫首先必须理解疑情为何物，明白了其无知觉、无把柄、无体段、无趣向等无相无为、来去也无的特点后，再究明“生死大事”这一点，“疑之不已”，孜孜往下参去，最终才可以“自然心路绝，情妄消，知解泯，能所忘，不觉忽然相应，便是疑情破底时节也”[15]。

2．诗文创作与交流

禅宗虽提倡“不立文字”，可是，“在禅的‘象征’表现中，诗歌是经常使用、取得成就的体裁。利用诗颂乃是禅宿表达禅解、学人对答勘辩的主要手段。”[16]诗文可助学道的观点在当时的中日禅林颇为盛行，于是，日僧来华后，在学禅修行的同时，也积极从事诗文的学习和创作，并与当地僧俗有颇为频繁的诗文往来。

（1）诗文创作

来杭日僧不闻契闻于日本正中三年（1326）入元，参谒灵隐寺的东玙海、净慈寺的灵石如芝，“请益交多”[17]。一日游览钱塘江时，以异域人之身被官府盘问，捕送武昌。契闻“郁郁若亡”，遂题诗于馆壁云：“孤筇远入异乡云，满耳语音浑不分。唯有檐头深夜雨，萧萧犹似旧时闻。”[18]远在异乡为异客、话语不通独迷茫的孤独游子的形象跃然纸上。此时，恰逢高昌王子谪于此地，读此诗后感同身受，遂召见契闻，一见如故，“乃请有司遂为义子”[19],契闻遂得以赦免。其后，契闻又赴杭再参灵石如芝于净慈寺，服勤三年后回国。

天岸慧广，赴日宋僧无学祖元法嗣，日本元应二年（1320）入元，元天历二年（1329）回国。九年间，参谒中峰明本、古林清茂、灵石如芝、清拙正澄诸高僧。有诗文集《东归集》存世，其中，前43首偈颂创作于他在元期间。这些偈颂有的作于参拜祖师圣迹时，如《鸟窠和尚塔》《拜正续师祖塔》《拜明教祖师塔》《游寰中禅师虎跑泉》《礼石桥》《密庵祖师塔》等；有的作于参访某座寺院时，如《游天童》《国清寺》《游何山道场》等；有的是在某寺挂单时的赠答之诗，如《宿鹤林寺寄呈息休长老》《宿化城接待次清侍者韵》《寄无传受藏主守香火正续院》《寄竺仙藏主在径山》；有的是为友人所作的饯行诗，如《送僧归蜀》《送英千祐藏主归潮阳》《送同友归径山》等，不少与杭州有关，内容极为丰富。

（2）诗文唱酬

诗文唱酬是中日僧俗交流的重要方式。特别在日僧归国之际，中国僧人常常作诗相赠，或言相遇妙缘、或乞来日再聚、或盼回国扬法。兹举数例如下：

咸淳三年（1267）秋，已在华九年，并得到虚堂智愚印可的日僧南浦绍明打算结束在径山的学习，回国弘法，其师智愚赠诗云：“敲磕门庭细揣磨，路头尽处再经过。明明说与虚堂叟，东海儿孙日转多。” [20]鼓励其坚持修行，努力使佛法流布日本。此外，另有43位径山僧人为绍明作诗饯别，后人编为《一帆风》[21]。

在元游历长达二三十年的日僧此山妙在曾拜访杭州永福寺心闻禅师，两人间有诗文唱和。某夜，听说妙在即将赴天台参谒，心闻禅师遂“因依前韵，聊送别云”，为之作诗如下：“人物轩昂足令仪，法门政尔赖城池。相逢湖上持筇竹，送别江头折柳枝。万里一身轻似叶，百年双鬓白逾丝。不知此去逢寒拾，和得台山几首诗。”[22]暮春、月夜、江边、柳枝，简单的意象勾勒出了一副苍茫无垠的送别画卷，心闻禅师以“人物轩昂足令仪”赞赏此山妙在之风采，以“筇竹”“柳枝”为临别入景之物，表达了与此山的依依惜别之情。

当然，诗文唱酬的内容不只是临别赠言，唱酬的对象也非只有僧人。兹举一例如下：

日僧无隐元晦来元后，长期在天目山中峰明本处参禅。明本与名士冯子振交情颇深，往来甚密，元晦亦因此得以结识冯子振。据说后者对元晦颇为赏识，曾赠如下诗作三首：

万丈榑桑旭海东，起来绚枕拂枝红。谁知筏到姑苏岸，依旧禅林识祖风。

晦是韬光不露机，木犀香里衲僧衣。若言此地真无隐，樵径迷踪底处归。

过得东瀛便挂包，如何白日浪滔滔。曹溪一滴无多子，南海烦师转竹篙。

日本晦上人无隐，一见知其为法器，书三解奉赠  海粟

在上述诗作中，子振赞扬了元晦甘冒鲸波之险参禅问道的求学精神，对其回国后弘扬禅法寄予厚望。此诗手稿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23]

3.其他活动

在宋元两代来华的日僧中，有一部分僧人，承担着传送书信、求请序跋、招请高僧等沟通两国禅林的角色。他们的名字大多湮没无闻，其事迹却是我们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所不能忽略的。

（1）传递书信

圆尔回国后，曾多次托人带信函及礼物给师范。例如，淳祐四年（1244），印上人受圆尔之托，携带书函、宝塔赴径山拜见师范，后者回信表示感谢，同时，对圆尔历住四座名刹“安众行道”颇感欣慰，并鼓励后者“但恁么操守，力弘此道，使一枝佛法流布于日本”[24]。

至正六年（1346），复庵宗己命弟子善慧持书币入元，“呈苏州幻住住持玉庭月公、及杭州天目山塔主荣公，以通嗣法之趣”[25]。 向法兄玉庭珂月、善荣报告嗣法中峰明本一事。善荣在回信中写道：“瓣香为先师拈出，乃知临济佛法一枝流播远国。”[26]称颂宗己不忘明本师恩，弘法日本。

这些僧人将日僧归国后的最新情况报告给杭州祖师，并将来自杭州祖师的深切问候带回本国，加深了两地禅林的交流与联系。

（2）征集序跋、塔铭

宋元时期，日僧常常携带师僧道友的墨迹、语录、诗文集来华，请中国高僧为之题写序跋或撰写塔铭。兹举数例如下：

日僧寒岩义尹入宋后，请灵隐寺退耕德宁、径山寺虚堂智愚为其师道元禅师的语录题跋，所谓“灵隐退耕、径山虚堂，俱为题跋”[27]。

景定五年（1264）二月，时为净慈寺住持的智愚应兰溪道隆弟子忍禅之请，为其师《大觉禅师语录》题跋曰：“宋有名衲自号兰溪，一筇高出于岷峨，万里南询于吴越。阳山领旨，到头不识无明；抬脚千钧，肯践松源家法。乘桴于海，大行日本国中；渊默雷声，三董半千雄席。积之岁月，遂成简编。忍禅久侍雪庭，远访四明锓梓，言不及处，务要正脉流通；用无尽时，切忌望林止渴。景定甲子春二月，虚堂智愚书于净慈宗镜堂。”[28]对于道隆传法东瀛，智愚赞许有加。

至治二年（1322），赴日僧一山一宁法嗣无著良缘访问灵隐寺住持独孤淳朋，以一宁所书偈颂轴“见示”，淳朋见此，“恍如对紫芝眉宇”，不禁回忆起两人在育王山共度一夏的情景，遂题跋于其后云：“四十三年远离别，此心存想岂忘之。昔书梵偈卒然见，恰似当初对语时。”[29]表达了对一宁的追忆之情。

日僧元晦在明本会下参禅期间，曾请明本为筑前显孝寺开山正具阐提的语录题写跋语，后者应请作跋曰：“佛法有悟而知者，有解而知者，其知虽一，而惟悟与解实霄壤矣。读阐提语，悟与解二俱不涉，具眼者，当有以辨诸。西天目山幻住道者明本书。”[30]

此外，日僧太虚元寿曾请杭州上天竺寺悟庵讲主为其师约翁德俭作《佛灯国师塔铭》，日僧无我省吾亦请杭州中天竺僧延俊作《圆通大应国师塔铭》。

（3）请僧赴日

宋元时期，有不少中国高僧赴日传法，这其中，来华日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天历二年（1329），径山寺首座明极楚俊率弟子懒牛希融与同门道友竺仙梵仙东渡日本，同行者，还有日僧雪村友梅、物外可什、天岸慧广等。关于楚俊、梵仙东渡的缘由与经过，梵仙在明极和尚七周年忌辰升座普说及佛乘禅师（按：天岸慧广）一十三年忌辰升座说法时皆有比较详细的说明，事见《竺仙和尚语录》，兹录其中一段于下：

一日在径山，忽日本文侍者至，言：“乡船在福州，以明极和尚有宿昔之约，欲取之时。”明极欲挽山僧偕行，不可，乃谓文曰：“若能化仙公共往，行矣，否则不然。”（中略）佛乘禅师曰：“我观此土皆无丛林，看不上眼，今唯我乡间尚有不异百丈在世时也。如若不信，则同往一观而回。”（中略）又曰：“汝若诚能一往，则大化于彼。”余曰：“去则不辞，虑不得返。”曰：“出家儿遇缘即宗，何且虑此。”于是感其先言固戏之耳，而又诚也。但一行之遂至于此，迨今不觉十九年矣。[31]

可见，正是日僧文侍者和天岸慧广的竭力劝说，才促成了楚俊和梵仙的东渡。

（4）旅游见闻

杭州作为“东南佛国”，不仅名剎众多，而且风景秀丽，引得来杭日僧久久驻足。以日僧成寻为例，他于日本延久四年（1072）四月十三日到达杭州港口，五月四日启程去天台，在杭州停留了二十日。从他在日记《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对杭州风景、市井风俗以及饮食文化具体生动的描写中，我们可想见其在杭州街巷参观游览、品味美食的身影。

当然，作为僧侣，成寻此行也不会错过杭州的佛寺。例如，四月二十五日，成寻应龙花宝乘寺之请，赴寺参观：“先拜大佛殿，烧香，中尊丈六金色弥勒佛，左右有丈六释迦、弥陀佛，弥勒胁侍有比丘形二菩萨，无著、世亲欤？堂庄严甚妙也。（中略）次礼五百罗汉院，次礼观音院，次须菩提院。众人烧香为事，佛前敷绢，有一僧执香炉启白，次诸僧并立，打钹十口许。次着食座，诸僧先以坐具敷倚子坐，乍帖置之，先食果子，荔子、梅子、松子，龙眼味如干枣，似荔子，颇少去上皮，吃之。胡桃子实极大，皮薄，易吃破。又作果五六种，不知名。甘蔗、生莲根、紫苔为果子，有樱子。先乳粥，次汁三度，最后饭极少盛之。申时，乘船还宿。” [32]成寻不仅参观了佛殿，礼拜了诸佛，还品尝了丰盛的素斋，所获颇丰。除此之外，杭州府还派人迎接成寻等人参观了兴教寺、净慈寺二刹，一行人在寺中参观了寺院，还品尝了杭州茶：“大教主老僧为点请，行向吃茶。（中略）从兴教寺北隔二里有净慈寺，（中略）教主敕赐达观禅师，年七十四，将入宿处，吃茶，坊内庄严甚妙。”[33]

可见，杭州作为成寻入宋巡礼的重要一站，以其独具一格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给远道而来的成寻留下了印象深刻的异域体验。

[1] 榎本渉：《南宋・元代日中渡航僧伝記集成》，勉誠出版，2013年，第3页。

[2] 夏应元：《古代日本人来华活动路线研究》，《世界历史》1992年第6期，第13、14页。

[3] 卍元师蛮：《本朝高僧传》卷二十一《上州长乐寺沙门院豪传》，《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2册，佛书刊行会，1923年，第305页。

[4] [明]宋奎光：《径山志》卷一《十方住持》之《佛日大慧禅师》，台北明文书局，1980年，第168页。

[5] [明]宋奎光：《径山志》卷十二《殿宇》之《径山兴圣万寿禅寺》，第1005页。

[6] 纪华传：《元代临济宗高僧中峰明本与日本幻住派》，《佛学研究》2013年第1期，第118-128页。

[7] 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0页。

[8] 据《禅林墨迹 乾》15号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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