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心中就特别崇拜两位英雄，一位是南宋第一忠臣岳飞，另一位就是明朝第一廉吏于谦。

来杭州后，由于岳庙离住的地方很近，已去过多次。而于少保，虽知道他也葬在杭州，却由于一直觉得他的墓较偏远，从未拜访过。

久之，心里不免有些亏欠。一日，偶然路过杨公堤时，忽见岔道口有块枣红色的指示牌“于谦墓”，勾起了我对英雄的愧疚之情，当即改变了行程，前往于谦墓。到了目的地一看，心里顿觉更加惭愧。

于谦墓祠其实算不得偏僻，从杨公堤岔进三台山路，走不多远便可看到。向周围打量了一番，不远处就是花家山庄，自己曾多次和朋友在这里喝茶谈天，竟没有一次绕个弯过来拜访，实在不该。心里对英雄的这份歉意就更重了。

于谦祠始建于明朝，现在这个于忠肃公祠是清同治八年（1869）翻建的。康熙年间（1662—1722），祠内一角挖了一口小井，名为“忠泉”，至今井水仍清可鉴人。

入了照壁，便可看到祠堂共有前殿、正殿、后殿三进，白墙黑瓦的建筑风格虽显简陋，却不失庄重。正殿正中有一尊于公塑像，上悬一题曰“丹心抗节”的匾额，下面就是传诵千古的于谦《石灰吟》诗句：“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英雄从17岁开始便铭刻在心的誓言。

在家族熏陶下，幼年的于谦饱读诗文，对贪官的鄙薄和对清官的仰慕跃然纸上，写下了“胡椒八百斛，千载遗腥臊。一钱付江水，死后有余褒”的诗句，讲的是唐朝宰相元载贪鄙自肥和东汉会稽太守刘宠勤政廉洁的故事。

长大后他入朝为官，不仅继续这么说，更是这么做。当时宦官王振在明英宗朱祁镇面前很得宠，借着皇上宠信，不断贪赃枉法，肆无忌惮，而文武群臣畏其权势，或求自保，或求仕途，纷纷上门走关系。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会得到酒食款待。但于谦偏就不买王振的账。若是有人问他、提醒他，于谦也总是笑笑，依然我行我素，不送还是不送。

终于，有人劝他：不献金银宝贝，送些土特产也是可以的嘛。于谦听后一阵仰天长笑，举起明朝官员长长的衣袖，打趣道：“谁说我什么也没带？我带有两袖清风。”并作诗一首：“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声明自己的立场。

如此为官，自然要得罪人。明正统六年（1441），王振就嫉恨于谦不肯逢迎，借故将于谦“下狱三月”，并准备在狱中用些手段。由于“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留谦者以千数”，如此大的舆论压力使朝廷不得不释放于谦，复任巡抚。

在封建势力仍巩固异常的明朝，这数千百姓的上访无异于一场小型的叛乱，上位者要想杀他们，随便找个借口，也就是分分钟的事。由此可见，于谦之于他们，到了让人以性命相换的地位。这种待遇，别说在当时，就算细数中华几千年历史，恐怕也没几人能享受到。

对于这件事以后，回到京城的于谦，史书上没有过多着墨，只说他“食不重味，衣不重裘”、“廉清方正，一钱不私”，即使官居一品，依然“门第萧然，不容私谒”。这样的作风，怎能不让老百姓敬佩？在皇城被围之时，也就难怪他能一呼百应，屡屡挫敌。

于谦祠堂里，专门有资料记录着他的生平。他的人生到了这里，却是转向了悲情，对于他来说，成也北京，败也北京。

战后被迎回的明英宗不甘人下，隐忍多年后成功复辟。被于谦得罪过的人打起了小报告：您这些年如此，都是当年于谦要立新帝，否则……最终，于谦被诬以“意欲谋反”下狱致死。

抄家时，兵丁准备十足，却在于谦家中傻了眼——这么位大臣，竟家中“无长物，惟上赐盔甲袍带”而已。这结果自是无人信，于是开始了掘地三尺的搜查。也算“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于谦的“宝藏”——一屋子的书。野史记载， 抄家的官兵都流了泪，遑论其他民众了。《于肃愍公集拾遗》记载：“天下人闻公死，咸惊而疑，而涕泣语曰：‘鹭鸶冰上走，何处寻鱼嗛（于谦）。’”

于谦死了，但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没有死。他一生清廉、“忧国忘身”、“口不言功”，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用一生履行了自己“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誓言，受到了同时代和后人的广泛赞扬与推崇。林则徐说他“公论久而后定，何处更得此人”，更多的人则在他的墓前吟诵或是写下他的名作《石灰吟》，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人们对于谦的祭奠，不只是对他个人的推崇，更是对他所代表的“石灰”们的敬意，也是对端正歪风邪气的一种希冀。人们祭拜于谦，实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但他能给我们的心灵也洒下“石灰”，消消毒。以先辈为榜样，在心里种下“石灰精神”的种子，当某一天，这颗种子发芽开花，结出“清白”的果实，想必于公地下有知，也会开怀而笑吧。

文章摘抄自：《人文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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