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荒到燕园——邓小南教授谈成长之路与治史心得（上）

张雪燕　秦军师

2018 年 10 月 13 日，杭州市政协文史委邀请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历史学系邓小南教授主讲杭州文史小讲堂，演讲题目为“‘游于艺’：宋代士人圈与‘雅俗’观”。讲演结束后，邓小南教授接受了《杭州文史》的专访，讲述了自己的求学、治学历程，还就宋代历史地位评价、对宋史再认识的前提、杭州历史遗存保护与历史文化普及等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和看法。以下为访谈实录。

走上历史研究道路是有点偶然的

问：您在以前的一些访谈中曾提到青年时代到北大荒的经历，在北大荒生活了九年后，28岁才又重新走进课堂。您还提到少年时的理想是做一个文学家，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想，后来又为什么转而走上了历史研究的道路？

邓：我上小学不久，开始看一些长篇小说。那时候我母亲在科学院图书馆工作，我有时候会跟着她去上班，就在阅览室里随便翻书。那时候能看得懂的多半是文学方面的书，我记得上二年级的时候看了《林海雪原》，到了十岁以后开始看《三国演义》，可以说接触文学是从那些长篇小说开始的。可能就是从那时候起对文学有了一种憧憬，感觉也想要“创作”。我上初中是在北大附中，那时古典文学大家程千帆先生的妻妹沈礼棻在我们学校当语文教研组的组长，给我们班代过一段时间的课。当时她曾经指导我写了一篇文章《中学生怎样写作文》，准备刊登在一本叫《中学生》的杂志上。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觉得好像写作这条路是能走得通的。在那之后很快就“文化大革命”了，那篇文章并没有刊登。

到北大荒之后，我也写过一些新闻报道类的稿子，但是在那时候就开始感觉有些东西不是我擅长的，比如说景物描写、心理描写，觉得自己缺乏文学作品需要的细腻浪漫的笔触和情调。心里明白自己可能成不了好作家，没有办法像心目中仰慕的大师那样，后来就慢慢放弃了文学这条路。

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是有一点偶然性的。1968 年我上山下乡到北大荒，1977年回到北京。刚回来的时候，没有正式工作，曾经到人大附中（当时叫 172 中）去代课。我教的是初三政治。为了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我会把他们的笔记本收上来看。我看到有些笔记本前面写的是上个学期学的内容，后面写的是这个学期我教的内容，然而两个学期时事政治讲授的内容因为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截然不同。当时我颇感震撼，也由此想到许多：这些学生还只是初中的孩子，课堂上讲什么他都可能以为是真的，自己不容易辨别；如果教师坚持的信念是对的，但与时政宣传不同，在当时那种环境中可能会影响孩子们求学。出于这样的考虑，我觉得自己不能再教这种课，因为它受时局的影响太大，我想找一个离现实远一点的领域。

问：您是 1978 年参加高考的？

邓：高考是 1977 年恢复的，那时我正在人大附中代课。我父亲当时说，初中生要是能考上大学那还叫大学吗？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自己也承认距离大学生的标准太远。77 级录取之后，我发现很多高考成功的人都是初中（甚至“准初中”）毕业，而且我下乡时教过的一些学生也都考上了大学。我就想自己应该也可以试试。于是 1978 年我也参加了高考。因为我只有初中毕业，高中数理化的内容都没学过，而且原来学的那些也都淡忘了，所以只能选文科专业。当时觉得法律好像用不上，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也只是觉得类似于政治课，文学已经放弃了，再加上我想选一个离现实比较远的方向，可选的专业其实非常少。所以我当时报了北大两个志愿，一个是中国历史，一个是语言学。后来被历史系录取，就进入了历史学领域。

问：备考的时候父亲有没有给一些建议？

邓：我父亲曾经说，当年他们上大学时的理想是毕业以后去一个好高中当老师。我当时所在的人大附中是北京很不错的学校，他觉得如果能在人大附中留下来，也不一定要上大学。而且我当时年龄也不小了，应该有个工作了。备考的过程还是不太容易的。我当时教的那个年级一共 14 个班，最多的时候我一个人教 8 个班。为什么会教那么多班？是因为有一位师专毕业的老师也要考大学，请假去复习了。可是当时那些学生已经初三了，要是老师都请假，学生怎么办？

我考不上大学还是一个人的事，孩子们要是考不上好高中影响就大了。所以本来我只教 4 个班，后来一度把别的老师的 4 个班也接过来了。那个时候内心还是有一些挣扎的，白天要上课、备课，只能晚上复习，确实比较辛苦。我记得夏天晚上特别热，家里没有电扇，只能把门和窗户都打开，站在楼道里吹风。好在后来考得还算好吧，上了北大。

问：对您的专业选择，您父亲有没有提出期望？

邓：我下乡的时候曾经两次被推荐上大学，都是连队老职工投票选出来的。想起这些，我至今十分感念。第一次是 1972 年，当时也有考试，事后听说我 4门功课都得了 5 分，录取希望很大。我填的志愿一个是北外的英语专业，一个是南开大学的历史系。我父亲知道后很高兴，很希望我能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而且这两个专业我觉得他也比较满意。但政审时因为父亲的“反动权威”问题被刷下来了。后来又被推荐过一次，还是因为政审不合格，没有上成。

不过在专业方面我父亲始终没有勉强我们。我小时候母亲一直身体不好，印象里父母常说让我去学医，将来当医生可以治病救人，但也只是说说而已。我大姐是学法律的，二姐是学农业机械的，我最终选了历史，父亲还是很高兴的。他心里也希望我学历史，但并没有过多干预。

最怕听到“家学渊源”

问：研究历史，可选择的方向可以说很多，您是什么时候决定将宋史作为您的研究方向的？您也曾提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宋史之路，是从唐史之路开始的”，这中间有什么渊源吗？

邓：我的宋史之路确实是从唐史之路开始的，1978 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父亲已经 72 岁，不再开课了。当时历史系没有其他老师专门做宋史研究，所以我们本科期间基本没有上过宋史课程，没有开过这个方向完整的断代史（后来漆侠先生一度开设了宋代经济史课程）。大二的时候，北大从山西调来了王永兴先生，他和张广达先生联合开了一门“敦煌学研究”，也拓展到吐鲁番研究。这门课本来是面向研究生的，但是也允许我们选课。那个时候真觉得上课时间不够用，同学会组织读书小组晚上讨论，老师也会巡回到宿舍去参加指导。当时每周还是单休，礼拜六下午不排课，老师会带大家一起读两《唐书》的《职官志》《百官志》。跟着老师们受到了严格的基础性学术训练，所以说我学习历史的道路是从唐史之路开始的。到了大三下学期，开始考虑考研的问题。研究生需要选方向，那时之所以选宋史，不是由于自己熟悉宋代的史料，也不仅是看重研究思考的空间，很大程度上有些“实际”的考虑，主要是因为报宋史的考生少。过去大家都觉得汉唐是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期，所以喜欢学；而宋朝，普遍觉得被动窝囊，所以很少人要学宋史，竞争没有那么激烈。当时我们班里不少选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同学，包括卢向前、荣新江等，都是优秀的学生，都会选择隋唐史，但是该方向招生的老师只有两位，名额有限，同学之间要相互竞争。当然我父亲做宋史研究也是我选宋史的理由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那时反而有些顾虑，觉得自己缺少宋史的基本训练，如果我考宋史，有人会觉得受到我父亲特别照顾，将来打分、排序都不方便。有犹豫也有权衡，最后还是觉得同学之间要有合理的路向分配，决定选择宋史。此后的学习中，唐史的训练带给我很多帮助。

问：大家都知道您父亲邓广铭先生在宋史研究方面很有建树，通常都会认为您之所以在史学研究方面取得如今的成绩，跟家学渊源密切相关。但是您曾多次在访谈和文章中说最怕别人说“家学渊源”。在《想念父亲》一文中您也写道：“在提及自己的学史经历时，我最怕听到的是‘家学渊源’。”这其中有什么故事吗？

邓：我小的时候跟着母亲住在王府井附近的东厂胡同，而我父亲 1952 年院系调整后就跟着北大搬到了西郊。当时交通并不是很方便，我们只有周末的时候才到中关园跟我父亲见面。我小时候是在胡同院落里玩着跑着长大的。父亲没有教过我该如何读书如何练字，从来没有过。我小时候的积累可能还不如现在普通人家上各种“兴趣班”的小孩。我去北大时，他偶尔会给我一两毛钱，我就拿着那一两毛钱去中关村的新华书店买书，买的都是那种彩色小画书。记得他曾经说“都六七岁了还看这种书”，但是并没有特意告诉我那个年纪应该看什么书。我后来也想过这个问题，父亲为什么没有刻意引导过我，没有系统地教过我历史知识。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他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多次受批判，在那个环境下，他恐怕心情并不舒畅，并不希望我再走同一条路。虽然他从来没说过，我也没问过，但这么多年以后，我才逐渐理解他的心境。如果说到家学渊源，那种从小培养兴趣，多方引导训练，学术养育，我觉得完全称不上；自己也并非自幼颖悟少年立志。当然这不光跟两辈人的心情想法有关系，也跟大时代有关系。我很怕人家说家学渊源，因为自己学术功底浅薄，不及众人期望，把我和父亲连在一起，会觉得把父亲“牵累”了。

问：您的文章中还写道，父亲对我最深的影响，应该说是熏陶渐染的“平日不言之教”，在您的眼中邓广铭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您觉得他对您的“平日不言之教”体现在哪些方面？

邓：所谓“平日不言之教”，主要是指日常生活中的浸染。我 13 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之后一直跟我父亲生活在一起。“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很快被抓进牛棚，当时我虽然还在北京，但是很少见到他。直到 1977 年我下乡回来，在一起的时间才多了起来。我父亲是一个比较善谈的人，他的朋友、学生经常来找他。当时很多老先生都过世了，像我父亲这样依然健在的已经不多，好多学生都把自己跟北大的那种血脉传承寄托在他这样的老先生身上。后来我父亲还做了系主任，那时历史系百废待兴，所有事情、所有规划都要从头开始。当时他已经 70 多岁，精力不是那么旺盛了，每天接待完来来往往的客人都比较疲惫，他宁可聊聊家常，散散步，轻松一点，而较少再谈学问。

我确实从父亲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不是靠他说了什么，而是从我跟他的朝夕相处中感受到的。比如他只要稍有闲暇，就坐在书桌前阅读他的线装书，晚年视力已经退化，即使戴着眼镜，还要手持放大镜。他躬着腰一边看书一边摩挲着书页的样子，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那种与古人“对话”的专注，那种沉浸其中物我两忘的神态，好像刻在我脑子里一样。

1988 年我从美国回校，系领导安排我做班主任，同时还要教历史系本科高年级的一门专业英语。面对开放形势，需要开设这类课程，但是英语专业的老师不熟悉历史，所以系里就想到了我。这种安排跟我回国前的设想很不一样，当时是想回来专心致志多写文章，一下子派来这两件事，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觉得压力特别大。我父亲知道后，一边说“那怎么行，你怎么能教得了这个”，一边把他从报刊上注意到的相关材料，包括教英语的、当班主任的经验之类找到一起拿给我看。我想，他心里肯定觉得，要是推不掉就好好地做吧。

我父亲对所有的事情都不肯苟且。比如他跟别人讨论问题，总要论战到底。如果发现自己不对，他也会公开承认错误，不会模棱两可。有时候我都为他揪心，觉得他一篇文章、一些观点发表后，有种八面来风的感觉，四面八方好像都不同意，而他会坚持自己心中的想法，始终非常淡定，觉得学术论辩是很正常的。

父亲也曾跟他的朋友或者学生辩论问题，学生会觉得压力很大，我父亲反而觉得奇怪，认为这不过就是正常的讨论。我想可能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他初出茅庐的时候，就敢坦率地和当时的名人商榷，现在他成名了，觉得年轻人也应该这样跟他讨论。他没有把自己的身份地位看得很重。有时候别人批评他，虽然他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会因为对方的机敏、想问题的角度不俗而欣赏对方，会对人家当面鼓励。他们那一代人，至少许多老先生的学术胸襟是很磊落的，不会把学术争端当成个人恩怨。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父亲成了不肯曲学阿世的榜样，师生们对他有不少赞誉，但是他在全系大会上说，他也不是宁折不弯，也有弯的时候，也有做违心事的时候。他的心境是很坦荡的。

我父亲做北大历史系主任未满一届，是提前辞职的。辞职的时候他力主推荐周一良先生，他觉得周先生参加“梁效”走了一段弯路，如果不出来做一届系主任，“梁效”的阴影永远都抹不去；假如能让周先生出来主持工作，意味着对他的肯定，慢慢地就会对过去释怀。父亲还说周一良先生、田余庆先生这样的人，当时都是身不由己；五六十年代周先生听从组织安排，从魏晋史转做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都有成就，是值得敬重的。过去人们说“文人相轻”，但我觉得真正的学者之间还是能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

文章来源《杭州文史》第十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