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 5 月 3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七兵团二十一军、二十三军先后进入杭城，杭州宣告解放。由于得到了中共地下党的有力配合，钱塘江大桥以及城内的重要基础设施均未遭敌人有意破坏。5 月 6 日，中共浙江省委员会宣告成立，委员有谭震林、谭启龙、王建安、姬鹏飞、杨思一、沙文汉、林枫、龙跃。谭震林为书记，谭启龙为副书记。

解放军在群众夹道欢迎中进入杭城

关于杭州解放，《浙江日报》曾专门刊文，记述了当时的盛况：

杭州解放的当晚，《战斗报》社出版的号外

五月三日下午一点钟，解放军来了！”“迎接去！”的欢呼声响遍了杭州市……早写好的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墙头诗，贴满了街头。人们向前望，向前挤，两辆插青红色小旗的救护车从 人丛中开始去迎接入城的解放军。数千解放军雄壮的行列高唱着“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涌进了杭州市。当部队还在钱塘门外，已被欢迎的人群挤得不大好走了……浙江大学的男女学生，当入城的解放军从校门前经过时他们来不及弄开从前为护校而堵闭的校门，便从校院墙头上翻出来，钻进人群，抓住战士们的手紧紧地握着，一面高唱起几天前偷偷学会的“人民的队伍来了”“你是灯塔”的歌曲。……

当数路解放军会合在一起，坐在道旁休息时，两辆公共汽车把战士们的午餐运来了，工人、学生、市民们纷纷为战士们端茶，盛饭，有的路近则跑回家里，端出一盆盆的洗脸水，给战士们擦汗，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特地表演了“农作舞”助兴，浙江大学的同学们和战士们这里一群，那里一群要求战士们讲横渡长江的故事。这时在阳光下迎风招展的队伍中的各色鲜艳的奖旗，招来了无数市民们的眼光的爱抚。（《浙江日报》1949 年 5 月 9 日）

杭州解放后，社会秩序良好。各公、私营企业在工人们的努力保护和坚持下，大部分都照常营业或迅速恢复工作。杭州电气公司和自来水厂均照常向全市发电、送水，迄未间断。杭州电讯局员工们亦照常工作，保持本市电话及与吴兴、无锡、长兴、德清等 15 处长途电话的畅通，五处并有无线电联络。市区公共汽车在解放后两日内已先后恢复行驶。工商业除早在解放前遭受国民党暴政迫害而停业者外，大都照常营业。

党代会重视基层政权建设

9 月，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在杭州召开，并于 9 月  20日通过并发布《今后工作方针与任务决议》。该决议对浙江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和解放后四个月来工作的成绩及面临着尚存在的困难，作了明确和周密的分析。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

必须明确认识在刚进新区为了及时支援大军供应的需要，暂时利用旧的保甲人员对我是利多害少的，但必须认识这些旧保甲长是地主富农阶级在农村统治的代理人，是决不会真心替人民办事的，因此利用旧保甲长时间不应拖得太长，在浙江来说已经过去了，如果还继续依靠旧保甲制来进行工作，就会脱离群众，就会模糊群众的认识，妨碍群众运动的开展；在群众已初步发动情况下，应即宣布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选拔劳动群众中的积极的、有觉悟分子组织村政委员会去代替旧保甲制度，作为过渡到正式人民政权，临时政权形式。不这样做，即是自己解除武装向封建势力屈服的错误。

这段话说的虽然是农村，但也引起城市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杭州原是蒋介石及二陈（陈立夫、陈果夫）、一戴（戴笠）、三毛（毛人凤、毛森、毛万里）在浙江的重要活动基地。为了维护统治，国民党在杭州设立了众多组织， 盘根错节。1949 年 5 月 3 日杭州解放，国民党溃退前，有计划地布置了一批潜伏力量，其中不少是旧保甲长。

为了确保解放后人民政权的稳固，在基层社会推进革命进程，彻底废除国民党政权遗留下来的保甲制，建立居民委员会，就成为杭州市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当年 10 月 17 日，杭州市政府召开区长联席会议，提出了在上城区、下城区和江干区先行试点的具体指示。随后，三个区都开始着手筹建居民委员会。

由于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城市基层政权建设的开创性举措，所以，杭州第一个居民委员会的建立，在当时并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媒体上没有报道，档案上不见记载。

民政部寻找最早的居委会

2004 年的夏季，民政部在南京召开修改《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调研座谈会。针对有人提出中国最早的居委会肯定在北方城市的说法，时任杭州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会建设处处长张宏国提出自己的质疑，根据《当代杭州》记载，杭州市政府早在 1949 年  12 月 1 日，就颁发了《关于取消保甲制度建立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指示》，而现存文献没有比这更早的记录。这表明，当时杭州就已经建起了居民委员会。

这一说法，立即引起了民政部和与会专家的极大兴趣，有人提出，杭州是否可以进一步寻找相关的档案文件。正是由于这一次不经意的质疑，慢慢解开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居委会“身世之谜”。回到杭州后，张宏国开始着手查找相关资料，由于许多档案尘封已久，加上当时无资料查阅的经验，无法拿出更确切的证据，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2007 年 3 月，事情有了转机，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宏国遇到解放初杭州市民政局民政科负责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老同志，据这位老同志回忆，有一份居委会工作总结中提到，杭州最早成立的居民委员会是上城区柳翠井巷居委会。针对这一说法，张宏国会同有关同志又投入紧张的寻访工作中，结果发现柳翠井巷居委会成立的确切时间是：1949 年 10 月 28 日，比目前有记录的天津居委会的成立，至少提前了近一年时间，极有可能就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居民委员会。

他们把这个寻访的过程写成文章，投书《社区》杂志，该杂志以《“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的寻访记》刊发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了民政部、浙江省政府、杭州市委和市政府领导的重视及关注。同年 8 月 4 日，民政部专程派人来杭调研核实。为了对“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有一个明确的说法，2007 年 9 月 9 日民政部在北京召开“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问题论证会。

在此次会议上，专家确认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应具备 5 个条件：时间为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以后；名称为居民委员会；地域为城市；组织性质为群众自治；组织结构为民主管理的委员会制。会后，新华社播发了民政部寻访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欢迎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消息，全国各大门户网站和报纸杂志对这一消息进行了转载。此后，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协助提供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考证资料的函》，要求各地民政部门提供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的有关材料和相关证据。

按照民政部的 5 个条件，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除了杭州市民政局外，上城区民政局也开始正式加入寻访队伍。上城区民政局原副局长马丽华与同事先后多次在杭州市档案局、上城区档案馆和杭州市图书馆等地翻阅了1949 年至 1950 年的大量相关历史资料，对史料中反映的人物进行寻访、查证。

通过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上城区是杭州市最先开始成立居委会试点工作的城区，上城区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的成立时间要早于柳翠井巷居委会，并且完全符合民政部提出的 5 个条件。这一新发现让民政部极为重视，再次组织力量对杭州提供的资料进行会商。2008 年 6 月 13 日，通过省及杭州市组织专家论证，最终达成共识：杭州上城区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是我省最早建立的居民委员会，完全符合民政部提出的 5 个条件，同意向民政部申报“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

居委会主任还原当年场景

虽然缺乏原始的直接档案资料，但是，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成立的确切时间最后还是弄清楚了。

1949年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选举现场真实场景的油画

据上城区公所通讯小组 1949 年 10 月撰写的《上城区公所进行废除保甲制度初步建立居民委员会》的通讯稿记载：十月十三日，上城区公所依照市政府的指示开始进行废除保甲建立民主的居民委员会的工作。自十月十三日至十月廿五日，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工作，已有一个居民委员会宣告成立了。”说明上城区是从 1949 年 10 月 13 日开始着手建立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并在 25 日前完成一家居民委员会的成立工作。

1949年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选举现场真实场景的油画

那么，这家居民委员会的具体名称叫啥呢？成立的确切时间为何时呢？2008 年，两位老人提供了口述史料，还原了当年的场景。这两位历史见证人，一位叫陈福林，是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最早的主任委员；另一位叫陈道彰，是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最早的副主任委员。下面是两位老人的回忆：

解放那年，24 岁的陈福林，家住在上羊市街 35 幢一区，他是人力车夫，全家八口的生计，就靠 24 岁的他两个大脚板跑出来。

1949 年 8 月，陈福林在杭州棉种保管组找到一份新工作，担任棉种晾晒组的组长。每个月的工资是 6 石大米，全家人终于能吃饱肚子了。这让他感到很满意。

10 月 20 日前后，领导找他谈话，要他参加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的选举和筹备等工作。陈福林很清楚地记得，那是 10 月  23日晚上 7 点多，也是他正式调离原单位的第一个晚上，他和其他群众一起去西牌楼小学校的会场里，召开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选举大会。当时参加大会的群众有200 余人，都坐在会场讲台下的正前方。选举前还唱了《义勇军进行曲》。主持人宣布选举开始后，就发选票，选票上共有 21 名候选人，他排在第一个，到会人手一张，在选票上画圈，每张选票只能画 17 个圈，少画一个、二个都没关系，如果多画了一圈这张选票就作废，会场还选举出一个监票和一个唱票的群众。经过投票，陈福林得的票数最高，当选为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道彰为副主任委员，同时兼任上城区第二消费合作社经理。

上城区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举行庆祝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成立61周年纪念大会

那天参加选举的群众都坐在讲台下的正前方。另有 20 多人坐在讲台下右侧角，当时这些人的身份，陈福林等人并不清楚，后来才知道是旧中国时在上城区地域内的 27 个伪保长。选举结果宣布后，当场没收了 27 个伪保长的公章，交给了陈福林。后来，陈福林把这些形状各异的公章扔进了炉灶当柴烧了。当时 24 岁的他，只知道做这件事很解气，并不知道他还成了杭城全面废除保甲制度的“掘墓人”。

纪念陈福林的铜像

过去，保长、甲长都是上面指定的，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后自己能当选 2000 多名居民的“头”，而且还是通过公开选举。陈福林觉得，只有新社会，黄包车夫才会有出头之日。想想还得益于长期拉黄包车，人缘比较熟，选举才会这么顺利。当选主任委员后任务很重，居委会的干部干劲也很足，当时居民的卫生习惯不好，随地大小便，群众意见很大，居委会一商量，就一口气盖了两间简易公厕。居委会成员成分比较复杂，但大家心都很齐。陈道彰是唯一一名大学生，他的主要工作是恢复商业生产，干劲很足，半年多时间，消费合作社开了两个粮食加工厂，建起了 7 个粮食分销点。（参见《浙江日报》2008 年 6 月 30 日）

文章原名《1949 年：诞生首个居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