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自從進入北京大學史學系讀書以來，在對我的治學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給予我的指導和教益最為深切的，先後有傅斯年、胡適、陳寅恪三位先生，他們確實都是我的恩師，而在他們三位之中，對於我的栽培、陶冶，付出了更多的心力的，則是傅斯年先生。從一九四六年以後由於國內形勢的變化，我與傅斯年先生雖未再相見，但在他擔任了臺灣大學校長之後，北大的數學系教授江澤涵先生由美返國、繞道臺灣探親時，傅先生還托他傳話給我，說要把他遺留在北平的書籍全部贈送與我(此乃因傅先生昧于大陸情況之故，當時他已成一個被聲討的人物，其遺存物只應被公家沒收，他本人已無權提出處理意見了)，可見，他對我還在念念不忘之中。到一九五一年一月內，我聞悉傅先生逝世的消息之後，顧不得我應與他劃清界線的大道理，不禁在家中失聲慟哭起來。後幾天，我就接到了陳寅恪先生《讀(霜紅龕集•望海詩)感題其後》一詩，知其為悼念傅先生而作，而我卻沒有敢寫追悼傅先生的文字。
今距傅先生的逝世已經四十六年，而今年又正是傅先生的百歲誕辰，臺灣大學歷史系的友人逯耀東教授來信告知：要編印一本紀念論文集，並囑我也寫一短文附入。我因不曾寫過悼念傅先生的文章，長期以來一直引為內疚，所以現在極願遵命趕寫一篇。
為了寫這篇短文，我把在傅先生逝世以後，海峽兩岸的學人所寫的紀念文字和論述傅先生生平學行的文章，包括不久前才刊出的杜正勝先生的《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及其與胡適、顧頡剛的關係》，盡可能搜集來進行閱讀。閱讀之後，覺得其中有許多篇，例如胡適先生的，李濟先生的，程滄波先生的，寫得既富情感，也舉述了許多前此不為人知的一些事蹟，讀後十分感動，也十分受益，覺得我前此對傅先生的生平及其為學為人，所知實在太少。然而也正因如此，我自己卻又覺得很難再找到下筆的餘地了。躊躇再三，我決定只就我昔年受業于傅先生的過程中，和其後幫他做些雜事的過程中，對他在治學、治史、治事等方面的方法、議論、態度等等，以及我所獲得的一些感受、體會和啟發，拉雜地加以臚陳，以期能與已有的文章互相印證，或稍作補充。但願不至與已有的文章出現過多的重複之處就好了。
二
當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在北京轟轟烈烈開展和進行時，作為這一運動的先鋒人物的傅斯年先生的聲名也隨之而震爍一時。那時候，我還正在一個極閉塞、僻陋的村塾中讀四書五經，聽塾師講說高頭講章。儘管如此，我也競從一位外村來訪的塾師口中聽到了傅斯年的名字，而且說他是北京大學最傑出的學生，是山東人，是黃河流域的第一才子。從這時起，傅先生的名字便深深印在我的腦海當中。可是在此以後，傅先生到英國和德國讀書去了，也沒有再在國內的報刊上發表文章，因此當我在濟南山東第一師範讀書期內，是沒有讀到過傅先生的任何文章的。
一九三0年，北京大學剛從作為北平大學的一個學院而獨立出來，蔣夢麟重回北大任校長，胡適任文學院長，我于一九三一年夏報考北大未被錄取，所以考入一家私立的教會學校輔仁大學。而在這時卻又聽說，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朱希祖先生因採用了某高中教師所編中國近代史作教材，受到了學生的攻擊，因而去職，而由傅先生暫代系主任之職務，這自然更加大了我要考進北大歷史系的吸引力。於是在一九三二年我又一次報考北大，而這一次，我終於被北大所錄取，得以成為北大史學系的學生了。
那時候的課程設置，把中國通史規定為文學院各系新生的共同必修課程。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學生的中國通史課程，在胡適院長的設計之下，是由歷史系的主持人，先把全年的課時，依時代順序分別安排為若干個專題講授，然後再由歷史系主任按每次的專題，邀請在北京的專家來校講課(據聞此事亦出於傅先生的主張)。其時，北大史學系的系主任，已改由一位擅長于歐洲中古史的陳受頤先生擔任。傅先生雖是蔣夢麟校長所依靠的振興北大的兩位重要人物之一(另一位是胡適先生)，而他卻只是在北大作兼任教授，其正式職務乃是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當時該所設在北海的靜心齋)。中國通史第一講定名為“導論”，是要說明設置這一課程的宗旨以及概述一下研究中國歷史的主要方法之類的一些問題，陳受頤決定請傅斯年先生主講，這本應是非常合適的人選，但因陳先生並未向傅先生做詳細的說明，只說某日某時要請他到校向新生談談有關學習中國通史的一些問題，傅先生則理解為只是與史學系的新生開一次座談會，只須即席發言即可，不須作何準備，因而也就沒有作講課的準備。及至被邀請到北大二院大講堂的講臺之後，他看到教室裏已滿滿地坐有二百多學生，他既感到大非意料所及，匆忙間真不知從何處講起為好。在此兩小時的課時內，他雖然也論述了有關研究中國歷史的許多問題，然而既極散漫又少條理。剛進入北大的新生們，大多是抱著很高的期望值來聽課，遂在下課之後，不免議論紛紛，表示有些失望，我當時似乎也曾向人說到：“真正是大名之下，其實難副呀。”
是在我進入第二、第三、第四各年級之後，修習的課程較多，對於一些課程的彼此之間能有所比較，然後對傅先生的學問和識見才具有了較多較深的瞭解和認識。例如：在我們的必修課程當中有先秦史和秦漢史，是由同一位先生講授的，他的講授，雖也有其精彩獨到之處，然而他的材料的來源，總是從書本到書本，從正史到雜史，等等。然而傅先生在其所開設的先秦史和秦漢史的專題講授兩門課程中，卻不但顯示了他對古今中外學術的融會貫通，而且顯示了他對中外有關文獻資料與新舊出土的多種考古資料的融會貫通。他所談及的課題，既多是開創性的，在舊有的史學論著中不曾有人談及的，且多是具有綱領性的，其中包涵了極豐富的內容，都可以分別展開作為個體研究的子目。雖然也有人認為他的講課頭緒紛繁，忽此忽彼，有似脫韁之馬，難以跟蹤(無法記筆記)，然而這卻正是其他教授不可企及之處。唯其是開創性的新意之多，通過傅先生的講述，就不但使得“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而是把由夏朝以至春秋戰國，全都重塑在一個嶄新的氛圍和場景之上了。如他所號召的那樣，他真正做到了“承受現代研究學問的最適當的方法，開闢了這些方面的新世界”。杜正勝先生在其大作《從疑古到重建》中，曾有一段文字說，傅先生在北京大學讀書時，“不是歷史系科班生，赴歐遊學也不學歷史。以一個歷史圈外人而能給近代中國的史學帶來震撼性的革命，未免令人嘖嘖稱奇。”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把傅先生稱為“給近代中國史學帶來震撼性的革命”的人，然而，為傅先生做出這樣的評價和定位，我以為是非常恰當，不可移易的。
三
傅先生在北大史學系擔任了一次“史學方法導論”的課程，他所講授的內容，只有極少的一部分寫成講義印發給學生，絕大部分都只是口頭講述過而沒有寫成文本。但不論已經寫出或未曾寫出的，其內容卻與別一教授所講大不相同。在他講過一次之後，恰好又有一位留學德國十多年的先生返國到校，“史學方法導論”便改由他來擔任。他完全依靠德國一位歷史學者所印行的一本《歷史研究法》，把它譯為漢語，然後照本宣科。傅先生所講授的“史學方法導論”卻絕不如此，他提出的一些治史方法，全是他自己在治學、治史實踐中體會得來的，而絕非從某本出版品中照抄來的。他在德國有三年之久，他的好友陳寅恪先生于時也正在德國，二人且經常就學術問題切磋。當傅先生回國之初，有時自稱是“中國的朗克學派”，其在史學研究方法方面，必然也受到德國史學家的一些影響；然而傅先生在回國後發表的部分文章當中，在北大史學系“史學方法導論”的課堂上，所再三再四提出的“史學即是史料學”這個命題，和他所經常放在嘴邊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都只是傅先生的一家之言，在古今中外的歷史學界再也找不到第二家的。然而傅先生還不止是在這文章中，在北大的課堂上，經常提出這一命題，高唱這一口號，而且還把他所領導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作為貫徹、實踐這一主題和口號的基地。以下試舉例證說明：
例證之一：他千方百計、卑躬折節地排除了河南地方的阻撓而完成了史語所考古組對安陽殷墟的十五次發掘(後因日寇侵華戰爭而停止)，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矚目，推動了殷商史的研究、古文字學的研究、古代社會研究等方面的進步，這是他厲行尋找新史料所取得的偉大成績之一。
例證之二：明清兩朝都把其重要政治事件的檔案原件貯存在內閣大庫中，到一九二一年主管這批檔案的歷史博物館的負責人，只因缺乏經費，便把這批檔案材料裝入八千多麻袋中，出售於一家紙店擬作還魂紙，幸而被羅振玉贖買回來，其後又轉賣于李盛鐸。到史語所正在籌措成立之日，卻又有日本滿鐵公司要向李盛鐸購買這批檔案的傳聞，傅先生又急謀搶救，先後與中山大學當局及胡適、陳寅恪兩先生相商，嗣即致函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終於籌得款項，將其購得，歸史語所進行整理。在史語所遷往臺灣之前，已先後從這批檔案中整理出來大批案卷，輯印為《明清史料》一至四編，共四十冊。其中關於明末農民起義的資料、滿族興起初期與明朝鬥爭的史料以及洪承疇、鄭成功、李定國等人的史料，都極為豐富且極有價值，這對明朝後期和清朝前期歷史的研究，自必會發生顯著的作用。試想當年若非傅先生積極策劃把這批資料搶先購買，而聽任日本滿鐵公司買去，則今日我們的史學界缺少這批寶貴的原始資料固為極大憾事，而我國家偌大一宗文化遺產競拱手奉獻給正在謀劃侵吞我國家的寇讎，那就不僅是我們史學界、學術界的一樁絕大恥辱了!
例證之三：一九三0年，由中外學者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今甘肅與內蒙接境的額濟納河流域的居延海發現了萬餘枚漢代簡牘，運北平後歸北大文科研究所收藏，由勞幹、余遜、沈仲章負責保管整理，及日寇接管北大之後，沈仲章冒生命危險由北大文研所移至校外一民居存放，後又歷經艱險移至天津，急急電告在長沙的傅斯年先生。傅請徐森玉親自去天津與沈相會，要他負責把這兩箱漢簡運往香港。其後，果然又在諸多艱難情況下運抵香港，由沈把木簡拍照、剪貼、編號、排比。當我於一九三九年秋經香港去昆明時，把這批照片帶交傅先生。後即交勞幹全部加以考釋，在四川李莊石印出版。就在沈仲章把這批漢簡從北大文研所運出數月之後，周作人出任偽北大文學院長，日本人向他追問漢簡下落，周作人向我查詢，我答以：“一無所知。”可見，若非沈仲章以超人的機智和膽量，及時把這批漢簡轉移出去，則這些國寶定會被周作人之流拱手送給日本人。
上面關於發掘和使用新史料的敍說，也許顯得過於繁瑣了，但我這樣做的用意，是想藉此說明傅斯年先生通過諸如此類的舉措，從本世紀二十年代後半期直到五十年代終了，在中國歷史學領域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文風。他是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從清初的顧亭林、黃梨洲、乾嘉學派、以至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各流派的造詣和成果，又批判地吸取了歐洲一些科學家、思想家和歷史學者治學、治史的主張和方法，不只是加以貫通，而且有所超越，形成了他的治學、治史的一系列方法和主張，尋找新史料，擴大史料範圍，擴充研究歷史的工具，則是其最核心的一個問題。對上述三種史料的發掘、搶救，既體現了傅先生擴充史料範圍的主張，更體現了為實現他的“要把科學的東方學建立在中國”那一志願的努力。而這個志願，卻正是他要把中國文、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攀登到國際領先地位的一個弘偉豪邁的志願，遠非一般拘文陋儒涉想之所能企及。試就安陽殷墟的發掘來說，若照今日最盛行的議論來說，那只是史學研究初級的、低層次的工作，從而認為“史學就是史料學”一說之不可取，豈不是將成為一種笑談嗎!至於有人認為傅先生之所以極力宣導“史學就是史料學”，其意蓋在於排斥唯物主義的歷史理論，這也是不符合實際的。因為他在《史料與史學》的發刊詞中已作了明確的表態，說道：“本所同仁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而在《史學方法導論》的開宗明義處也聲明說：“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作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翻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這些話，說的都很清楚。不以史觀為“急圖”，當然就是說，史語所的同仁只努力要把從殷墟挖掘出來的各種物品依次予以整理、分類、考釋、說明，進而探明史事原委。在此以後，則不論信奉歷史唯物論或者抱持其他史觀者，全可以加以利用，作出關於殷商史的著述。
四
我向傅先生當面請教學術史上的問題，是在讀二年級時到中文系旁聽傅先生講授中國古代文學史的課程。那一課時所講，正是關於西漢後期學者們對於從魯恭王府新發現的幾種古文經是否應立學官問題的爭論。那時錢穆先生已在《燕京學報》上刊出了他的《劉向劉歆父子年譜》，是專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我讀過後很佩服，而傅先生講的卻與錢文不完全吻合。下課以後，我便依據錢文的意見向傅先生提了一些問題。傅先生又把他的意見作了一些申述，意思是讓我不要專信錢先生的一家之言。傅先生回家後向我的同班同學傅樂煥(傅先生的遠房侄子，當時住傅先生家中)說及此事，仍以為我不應專主錢說。其後，在一次聽他講課後，又曾向他表示，最好把他在課堂所講全部寫為講義，印發給我們，這樣既可以解決前人未曾解決的問題，也可以提出一些前人未曾提出的問題。他答復我說：他目前事情實在太忙，不能專門為了你們的方便再來做編寫講稿的事情。通過多次聽傅先生講課和多次與他接觸，愈來愈感到傅先生學問的博大精深，才華的超逸絕倫。
一九三五年春我讀三年級時，和同班同學傅樂煥、張公量要為天津《益世報》編一種副刊，名叫《讀書週刊》。該報主編表示，必須有一些教授參加編委方可。於是我們便邀請了胡適、傅斯年、錢穆、孟森、羅常培等先生作編委，並由毛子水先生(當時北大圖書館館長)任主編。從此以後，我與傅先生的接觸才略多了一些，而且從毛子水先生的口中才知道蔣夢麟回北大做校長以後，在重建北大的許多重大問題上，例如聘請教授、添置重大教學儀器設備等，傅先生與胡適先生實是兩位最起作用的人物。傅先生到北大兼課，其主要目的當然是為了傳授他的學業，培養誘掖後生學子；然他讓李濟、董作賓、梁思永諸人都到北大兼課，則顯然還有另一用意，那就是要選拔一些有培養前途的人進史語所各組做低級研究人員。在我們這年級畢業時，中文系和歷史系就有五六人被選中，我也忝居其一。只因胡適先生指導我的畢業論文，對我寫的《陳亮傳》比較滿意，已表示要我留校作助教，所以當傅先生要我去史語所時，我即據實以告，並說我的妻子在北平做小學教員，就不想再去南京了(史語所當時已遷南京)。傅先生說，到南京找一小學教員當，想也容易。但最後還是允許我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職了。
陳亮與辛稼軒是好友，兩人的事亦有許多互相牽連之處。當我寫作《陳亮傳》時，找來梁啟超所作《辛稼軒年譜》和梁啟勳所作《稼軒詞疏證》參考，卻全都不能解決問題，於是我就想自己另作一本《稼軒年譜》和《稼軒詞注》。適逢當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在報紙上發佈通告，號召從事於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研究人員可以向該會申報課題申請資助費用。胡適先生是該會的秘書長，傅先生則是該會的學術評議委員。我于見報之後，去胡先生家詢問我是否可以申請，胡先生問知我要寫作《稼軒年譜》和《稼軒詞注》，便向我說，梁氏弟兄既已寫了年譜和詞注，而梁啟超又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你如想另作，必須對他們的成品寫一書評，說明你掌握了更多的材料，能作出更好的成果出來才行。我照此辦理，寫成一篇《(辛稼軒年譜)和(稼軒詞疏證)總辯證》，在《國聞週報》上刊出。胡、傅兩先生看到此文之後，都以為寫得不錯，而在清華大學任導師的陳寅恪先生，當時與我尚不相識，競也對此文大加稱許，並且屢次向人詢問作者為誰。直至問及傅先生，方知我是剛從北大畢業的，是傅先生的學生。此後，我所申請的項目果然得到批准。
傅先生的民族意識極為強烈，陳亮和辛稼軒都是他素所景仰的人，他所能背誦的稼軒詞也很多。當我準備開始我的研究項目時，他在南京幾次寫信給我，要我不要把注釋搞得過於繁瑣，千萬不應做成仇兆鼇《杜詩詳注》那樣，並且勸我把書名定為《箋證》，而不要定為《箋注》，而且不必勉強為之編年。我拿傅先生的信去與胡先生商談，他卻說此事可以完全由我自己決定，傅先生的意見可以參考，卻不必完全遵守。其後，我雖對稼軒詞進行了系年，也未把書名定為《箋證》，但對典故的注釋我卻儘量簡略，只是把與各詞本事有關的人、地、背景等儘量加以考索。及《年譜》與詞的《箋注》完成之後，我拿全稿赴昆明，傅先生稍稍翻閱一下，便寫信向香港的商務印書館推薦。不幸在排完版且已付型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為日寇攻佔，以致未能印行。到抗日戰爭勝利後，經胡先生催問，而以紙張缺乏之故，只能先把《年譜》印出，但其時傅先生已去美國就醫，我寄奉與他的書未必能夠看到；到《辛詞編年箋注》初稿出版之日，則已是先生逝世十六七年之後了!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