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似道为吾股肱之臣，仁此旬宣之寄，殷然殄患，奋不顾身，戎乘一临，士气百倍，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 鄂州解围后，理宗御笔亲书，对贾似道大加褒扬。

看来，惊喜过望的理宗这次是真的把贾似道当作赵家王朝的救世主了。他很快将贾似道召回临安，解除了原来的宣司军务，升为少师，进封卫国公。贾似道重返国门之日，朝廷依北宋名臣文彦博（1006-1097）的故事，特意在都城外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中使郊劳，百官班迎”，可谓宠荣备至。那时候，大家确实也对凯旋归朝的贾似道寄予厚望，无不期待他果然能像文彦博那样——出将入相，扶正朝纲，远人畏服。

景定元年（1260）四月，贾似道正位鼎轴。此前几天，左丞相吴潜（1196-1262）已遭台谏弹劾罢去，贾似道遂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总理朝政大务。那一年，他才四十八岁，应该也是自励能有一番作为的。只不过，关于他任相时的种种言行，正史本传几乎只有定性的否定评价，缺乏具体而微的记载，反而是《宋史全文》等文献留下了比较零碎的材料，方便我们了解一点点信息。据记载，贾似道回朝面见理宗，所上的第一道奏折就说：“今天下之势，保藩篱则下可保堂奥，有三边则可有内地。”可见，他很清楚蒙古大军虽暂时撤退，但江淮边境并不平静，只要外患不除，强敌虎视眈眈，边防就仍是朝廷的第一大务。才过几天，他就重新调整了执政职事，加强对财政、刑事大权的控制，“以财赋、狱讼委之执政分任”，令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朱熠专任财赋，签书枢密院事皮龙荣专任狱讼，自己则“总提其纲”。这就等于将行政、军事、财政、刑事等大权逐渐集于一身。

随后，贾似道又高调推出惩治贪腐的政策。他对理宗说：去秋猾夏之变，匪由天降，生自贪吏。臣愿明诏中外，自今守臣当觉察诸县，监司当觉察守倅。其有赃犯，必劾无贷。如州县官为监司所劾，则坐郡守；守倅为台谏所劾，则坐监司。

在此，贾似道把前一年的鄂州之围归罪于贪吏，这样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想当初忽必烈率军突然渡过长江，吓坏了南宋满朝文武，后来一查，竟然事出本朝军司对沿江渔民的横征暴敛，因为刻剥无度，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结果，蒙古军队一来，渔民们就献上舟船，直接把敌兵送到了江南。这件事让理宗耿耿于怀，也足以让贾似道引以为戒。因此，他决定用残酷的连坐法和打算法来严厉打击那些贪赃枉法的行为。

南宋后期国势衰败的原因有很多，而内部的腐败问题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岳飞（1103-1142）曾经说过，“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死，不患天下不太平”。后来，朱熹听人讲到这句话，不禁笑道：“现在武将也爱财。”言外之意，爱财已不分文官或武将，腐败早已泛滥成灾，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兴大将张俊、刘光世等人俱以爱财闻名，而到了后来，“官由货授，政以贿成”，南宋上下腐败聚敛之风愈演愈烈。在军队中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债帅”，这些人“徒以趋走应对为能，苞苴结托为事”，为谋升官奔走行贿而负债，然后又通过贪污受贿来还债。而如前述沿江军司，也只知道聚敛裒刻，拥赀自肥，置国难当前于不顾，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保家卫国？朝中大臣也不例外，韩侂胄被杀后，朝廷籍没他的家产居然达数千万贯之多。就像时人所批评的，南宋后期“颛阃之臣、尹京之臣、总饷之臣、握兵之臣、拥麾持节之臣，未有不暴富者”，甚至连宦官、医官也都有田产连陌、华屋高广、穷极富贵者。当行贿受贿已经见怪不怪，当假公济私、唯利是图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被默许，被模仿，被纵容，这个王朝其实也就无药可救了。

腐败坏了文官武将，丢了天下人心，它肥了私家，损害的是大家。因此，贾似道又说，“吏贪故民穷”。贾似道对理财是有偏好的。他雷厉风行地要用重刑反腐，除了意欲整顿风气之外，还想要它来纾缓朝廷的财政困局。贾似道早年做大宗正丞的时候，就搬出赵宋的祖宗家法，建议通过重拳反腐来实现“裕财”的目的。现在他自己做了宰相，正好把以前的想法付诸实施。正因为如此，连坐反腐政策出台不久，朝廷很快又加以重申，“自今有犯赃罪者，须重置于宪，尽监其赃”，强调一定要全部籍没赃款。官方表面上的说辞是贪官的“行货之心多于畏罪”，如果只是纠察论罢而不没收财货，那么他们仍然有利可图，戢贪反腐的法令必然形同文具。这话说得固然没有任何不妥，但它没有讲出来的是，戢贪反腐既是为肃清文武百官的风气，也是希望借籍没赃货给朝廷多一条“裕财”的途径。

用反腐来“裕财”，也不是贾似道一个人的发明。刘克庄在他的“裕国宽民之方”中，就明确提出要“追大吏干没之赃”。南宋名臣王迈（1184-1248）素称“练达世务”，他在端平二年（1235）的馆阁对策中，对理宗说得更为直接：

当此国贫民困之极，纵未可遽行乾、淳估籍之典，独不可略仿国初取财藩镇之术而行之乎？国初诸节度所蓄甚富，太祖虑其多财而为变也，一夕脱略边幅于樽俎之间，厥明可得各家十万缗之献，先儒称之以为得英雄御人之术……至于曩者权门厮役嬖妾之家金帛山积，有拥二三千万赀者，何惮而不籍之官？台臣尝言权贵之夺民田，有至数千万亩或绵亘数百里者，何疑而不没之官？

在王迈看来，既然朝廷已捉襟见肘，“国贫民困”，如果不想在穷困潦倒的百姓身上压上最后一根稻草，那么以籍没贪赃和富户资财来弥补财政亏空，自然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不妨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宝祐二年（1254），蜀帅余玠（？-1253）死后不久，侍御史吴燧等人劾以“聚敛罔利七罪”，并及其子余如孙假公济私之罪，由是籍没余玠家财三千万以犒师。

文章原名《反腐治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