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3年10月生于福建省龙岩市。1961年龙岩一中毕业，高考前夕，我因患恶性疟疾发高烧不省人事，被送入龙岩专区医院急救。校长兰天闻讯立即赶到医院，再三叮嘱医院，说这个学生是可以考上北大的，一定要用最好的药治疗，确保他能参加高考。也许是天意，往年高考都是七月二十日，这一年却临时通知改为七月三十日，使我出院后刚好赶上高考。1961年全国只招收15万大学生，我不负恩师兰天校长的厚望，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本应1966年毕业，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直至1968年七月毛泽东派軍宣队和工宣队进驻北大阻止武斗之后，毕业分配才得以进行，故本科读了七年。北大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积极进取的学风和心系国家前途的情杯，使我们深受影响。大学五年中，给我们上课的多是学术造诣精深，师德高尚，令我终身敬仰，难以忘怀的恩师。任继愈先生给我们上了一年半的《中国哲学史》，每周四节课。他对中国哲学和佛教的高深造诣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终身受益。汪子嵩先生给我们上《西方哲学史》（古希腊罗马哲学部分），齐良骥先生上《西方哲学史》其他部分；高宝钧先生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谢龙等先生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李世繁先生上《形式逻辑》等等。此外，还常常聆听冯友兰、冯定、宗白华、朱光潜、王力、吕组湘等名家的讲座。北大哲学系最重视的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重视这些学科经典原著的学习。记得著名佛学家楼宇烈教授，当年配合任继愈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给我们同步开设《中国哲学文献选读》，使我们受益很大。可以自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北大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我没有揪斗、揭发和侮辱过任何一位老师。文革之后，有些同学良心发现，回校向老师道歉，我却坦然地面对所有老师。1985年江西大学在任命我为哲学系副主任前，对我进行了政审，特别是审查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江西大学组织部派了两组人员，分别到北京和全国各地，走访了北大哲学系党政领导、教师以及我的同班同学，同一派的和不同派的都调查，挖地三尺，也找不到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任何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是对我们大学生活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后一次考试，在告别未名湖时，我可以骄傲地说，我的考分至少是良好的。
1968年7月底，我被分配到江西南昌县一所初中——三江中学任教。当我带着一条用塑料布包裹着的旧棉被，一个装了几件破旧衣服的破箱子，一个装滿书的纸箱子，肩上背着一个内装铝饭盒，毛巾牙刷茶怀的破旧帆布袋，来到这只有几幢破旧的平房和一座民宅的所谓“中学”时，我的脑海一片茫然，我老家在闽西的一个乡村，这所“中学”比起我读的小学还要差几个档次。一种莫名的惶恐和失落感涌上心头。但我必竟是学哲学的，对社会和人生都有所了悟，我很快进行了心理调适，以一种新的姿态直面新的环境，我的工作得到了公社和镇领导的肯定，不久就被指定为“学校负责人”，借助南昌市下放的一批高素质教师，我把学校搞得风生水起，生机勃勃。不久我就被调到县文教局，先后在县委党校、县委宣传部、县委办公室工作（任秘书）。此间，我写了许多报导，并在《江西日报》理论版上发表了许多正本清源的文章。在南昌日报上发表的两千字左右的小论文、杂文、评论则更多。
从1975年以后，江西省南昌县重要会议的报告几乎都是我起草的，南昌县早已符合《大寨县》和 《消灭血吸虫病县》的条件，但由于上报的材料不合格，这两个光荣称号一直没有拿到。后来县委把写这两个材料的任务交给了我，经我的努力，材料很快就过了关，两个光荣称号也就拿到了。我于是也小有 “名气”了.甚至有人把我说得神乎其神。1979年初，江西日报、江西省委党校、江西省委办公厅都曾想调我去，但我都拒绝了，我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选择了报考研究生之路，也即选择了学术研究之路。
我们这几届研究生大都是老五届大学生，考上研究生时，已经是30多近40岁的人了，多数人结了婚，有了孩子。我当时36岁，有两个孩子，但我还不是年纪最大的。我们离妻别子，承受着情感折磨和经济压力读研，倍感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和责任重大，因此学习都非常刻苦认真。复旦的学习氛围和哲学系开放的教学理念，使我们犹如饥饿的牛群闯进了菜园，在知识的海洋中尽兴地狼吞虎咽。除了几个来自上海的同学外，我们都是寒暑假才回家，没有特殊情况决无人中途回家。没有人会睡懒觉。除了星期六晚上有些同学在文艺活动室看电视外(当年复旦所有男研究生都住10号楼，二楼有一间文艺活动室，有一部电视机) ，其余时间除了上课(主要是外语课)就是在图书馆教师阅览室看书。这个阅览室和校图书馆不在一起，是一座独幢两层楼，它几乎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被研究生占领，甚至周六晚上(当时实行每周六天工作制)也往往座无虚席。阅览室有一个年近花甲的管理员(似乎姓王)，被我们的学习精神感动，周六晚上和星期天坚持上班，为我们服务。他说：“你们这样刻苦学习，我由衷高兴，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丁尊重知识、渴求知识的时代又回来了，我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不管你们什么时候来，只要阅览室有人看书，我就要来为你们服务” 。他黝黑的脸上深深的皱纹告诉我们，他一定有过坎坷的经历，他慈祥的微笑永远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是恢复研究生招生后设立的一个新专业，我们是这个新专业的第一批研究生，1980年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研讨会在浙江省委党校召开，我们成为首批会员。由于是新专业，当时全国还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这虽然给我们的学习造成了一定困难，但更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探索性、原创性、开拓性，从一开始就站在专业研究的前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文本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本科时，北大就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学习，因此，我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主要著作是相当熟悉的，但理解不深，特别是未能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高度加以整体把握。在复旦读研的几年，使在北大本科学习的知识得以升华、深化和扩展。这几年我花了很多时间钻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新版马恩全集第46、47、48卷)，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与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为以后的研究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我在读研期间发表了一些论文(其中有两篇写于读研期间，发表于1983年)，主要有：
1.《早期马克思对封建官僚主义的批判》，《人民日报》1980年10 月28 日。当天同一版刋登的是《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党和国领导体制的一项重要改莗》。
2.《试论马克思科学宗教观的确立》，载中国无神论学会编《无神论论文集》，南京大学学报丛书1882年出版。
3.《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一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学术月刊》1982年第一期。这篇文章颠覆了中国哲学界从苏联哲学教科书搬来的，违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若干似乎己成定论的观点。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得到了哲学界的普遍认可。《新华文摘》1982年第六期全文转载，并以大号黑体字在封面上标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哲学原理”1982年第七期全文转载；1983年《中国哲学年鉴》在《论文选介》专栏中介绍了本文。在《研究进展》栏目中介绍了本文的论点.〔见《中国哲学年鉴》（1983）目录第8页；专文第301页；第59—60页〕。
4.《关于研究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方法论问题》.《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一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马列生平》1982年第6期全文转载；《中国哲学年鉴》（1983）第90—91页详细介绍了本文的观点；北京《文摘报》1982年3月30日摘要介绍。
5.《生产关系概念的—制定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哲学原理”1983年第5期全文转载；《中国哲学年鉴》（1984）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和某些基本范畴的研究”栏目中介绍了本文的观点（见《中国哲学年鉴》）（1984）第71—72）
6.《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意义—兼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争鸣》1983年第一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哲学原理”1983年第3期全文转载。这些论文之所以有较好的社会反响，主要是因为当时既处于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时期，又处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的创立时期，我所写的这些论文兼具两方面的意义，选题和内容都属学科前沿问题，富有启发性。当时的学术风气比现在好，论文的转载还没有沾上铜臭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