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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探索的魅力 ——陈其泰教授访谈录(一)
来源: 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作者:陈其泰、屈宁  日期:202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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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泰

初冬时节,我借陈其泰教授来山东大学讲学的机会,有幸对他进行了一次早已期盼的采访。陈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史学史教学和研究多年,撰著有《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史学与民族精神》、《清代公羊学》、《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等著作多部,又主编有《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在学界很有影响。这次,他是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邀请,将在尼山讲堂为国学基地班师生作讲座,还要主持青年教师与研究生的学术座谈会。2015年12月14日下午,陈先生在他所住的山东大学学人大厦接待了我。在轻松、亲切的气氛中,我按照事先准备好的问题一一提出来请教。先生谈兴很浓,娓娓道来,时而略带沉思,时而旁征博引,对我的问题详加解答。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大约4个小时,我们完成了这次既十分愉快而又内容丰富的访谈。


一、学术研究的两个重点


屈:您这次来讲学,青年教师和同学们都很期待。大家得知您将在尼山讲堂为同学们讲《“国学热”中谈〈国语〉》,在与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座谈时要讲《新中国史学演进道路的反思》,两个题目,一个是关于先秦史学名著,一个是关于当代史学“热点”问题,跨度很大,大家对此很感兴趣。您可否先说说为什么选择讲这两个题目?



关于讲座的选题,我是作了一番准备的,主要考虑到尼山学堂的情况,同学们读书很用功,专业方向也很明确,尤其重视文献的研读,重视学术基本功的训练,所以想找一部与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国学关系比较重要的典籍,这样可能与基地班的听讲对象、学习要求比较符合。


《国语》是很值得研究的,我今年初在《中国史研究》第2期发表了《〈国语〉的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一文,所以此次讲座也算是我最近的研究成果。《国语》是先秦很重要的一部典籍,三国时期吴国的一位史学家韦昭将《国语》视为“五经”之亚,称其“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部“准经学”著作,是儒家经典之一。它不仅记载了春秋时期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而且包含着很高的思想智慧,对于研究春秋史很重要,对于研究古代思想,也很有价值。


譬如,《国语》自觉继承了《尚书》所开创的“殷鉴”传统,深刻总结西周晚年至春秋时期宗周及列国的成败盛衰教训。其中《周语》集中总结了西周盛衰的规律,认识到对待周围少数民族要施行德政,不能滥施武力,如果不体恤民众的痛苦,就必然招致失败。这是中国古代治国一个带规律性的重要理念。如记载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出来诤谏,申述先王周公之教在于“耀德不观兵”,敬德而保民,先修政事而后刑罚,先礼而后兵,而穆王拒谏饰非,一意孤行,最终失去周边少数民族的归附。再如记载周厉王因监谤而最后失败被流放,书中总结其教训在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必溃,伤人必多”,这一精警语句,在古代是真理,在今天也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百姓有不同意见,应让其发表,加以疏导,反之,若像周厉王那样以高压手段钳制言论,表面上虽然舆论平静,然而百姓“道路以目”,用眼神表达心中怒火,最终必然引发矛盾的总爆发。又如书中反映出中国古代的思想智慧。《郑语》记载了史伯和郑桓公的一段对话,体现出先秦时期“和而不同”的重要哲学思想。并且记载了中国古代的重要典制。如关于“五刑”的记载,就成为后来班固撰著《汉书·刑法志》的重要依据。关于音律的记载,则为《史记·律书》和《汉书·律历志》所本。此外,书中还有许多关于伦理、修养、道德方面的重要论述,内容很丰富。应该对其历史地位有新的看法。长期以来,对《国语》的研究很少,且多把它当作史料来用,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其深刻的思想价值以及作为先秦古典名著的历史地位,甚至有学者认为它算不上史书,这一看法是不恰当的。实际上,古代学者除韦昭外,王安石、王世贞等也都对它有很高的评价,确实很值得作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读,这也是我想与大家一起讨论的主要原因。


左丘明:《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至于选择《新中国史学演进道路的反思》,来作为与儒学高等研究院青年教师及研究生同学座谈的题目,其原因一是现当代史学内容很丰富,很值得研究;二是现当代史学同今天21世纪的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很密切;三是关于新中国史学演进的道路,学术界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应该更好地进行讨论,共同思考。所以这次座谈,也是与大家一起交流看法,分享心得。


屈:这两个题目恰好体现出您学术研究的两个重点。这样的两个研究重点是怎样形成的?



这两个选题,确实反映了我三十多年来学术研究的重点,一个是先秦两汉史学,一个是清代、近代及20世纪史学。形成这样一种以“两头”为主的研究特点,与我1978年考上白寿彝先生的硕士生时的论文选题有很大关系。当时和导师一起商定的题目是《论魏源的爱国主义史学著述》,魏源是中国近代社会开端时期的重要人物,其思想和著述开一代之先风。为了做好这一选题,我不可能孤立地只看魏源本人的著作,而是先用了半年时间研究他的挚友、同时代的另一重要思想家、学问家龚自珍,系统地研读其全集,既提高了对文献的爬梳和分析能力,更重要的是,对鸦片战争时期的整个时代特点、历史状况以及清前期乃至更早时期的重要历史和学术问题有了宏观把握,进而对魏源思想的时代性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的著作不仅是总结清代历史的盛衰,而且其学术风尚与乾嘉时期的主流考证史学明显不同,是由“考史”转向“著史”开启新学风的代表人物。在此之前的长时期内,因为清朝实行高压的文化政策,学者不敢关心当代,而魏源《圣武记》所关注的恰恰是清朝当下的重要问题,他同龚自珍深刻认识到,当时繁琐考证、理学空谈、沉迷于科举程式和八股文章等与现实脱离的学风存在严重弊病,而大力倡导关心现实、经世致用的新学风,所以堪称扭转学术风气的关键人物。再者,魏源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他所撰著的《海国图志》,第一次把全世界的历史、地理、制度、风俗等作为研究的内容,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最为详备的一部世界史地著作。所以又开拓一代新风,即要关注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做到知己知彼,取长补短,集中反映了当时进步士人群体的爱国思想,而且拉开了中国近代改革的序幕。完成这篇硕士论文后,我不仅对魏源本人的思想和著述有了深入认识,对前后的时代联系、学术演进等也有了比较深刻的看法。到北师大史学所工作后不久,适逢白寿彝先生准备主编《中国史学史》,分给我的任务就是近代部分,近代往前是清代前期,往后是20世纪史学,这就很自然地成为我以后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另一重点是先秦两汉史学,《尚书》、《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史著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奠基和楷模,是研究史学史应该重点研读的经典著述,而恰好八十年代白寿彝先生在《史学史研究》杂志设置了一个“读书会”的栏目,出发点是组织一批作者撰写有关中国古代史学名著的文章,如“四史”、“三通”、《史通》、《文史通义》等,我负责的是《春秋》经传、《汉书》等书,编写《中国史学史》让我承担的另一部分是“秦汉史学”,这样很自然地形成了以后史学研究的另一重点。三十多年来我出版的著述,发表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围绕这两个重点。


屈:这个问题您谈得很详细,我身边的许多青年学子一直对您的学术取向很感兴趣,尤其是为何集中选择这两个跨度很大的时期,而且长期耕耘,笔耕不辍,许多问题能够前后打通而彼此连贯,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除了刚才您谈到的几点外,是否还有其它更深层面的原因?



这两个研究重点的形成和保持,尤其是三十多年来我对此一直兴趣浓厚,趣味没有稍减,除了前面所谈的学术机缘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两个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发生重要变动的阶段。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整个思想比较活跃、民族创造力很兴旺的一个阶段,所以读《史记》、《汉书》,联系汉代的整体社会状况,不断有新的感触、体会和发现,读先秦的著作,也愈发对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奠基有深刻的认识。从清代到近代,再到20世纪,又是一个社会变动激烈的时期,学术文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十分显著,关系十分密切,从中得到很多启发,尤其把史学著述放在产生它的时代背景下和文化潮流中加以考察,往往能引伸到书本以外,进而对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二、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


屈:您在第一部著作《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中,首先提出“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反响很好。1992年第一版印行的3000册很快售完,大家觉得很新颖。请问您是如何提出这个问题的?



《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在学界确实有一定反响。1997年我到台湾参加学术会议,有位学者送我一本书,接过来一看,竟是台湾书商盗版翻印的我的这部著作,封面仿照原书,印刷精美,这说明在当地也引起较大关注。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新颖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历史学本身就是文化现象的一种,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它跟文化学和其他学科之间有着多向性的联系,它跟一个时代的文化走向、社会思潮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然而以往很长时期内我们对历史学的看法,却是基本上局限于单科性的狭隘范围内,未能重视它与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潮的紧密联系,这与近代以来过分强调学科门类的划分,过分强调学科之间的界限的做法有很大关系。诚然,分科治学是学术进步的表现,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和系统学科理论方法的建设,然而,过犹不及,过于强调彼此的范围和特点,容易削弱其本身固有的联系,限制人们的视野。要弥补这一弊病,就不能就史学而谈史学,而应将“史学”与“文化”作互动考察。即探究和评价一部优秀的史著,应当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的社会生活、民族心理、文化思潮、价值观念等结合起来,从而更恰当地揭示出它的思想价值,把握书中跳动的时代脉搏,进而丰富我们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丰富蕴涵的了解。比如《史记》之所以被誉为“史家之绝唱”、“传统史学之楷模”,除了司马迁本人具有雄奇的创造力外,还取决于他对先秦各家学说精华的大力吸收,及对汉初多元文化格局的自觉继承。汉初在总结秦亡汉兴历史教训的大背景下,反思和批判秦朝的文化专制政策,成为时人共同关注的时代主题,陆贾、贾谊、晁错等思想家既勇于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同时重视吸收各家之长,司马谈撰《论六家要旨》,对各家学说的总结,有肯定,也有批评。这种学术的多元化局面,是先秦百家争鸣的继响,是对秦朝文化专制政策的巨大超越,因而成为司马迁社会思想成长的肥沃土壤。以往有的哲学史教科书评价司马迁的思想倾向是“崇道抑儒”,这与《史记》书中的思想、主张很不相符,我们结合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却能从书中找出大量证据,证明他高度评价“六经”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明显以“继《春秋》”为己任,这也是汉初儒家学说地位逐渐上升的学术演进背景的折射。因此,他既“尊儒”,被梁启超称为西汉独一无二之大儒,又善于兼采众家之长,具有拥抱全民族文化的宽广胸怀。


二是,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兴起的“文化热”、文化史研究的热潮也有密切关系。解放以后有一段时间,学界很少谈文化,只关注不同学科的发展,而文化需要贯通的研究,全局性的研究,综合性的研究。历史学的发展,不可能离开研究当时的时代文化特点。“文化热”的兴起,尤其是以强调对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民族心理、文化价值观念相互间的关系作宏观的整体性思考为特点的文化史研究热潮,正好弥补我们以往孤立研究史学的不足,开阔我们的研究思路。


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华夏出版社,2018.


屈:这一研究视角的转换确实意义很大,接下来,你能否结合以往研究,具体阐释一下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的意义和成效,比如《汉书》是一部名著,在“正史”中地位仅次于《史记》,您是如何结合时代思潮、文化走向,重新评价其历史地位的?



同为两汉史学名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学界对《史记》的关注很多,研究成果数量很大,而相比之下,《汉书》的研究却显得沉寂,研究成果寥寥无几。而且受对立面斗争思想的影响,学术研究也往往套用这一简单模式,因《史记》地位很高,是进步史学的代表,当时就形成一种观念,要反衬出其进步性和创造性,就必须找到对立面,而《汉书》就被视为正宗史学和封建思想的代表。这与《汉书》本身的成就是极不相符的,与《汉书》成书以后各个时期的学术名家们所形成的《史》《汉》并称的一致性认识,也是不相符的。所以,必须廓清这种思维模式对学术研究带来的严重不良影响


比如《汉书》宣扬汉朝的功德,当时就有人说班固是封建主义的奴才,这本身就违背历史事实。因为汉朝的确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代,从王朝的规模、制度的建设、思想的活跃、文化的成就等各个方面都能体现出来,正所谓“汉唐盛世”,作为第一个盛世王朝,其强盛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贡献巨大。对于这样一个朝代,记载其进步,讲述其功绩,又有何不对?历史学不就是要承担这样的任务吗?而且,我正好找到一个比较研究的参考坐标来证明《汉书》的地位,即王充的《论衡》,它与班固撰著《汉书》的时代一致。王充年纪稍长,他在书中用大量的篇幅讲述汉朝的功德,有关“宣汉”的内容,就有五六篇之多,对汉高祖、汉光武开国的规模及历史功绩,评价很高,这种赞扬既是实事求是,也是有的放矢。王充严肃批评当时的一些文化人存在浓厚有“尊古卑今”的思想模式,认为三代才是最好的,汉朝“其德不若”,谈不上什么高的成就,而且“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完全是一种倒退的、错误的思想。值得反思的是,同为“宣汉”,王充一直被推崇为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而班固却备受贬低和冷落,这完全是违背思维逻辑的双重学术标准,根本不能成立。


另一方面,从汉代史学的演进来看,《史记》成就很高,成书以后吸引了许多学者从事续作,从褚少孙,到刘向、刘歆、冯商、扬雄、史岑等,再到班彪,前后有十五六人,他们多是仰慕《史记》而竞相续写,始终笼罩在司马迁的巨大身影之下,不敢考虑创造新的构史体系,这就决定了其成效有限,难有突破。而实践证明,如此之多的续补之作,除褚少孙所补若干段落因附于《史记》,班彪所续部分内容因存于《汉书》而得到保存外,其余均佚失无闻。这就充分说明,那种修修补补、零星断片式的做法,无法推动史学继续前进,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也就根本谈不上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至《汉书》“断汉为史”,开创了新局面,完整记载西汉王朝历史,成功解决了当时历史编纂学如何向前发展的一大难题。而且,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朝政权就是周期性更迭的,《汉书》的这种著述体系,恰好与之相契合,所以能成为此后历朝正史纂修的“不祧之宗”,这也正是其编纂体裁的优越性以及符合历史编纂学发展需要的明证。它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著述格局,功劳巨大。因此,《史记》、《汉书》两部著作不应对立起来,而应看到它们共同标志着中国史学的成熟。对于《汉书》,要重新作实事求是的评价。


从内容上看,郑樵曾指责班固“尽窃迁书”,这个批评是极其不妥的。理由有二:一是,司马迁所记西汉前期历史是“实录”,撰写汉史又怎能完全抛开,另起炉灶呢?对于好的内容,就应该吸收过来。而且,古人著述一直有这种自觉承继的传统,《史记》中《礼书》、《乐书》的许多内容,都是从先秦书中抄录而来,学者都认为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从未有抄袭的讥评。二是,对于从西汉开国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汉书》补充了大量重要的史实,如《高帝纪》、《萧何传》便增加了项羽负约,封沛公于汉中(巴蜀)为汉王,刘邦怒,欲攻打项羽,萧何力言不可,应养精蓄锐,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等一系列史实,讲出了秦亡汉兴之际历史的关键一环,从而使人清晰地了解到后来之所以能够出现刘项相争、汉室开国等局面的重要历史背景。汉初分封诸侯,以萧何功绩为第一,实与此事有重要关系。再如刘邦开国后恢复生产、召集流民、奖励农业,尤其是文帝、景帝时期一系列奖励农耕、减免租税、休息民力的措施,《汉书》作了非常详细的补充。所以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说,《史记》是伟大的创造,《汉书》也有创造性的贡献,而且《汉书》写得比《史记》还要好,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历史文采、叙事的生动性来看,《史记》当然成就很高,但是,研究历史还需要全面的、系统的、扎实的史料,只有反映出客观历史的不同的重要方面,这样的历史著作才更具研究价值,给人以更多的启发。《汉书》恰恰做到了这一点,将西汉建国、文景之治,特别是汉武帝时期的兴造制度、人才涌现、文治武功等充分地展现出来,为后人了解西汉历史提供了丰富而扎实的记载。而且,《汉书》还发扬了《史记》的优良传统———“实录”精神。如揭露西汉土地兼并的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痛斥汉兴至于孝平年间,诸侯王及外戚集团“骄淫失道”,无法无天等。总之,对于《汉书》还需下大力气作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


屈:清朝乾嘉时期出现了不少学术大家,如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章学诚、崔述,您都分别对他们作过专题研究。对于章学诚,您特别重视阐发他的哲理探讨和学术开拓精神。对于考史三大家,您最近又撰文论述他们结合时代条件发扬了儒学的理性精神。这两个问题对于深化对乾嘉时期学术研究有哪些重要意义?



乾嘉史学和乾嘉时期史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术概念,以往学界讲“乾嘉史学”,一般约定俗成地指乾嘉历史考证学,毕竟这是中国古代考据学盛行,达到其顶峰的时代。然而这一时期的学术,又并非完全是考据学派的“一统天下”,这一时期还包括有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学者,如章学诚、崔述,梁启超称其二人为“乾嘉别动队”,以区别于一般的考据学者。有关章学诚的学术成就,实际上时至今日,仍未被充分认识,我近来相继撰写了几篇文章,包括《论章学诚对历史哲学的探索》,《章学诚:“道”的探索与历史编纂的革新》、《论章学诚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章学诚:开阔的学术视野》等,就是尝试作进一步的考察。当时形成一种几乎不可逆转的学术趋势,就是“群趋于考据”,视为学问的最高境界,甚至是学问的全部,排斥其它学术取向,而章学诚为何敢于形成迥异于当时学术主流的观点?


章学诚


实际上,他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的,被时人误解乃至轻视,甚至被视为“怪物”,诧为“异类”。但是即便如此,明知“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仍然毫无顾惜,相信自己坚持的这套理论主张是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需要指出的是,章学诚本身并不排斥考据作为一种方法在学术研究上的意义,甚至承认考索之家,“亦不易也”,其与立言之士,“二者之于大道,交相为功”。他所反对的是把考据看作学问的全部,主张应看到史料背后更重要的问题,把学术探讨同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思考,这种学术批判精神、独立探索精神,从根本上说源于他的一种哲理思考。古代学者往往以“道”来概括儒家的经典思想,而章学诚则对此作了重新检讨,钱穆、叶瑛等学者对此均有论述,认为在这一问题上,章学诚的认识较之顾炎武更为深刻。顾炎武因批判理学空谈,强调“道在《六经》”,应从文本出发,回到孔子最初创立的儒家学说中探求其所蕴含的原始之“道”,而不是经过宋明理学家所改造和发挥的“存天理,灭人欲”式的“道”。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观点。而章学诚思想的进步性在于进一步指出,《六经》中的“道”是当时的人通过观察社会而总结出来的,事物既已变化,时代既已发展,随着社会的演变,“道”也应该演变,所以提出“《六经》不足以尽道”,并不能涵盖所有的真理性认识。《六经》以后社会的变迁,圣人并不知晓,应靠当代人去研究,总结出植根于时代土壤的新“道”。我同刘家和先生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他说得更为形象,认为章学诚主张“开发出新的道”。所谓“新的道”,并非凭空捏造,而是通过总结体会而得出,所以他能站在这样一种哲理高度上,理性地审视当世学风问题,即便面对别人讥笑,仍自信地说自己提出的许多观点是“开凿鸿蒙”,“百年之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正因如此,他才大胆提出改革传统历史编纂学的主张,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使延续两千年的纪传体史书重新焕发活力,彻底改变宋元以后陈陈相因,不知变通,“溃烂决裂”的境况,避免让史学、史义为史例所役使。主要方法是借助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不拘常格”、“起迄自如”、灵活变化的优点,对纪传体的缺陷加以补救,既保留纪传体的规模及各部分互相配合的特点,又能显示历史发展的大势,即“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于后世影响深远。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设想编纂《中国通史》,以及后来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尤其是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均对其历史编纂改革思想有所继承和发展,并能结合时代进行再创造。所以说,章学诚之所以站得高,就是因为在哲理探求上深有体会,堪称代表乾嘉时期思想界最高水平的学者,这才是理解其学术精髓的关键所在。


关于乾嘉史学问题,我去年还写有一篇文章《儒学理性精神在乾嘉时期的发扬》,主要从学术传统传承的角度,对乾嘉学术的丰富内涵作了探讨。作为孔子学说的精华,儒家“理性精神”主要包括重考据、戒盲从,关心民生日用、提倡学以致用,运用辩证思维等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总能结合所处时代条件,对孔子思想的优良遗产和重要命题,进行再创造,从而提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主张,由此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民族精神的提升。乾嘉时代尽管在特殊条件下出现了考据学的极盛,但仍有一些特识之士,能够超出“朴学”范围,进行理论性的探讨。除刚才所谈章学诚对作为人类社会演进客观趋势的“道”的探求外,还包括戴震勇于打破程朱理学的精神枷锁,精心撰写《孟子字义疏证》等哲学著作,以及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在各自考史著作中努力揭示“追求历史真实性”的价值取向,对于流毒极深的滥用褒贬手法痛加抨击,并表达出对经国养民问题的关怀。尽管他们关注的领域不同,但其认识的出发点和思想动力,就是儒学“理性精神”。这就说明,儒学思想中的优良成分,是超越时空的,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内核和基本元素,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既能前后相继、绵延不绝,又能形成不同时代高峰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很值得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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