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4日的傍晚，建德（梅城）南门大码头，一艘火轮拖着一串木船，缓缓地靠岸了。木船的船舱里走出一群群学生打扮的青年，还间杂着一些女眷和孩子，扛着行李和箱笼，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陌生而秀丽的山城。原来，他们是由杭州西迁建德的最后一批浙江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昨晚在杭州上船，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人人都显得很疲惫。码头上，前来迎接的竺可桢校长清癯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谢天谢地，学校总算全部迁来了。

“七七”事变以后，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错误政策，导致国土大片沦丧。至8月中旬，杭州也危在旦夕，各大中学校纷拟转移和疏散，浙大也派出人员往上游山区寻觅校址，最后选定建德县城（梅城）。10月2日，竺可桢校长亲赴建德，察看了建德林场、基督教堂、天主堂、中心小学、严陵祠等处，并做出了安排，决定校总部设在总府后街方家，竺校长一家则住在府前街本校教员孙某的娘家。

梅城是个小县城，一下子涌进一千多名师生，大街小巷到处可见，梅城顿时变成学校城了。由于人多房少，师生们只能散住在各家民宅和商店的楼上，用水和照明也成问题，学习和生活条件十分困难。但是，浙大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把艰苦的环境当作磨砺自己的机会，在分散难管的情况下仍能保持良好的校风校纪，十分难能可贵。

浙大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和一批刚从国外学成归来的青年教师，许多都是在国内甚至世界上享有声誉的，如苏步青、郑晓沧、谈家桢、费巩、章用、卢嘉锡等，他们都是竺校长千方百计聘请来的，他们的敬业精神十分感人，苏步青教授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写到章用的事迹。

章用是章士钊的儿子，他和谈家桢、曾炯都刚留学回国，一回来就被竺校长聘来了。来浙大时正值学校西迁，因而对他们的欢迎会也是在警报声中进行的。他们的敬业精神十分感人。在建德时，有一次一个学生问章先生：“警报响了，老百姓都躲飞机去了，我们还上课吗？”这个学生或许以为既然要“逃警报”还怎么读书呢？可是章先生却回答：“怎么不上课？”“那么，黑板挂在哪里？”这位学生又问道。章先生坚决地说：“可以挂在我的胸前！”章用就是用这样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拼命精神来对待教学工作的。章用的生活一向很优越，可是在随校西迁时，他却是自己挑着行李与学生们一起步行的。他当时正患着肺病，最后竟病死在西迁途中，真是太可惜了。

11月初，嘉兴、吴兴相继沦陷，局势进一步恶化，浙大不得不再次考虑转移。12月下旬，离开建德迁往江西泰和。从11月11日第一批师生抵达建德到12月26日最后一批师生撤走，浙大在建德前后只呆了40余天，时间虽不长，却给建德人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多年后谈起浙大西迁之事，老辈人仍然翘着大拇指称赞：这是一个文明的学校。

浙大在抗战中前后四迁：建德、泰和、宜山、遵义，由浙江入江西，经湖南、广东、广西，最后抵达贵州，恰好与三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长征路线的前半段吻合，因而有人赞誉这是一次“文军的长征”。难能可贵的是，在颠沛流离的迁徙途中，只要稍有停留，就立即上课。许多后来著名的专家学者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当年就是在浙大西迁路上肄业，后来转学西南联大的。多年以后，他还写信给老师张其昀先生，表示感谢之情。

浙大西迁，前后三年，周流五省，间关万里，一路弦歌不辍，在动荡不安、艰难险阻的环境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人材，因而被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的剑桥”，这是教育史上一个奇迹。竺可桢校长，以一介书生，身负重任，率领千余师生员工及家属，还有几十车图书仪器，扶老携幼，万里跋涉，一路西迁，被一些教授喻为当年携民渡江的刘备，他的夫人和次子也因条件险恶而病死在途中。但是丝毫也不能动摇他办学的决心和意志，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