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右）

金消灭了北宋，但当时的女真人还没有一统天下的大志。攻克开封后，金太宗就下了一道诏令，说：“吾素居北国，南地非我所便。”催促各路统帅从速北归。粘罕希望部下大将萧庆能留下来镇守汴京，萧庆有他的乡愁，不肯答应；有人又推荐汉军都统制刘彦宗，刘彦宗也推脱不敢当，而且还写了封奏折，建议重立赵氏稳定局面。金军统帅听不进这样的意见，他们不想立一个“赵氏孤儿”，而希望找一个异姓代言人，一刀割断汉人对旧朝的记忆，又能够实现“以汉制汉”的企图。挑来挑去，他们看中了扣押在金营作人质的北宋宰相张邦昌。

张邦昌很清楚那是个没法接的烫手山芋，“以臣易君”是大逆不道、株连九族的死罪，还要留下万古骂名。更何况，向来是打天下者坐天下，枪杆子里出政权，张邦昌中过进士，当过地方教授，做过礼部侍郎，最后位极人臣，但何德何能去镇服天下呢？金人使劲儿诱劝，张邦昌打死也不干。僵持半日，金人极不耐烦，就把张邦昌送回开封城里，抛下一句让人不寒而栗的话：“三日之内如果还不肯登基，先杀百官，再杀尽百姓。”屠戮全城居民，这对残暴的入侵者来说，绝非虚言恐吓。这一来，百官、父老蜂拥而至，哭着跪着央求张邦昌，求他出来做主，拯救满城老小，免得生灵涂炭。张邦昌不肯做篡位的冤大头，但他也没有以身殉国的勇气，只好点头答应下来。

南宋初年抗金形势图

靖康二年（1127）三月初七，这是屠城通牒的最后期限。金人正式册立张邦昌为皇帝，国号“大楚”，向金世世称臣，黄河以北是大金，黄河以南是大楚。但张邦昌实在没有做皇帝的样子。古往今来，应该找不到第二个人像他当时那样视皇位为畏途了。举行登基仪式的那个早晨，他先是躲在次帐中恸哭很久，磨磨蹭蹭出来跪受了金使的册封。然后，他穿赭袍、张红盖，在百官导引下行到宫廷正殿。他不肯登皇帝御座，叫人另外搬了一张椅子才坐下来。文武百官列班拜贺，他又慌忙起身面东，拱手而立，不敢南面受拜。这幅场景，连侍卫都看分明张邦昌并非真要做皇帝，他们在一旁窃窃私语：“平日只见伶人假扮官人，今日却是张太宰假扮官家。”官家，是宋人对皇帝的称谓。金人北撤后，张邦昌干脆把大内宫门都上了锁，并在每扇门上都贴上“臣张邦昌谨封”的封条，他只想做一个赵宋王朝的守门人。

四月初九，张邦昌请孟太后垂帘听政，孟太后本是哲宗皇后，因被废住在宫外，反而躲过了被金人俘虏的厄运。登基32天的大楚皇帝正式退位，并派人在河北、山东一带到处寻找赵构。这时距金人全部撤兵只有8天。

宋高宗赵构

那时候，赵构已跑到了济州（山东巨野）。他是徽宗的第九子，钦宗的弟弟，并且还顶着“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头衔，显然是众望所归的宗主。张邦昌找到他后，马上派人送去了皇帝玉玺——“大宋受命之宝”，赵构推辞避让。随从诸军纷纷劝进，张俊带头苦劝道：“汴京破后，天下无主，大王是皇帝亲弟，人心所归，希望早正大位，以慰天下人望。”（《海陵集•张俊神道碑》）有了军队的鼎力支持，赵构才有做皇帝的底气。但他不肯返回开封，害怕金人杀个回马枪，就由张俊扈从，从济州直接去了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五月初一，在张俊等人的拥戴下，赵构于应天府即皇帝位，他就是宋高宗。新皇帝改靖康年号为建炎，并马上设立了御营司统辖诸军，培植自己的亲信部队，张俊被任命为御营五军中的前军统制，深受重用。几个月之后，张邦昌被赐死。这是僭越者毫无悬念的下场，君君臣臣是王朝的纲常，尽管开封士民对张邦昌心存感激，张邦昌也曾匍匐在赵构面前痛哭悔过，但纲常绝不容紊乱一丝一毫。纲常一坏，还怎么仪范天下，维持那尊卑上下的帝国秩序呢？张俊牢牢抓住了人生的机遇，成为衷心拥戴高宗登基的佐命元勋。乱世考验着人心选择，在后来的一场兵变危机中，他再一次挺身而出，忠心勤王，帮助赵构实现了复辟，也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南宋政权。那就是南渡之初有名的“苗刘之变”。

刚做了皇帝的赵构为笼络人心，表面上摆出一副抗战的高姿态，扬言“朕当独留中原，与金人决战”，但内心里却深深恐惧金人，不敢留在北方。所以没过多久，他就罢去了抗战派代表李纲的相位，杀了上书陈情的太学生陈东和布衣欧阳澈，于建炎元年（1127）十月强行把政权迁往扬州，美其名曰“巡幸东南”。在扬州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张俊提出如今敌强我弱，应该避开金人锋芒，直接渡过长江，如此就能够依靠天堑屏障，稳定局面后再求恢复大计。这样的主张，显然很投合高宗放弃中原、偏安东南的想法。次年，高宗即让统制官苗傅带着八千兵马，渡江护送孟太后到了杭州。建炎三年（1129）初，金人前锋骑兵直逼扬州，高宗再命刘正彦率军护卫皇子、六宫逃往杭州，自己也在扬州大溃败中仓皇渡江，于二月十三日抵达杭州。逃命途中，他下令张俊率八千人宋中兴瑞应图（现藏天津博物馆。画作美化赵构是顺应天意的真命天子，旁边配以曹勋编写的“瑞应故事”，是类似连环画的南宋故事画卷）马守卫吴江，刘光世、韩世忠等人也都分兵屯驻长江沿线，所以实际在杭州护驾的就只剩下苗傅和刘正彦的两支部队了。

苗傅、刘正彦二人都出身将门，颇为自负。他们感觉自己不受重用，对皇帝信用宦官、赏罚不公等做法积怨很深。加上现在丢弃了中原故土，江淮防线又一溃千里，底层士兵们的情绪也很大。于是，两人就趁着混乱局势和内部空虚，在杭州骤然发动兵变。建炎三年（1129）三月五日，他们杀了御营司都统制王渊和数百宦官，逼迫高宗退位，将他软禁起来。第二天，苗、刘扶立赵构不满三岁的儿子做了皇帝，名义上仍请出孟太后垂帘听政。因改年号为“明受”，所以这次苗、刘兵变又称“明受之变”。

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后，唯恐握兵在外的诸将来救驾，因此纷纷矫诏笼络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等人。他们擢升张俊为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调任秦凤路总管，但只许他带三百亲兵远赴内地，打算拆解张俊麾下的八千大军，分两千人马给统制官陈思恭，一千人马给将官杨沂中，其余近五千人马全部开赴杭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一）张俊对这份突然的诏书很是怀疑，部下将士对肢解军队的做法也议论汹汹，于是他没有遵旨奉行，而是带着全部人马，前往平江（今江苏苏州）拜见礼部侍郎张浚。这位张浚虽是文臣，却是一代风云人物，后来官至宰相，朝野声望很高。张浚那时已获悉杭州兵变的消息，见到张俊之后，两人相对痛哭。前者想要马上兴师问罪，但张俊认为仅凭目前实力，怕不足成事，就劝张浚要深思熟虑，免得过早激怒苗、刘，反而对高宗不利。数日后，吕颐浩从江宁（今江苏南京）发兵来会，张俊一见，誓言当一死报国。与此同时，刘光世、韩世忠诸将也都拒绝接受兵变伪诏，韩世忠更是声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随后都率部来到平江，愿意听任张浚统一调遣。刘光世与张俊素来不和，此时也尽弃前嫌。特别是韩世忠前来会师，让张俊有了成功勤王的把握，他甚至同意出借两千兵马，给当时缺兵少员的韩世忠。于是，会师之后的各路军马，由韩世忠部队作先锋，张俊率精兵继之，刘光世军殿后，迅速南下平叛勤王。苗傅、刘正彦等人有勇无谋，自身实力也非常有限，根本无力抗拒勤王大军。双方在杭州北面的临平交战，苗、刘军队大败。两人带着仅剩的两千士兵，打开杭州的涌金门，狼狈南逃。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率军入城，受到高宗的内殿接见。张俊因此拜镇西军节度使、御前右军都统制。当年五月，苗傅、刘正彦被捉处死，兵变被彻底平息。镇压苗、刘兵变，表面上受到张浚、吕颐浩等文官的协调领导，但实际上，韩世忠、张俊等主力武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张俊，他不被假诏书迷惑，最先带着八千精兵找到张浚，联合诸军会师平 江，而且表现冷静，有勇有谋，先是不动声色地稳住了苗、刘，确保高宗安全无虞，随后又与诸将领齐心协力，一举攻入杭州，成功勤王复辟。

不过，发生在杭州的这场军事政变，仍然给赵构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教训。它让惶恐多疑的皇帝进一步确信，不羁的武将就像异族的敌人一样，随时都会威胁到他的皇位，乃至要了他的性命。枪杆子一定要绝对掌握在自己手里才安全，防范武人这条祖宗大法，时刻都不能忘却，永远都不能忘却。

文章原名《佐命元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