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期杭州私家藏书，尽管“丁陆瞿杨已寂寥”（马浮题朱遂翔《抱经堂藏书图》），然清季杭州藏书家余绪尚存，如八千卷楼主人丁申之子立诚（1985—1912）、丁丙之子立中（1866—1920）尚有藏书活动，立诚有小槐移藏书。清末杨文莹（1838—1908）有丰华堂藏书，声名卓于杭城，入民国由其子杨复继承。杨复又大肆收购古籍。杭州书肆竞相兜揽，趋之若鹜，凡遇善本，即送杨宅，故丰华堂藏书名满江南。民国18年（1929）8月丰华堂藏书售于北京清华大学，“使清华的古籍收藏质量陡然上升”。同时，清雍正、乾隆间杭州藏书名楼赵氏小山堂之后裔赵殿扬、孙氏寿松堂后裔孙峻致力收集先代原藏之书，故家乔木，更增杭人藏书之风。值得一提的是杭州玉皇山福星观道主李理山、西湖智果寺知客僧清华法师亦好聚书，声名亦著。民国25年（1936）浙江省教育厅创议在杭州举办浙江文献展览会，由浙江图书馆主其事，所展出之文献实物为乡贤遗书（稿本、抄本、刻本、校本）、郡邑丛书与总集、刻书文献、藏书文献、选举与书院文献、民族革命文献、方志舆图、金石艺文、谱牒档案诸类。此举得到全省有关方面及文化界、藏书界人士之支持，纷纷送呈家藏珍籍珍物参展，一时“米船书画，邺架缥缃，与夫乡哲日用之故物、民族革命之遗踪，剩馥幽光，咸得启匮解幐，公诸众览焉”。此次文献展览会，杭州藏书家送呈展品极富，堪称民国时私家藏书一时检阅，对推动杭州及全省私家藏书起了积极的作用。

民国时期杭州书业流通发达，购书方便，新旧书肆市区随处可见。甚时全国影响最著的商务印书馆于民国2年（1913）在杭州设立分馆，其址初在清河坊，后迁保佑坊，抗战胜利后次年迁迎紫路（今解放路杭州新华书店门市部）。民国3年（1914）中华书局在杭州设立分局，后迁迎紫路（今解放街），不久又有大东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开明书局等几家大型书局落户杭州营业。尽管以上这些书局以经营新版书为主，但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丛书集成》《万有文库》和中华书局的《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等亦受藏书家的欢迎。这两家书局于民国18年（1929）还在举办西湖博览会开设临时销售店扩大了影响。

与此同时民国间还出现了一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店，如生活书店、群众书店、光华书店、民智书店、我等书店等。我等书店是由中共地下党员崔晓立（邵林书）、陈庆亨（陈申清）、江闻道和书法家沙孟海合资开设的，经理为崔晓立，店名由沙孟海书写，址在今解放路丰乐桥边。该书店实际是供中共地下省委接头和开会场所。民国17年（1928）12月中旬，国民党省党部会同警察局检查杭州书店违禁书刊，在光华书店、民智书店搜出违禁图书九十 余种，民智书店经理梁佐厚出走被通缉，光华、民智继生活书店而被查封，我等书店由于所售均为当局禁售的书刊，书店被封，经理崔晓立被捕，投入陆军监狱。

民国时，最受藏书家欢迎的主要是一些专营古籍、书画、碑帖等的旧书店。其中的一些旧书店，犹有明清时期书肆遗风，除了在杭州城区设肆售书以外，对熟稔的藏书家或留好的版本以待藏家选购，或者送书上门。这些书商与藏书家关系甚好，如城站抱经堂主人朱遂翔为九峰旧庐主人王绶珊所信任，王自民国16年（1927）至抗战前夕共耗资50万元购书，为民国间杭州购书花钱最多一人，其中30万元书即购自抱经堂或朱遂翔为之代为介绍或代购的。

杭州的这些旧书店除了设肆售书以外，还收购旧书。此有两种形式，一是坐庄收书，杭州文化底蕴十分丰富，藏于民间的书籍很多，也有些世家子弟，或因家庭变故，需出售旧书，或藏书家为调剂有无，均可售与旧书店。还有种形式是书店主人派出人员赴省内外收书，以供读者需要。民国初年，文元堂、经香楼书店主人派伙计到杭县塘栖（今属杭州余杭区）去收书，以60元共购得旧书两大箱。文元堂主人杨耀松待书运到杭州后，启箱一看，见无棉纸书，惟每册书皆有蝇头小楷批注满幅，初以为都是普通版本，大骂收书伙计没有眼光。殊不知此两箱书皆清末塘栖著名藏书家劳格之丹铅精舍旧藏。两箱书均为劳格手校、手勘本，颇珍贵。后数日，北京书商丁骏臣、解松泉、韩子元来文会堂收书，杨耀松以每本10元索价，被欣然买去十余种。不久，北京书商循踪而至，指名要这批书，杨耀松遂将书价提高到每本20元，其中有阮元一册手抄本以30元成交。书商将书运到北京，以每册50元出售，很快被北京各大图书馆和藏书家抢购一空。后北京书商韩子元第三次到文元堂，把所剩之书全部购去，在京以100元一册出售，傅增湘闻讯亦专程来杭购去数种。杭州文元堂所收劳格丹铅精舍旧藏，两箱善本书在京华面市，此为民国初轰动旧书业的一件大事。

杭州旧书业元老抱经堂主人朱遂翔以经营旧书业而致富，其中重要原因就是眼光好，能识货，且时运亦佳。他在湖州、东阳等地收书，皆有奇遇。有次收购杭州藏书故家陆懋勋家就大有所获。陆懋勋（1868一?），光绪进士，藏书素丰，陆氏故世后，家道中落。一次陆子命仆人唤朱遂翔前来收书，言明七十箱书，每箱售价2元，共140元售与朱氏。条件是不能开箱验书。此等售货，杭人谓之“打闷宝”，即是碰运气之意。朱遂翔凭借他的丰富收书经验，押了一“宝”，结果发现书箱内所藏多为浙江各府、县的地方志及清代杭籍学者的手稿，自然获利甚丰。遂翔还派其弟瑞轩到徽州收书，先后收购到徽州明刻本《樱桃梦》《红拂记》《盛明杂剧二集》、明洪武翻宋版《大藏经》及一部分明版家谱，都是精善之本。此外朱遂翔所收精本尚有宋绍兴刊本《白氏文集》、南宋书棚本《甲乙集》、残蜀本《苏文忠公集》、宋本《宝庆四明志》、宋本《吴郡志》、宋本《李长吉歌诗集》等等罕见珍本，上述这些珍本先后出让于郑振铎、蒋孟 、北京国立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王绶珊、袁克文等公家藏书单位和私人藏书家。近年逝世的旧书业耆宿、耄耋老人王松泉先生，曾是朱遂翔的入室弟子，对朱之贩书藏书活动所知甚详，所言是可信的。

民国时的杭州旧书业店主，为拓展业务，还编印书目，散发各地公私藏书单位和个人，使购书人可按图索骥或函购，或登门选书。抱经堂自民国10年（1921）起开始编印书目，至抗战时歇业共编印书目三十余册。杭州马市街豸华堂书店主人金述璋初时营业不佳，后与城站文艺书局主人屠叙臣合作编成书目寄往外埠以广招徕，营业蒸蒸日上，鲁迅亦就豸华堂函购书籍多次。民国元年（1912)（含清末）至1949年5月期间，据朱友伦、秦坦调查，杭州先后开设的新旧书店共135家，其中专营古籍的旧书店有55家，即是文元堂书庄（除贩卖古籍外，还翻印《红楼梦图咏》 等十余种出售）、文宝斋、慧空经房、玛瑙经房（以上两经房均自刊佛经出售）、古欢堂、汇古斋、经香楼、杨炳生、小琳琅馆、汲古斋、知新书店、文玉堂、务本堂、抱经堂（除售书外，还将收购到的古籍板片印书出售，所印有《榆园丛刊》《唐文粹》《说文韵校补》《西湖雷峰塔藏经》等25种古籍）、述古堂、宜新书店、文宝堂、通志堂、奇晋斋、道古堂、浙江公立图书馆印书所（前身为浙江官书局，以利用旧藏板片和新刻之书出售，影响亦著）、万卷楼、聚元堂、大文堂、问经堂（曾印行《竹简斋二十四史》颇受读者欢迎）、宝晋斋、文艺书局、二酉山房、石渠阁、通学斋、复初斋、道生堂、通艺斋、麟经堂、文奎堂、周氏善本书室、经训堂、佛学书局杭州分局、精古斋、陆氏书店、翰墨林、锦记书社、洪竹荪、拜经楼、豸华堂、撷英书店、武林书店、胡疯子、胡锦奎、天禄阁、文汇堂、陈氏书店、天泰书店、松泉阁、经韵楼。此外，还有7家是新旧图书兼营的，即是茹古斋、六艺书局、维新书店、宋经楼、杭州书店、新中国书店、文华书局。这7家中的六艺书局于民国19年（1930）曾出版《南宋宫闱杂咏》等古籍。

民国时期杭州的旧书店主要分布在清河坊、梅花碑、城站、花市路（今平海路）、保佑坊（今中山中路）、湖滨、新民路（今解放路官巷口以东）、迎紫路、中正街（今解放路官巷口以西一带。 杭州众多的古旧书店，使古籍流通十分方便，其时不仅杭州本地的藏书家如王绶珊、叶景葵、杨复等大藏书家逐日徜徉书肆，还吸引了湖州适园主人张石铭、湖州嘉业堂主人刘承干等专门委托海宁硖石费景韩在杭州采购古籍，每月达数次之多。此外，如著名藏书家傅增湘、郑振铎等亦来杭州收购戏曲及宋元版本图书。文学家鲁迅除在抱经堂购买王希濂刊本《红楼梦》外，还曾向豸华堂邮购图书。这样一个良好的图书市场，自然对杭州的私人藏书业的推动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章来源《近代进程中的杭州》，节取于《杭州藏书史上的浩劫——侵华日军对杭州藏书事业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