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元年（1127），金兵的威胁暂时解除，宋高宗以“僭逆”罪 “赐死”金人扶持的张邦昌。金人知道后，便以杀张邦昌为借口，再一次发动南侵。于是高宗匆忙于十月初一日离开应天府南逃，到达扬州后才安顿下来。

宋高宗

扬州虽比不上昔日的汴京，但也是一个繁华之地，高宗和黄、汪等人，以为此处已经远离金人，前面又有宗泽、韩世忠、张俊等军队守卫，不妨可以喘一口气了。于是他们有的去游山玩水，有的到寺院听和尚讲经，有的上青楼作乐。跟随高宗南逃的后宫一般人，也是恶习未除，大肆铺张。但是好景不长，随着金兵的入侵，高宗一路仓皇出逃，从扬州-镇江-丹阳-常州-平江府（江苏苏州）到秀州（浙江嘉兴）崇德县（浙江桐乡崇德镇），进入杭州地界。然后，由余杭来到西溪湿地。

在西溪湿地，高宗看到这里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湖水清澈，可以见到无数鱼儿在水草间巡游觅食，不觉心旷神怡，暂时忘却了十余天来颠沛流离的困顿和疲劳。他又远远地环顾四周，自言自语地说：“此地且留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他暂时不想离开这方土地，还是对西溪这片湿地以后另有打算？后人就颇费猜测了。不过，从此以后，这里就有了“留下”的地名，那倒是真的。

一日傍晚，高宗进入杭州城，以凤凰山麓原来北宋杭州的州治为行宫，以附近的显宁寺为尚书省。

参知政事叶梦看到高宗迟迟不进卧室休息，便解释说：“州治屋宇不多，所以皇上的住所如此隘窄，加上江南多春雨，非汴京可比，陛下只能将就一下了。”此时的高宗，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玩弄权术，看到数百官员和几万士兵，为了保卫他的安全和南宋国家，一路上风餐露宿，竭尽困顿劳苦，死于道路者也不计其数，便回答道：“朕并不觉得住所狭窄，只是有点潮湿罢了。自过江以来，百官、六军都无住处，朕何敢独求安逸?等将士官属各得所居，朕再入正寝不迟。”

高宗虽然渡过了扬州大溃败这个难关，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是统治集团内部出了问题。

御营司统制官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兵变，高宗被迫退位，出居显忠寺，将帝位传给只有三岁的皇太子赵旉，请隆祐太后垂帘听政，并改年号为“明受”。

善于隐忍不发，到时秋后算账，是赵构性格中的一大特点，也是他多次取得“成功”的一个秘诀。对待张邦昌是如此，对待苗、刘兵变，同样也是这样。所以在兵变过程中，他对苗、刘提出的一切要求，都无条件加以接受，绝不讨价还价。当然，在背地里，高宗通过右相朱胜非，命知江宁府吕颐浩和在平江府的礼部侍郎张浚，火速调动南宋各路军马，前往杭州“救驾”。

苗、刘兵变历时近一个月，最后为韩世忠、张浚、刘光世所率领的军队所镇压。后来，逃出杭城的刘正彦和苗傅，相继在建州（福建建瓯）被捕。七月，两人被押解到行在处死。

建炎三年（1129）五月，高宗获知“金人军马归回，已离扬州”的消息，为取得民心，装出一副要“经理中原”的样子，由杭州移跸江宁府，改江宁府为建康府。实际上，他仍不断遣人向金人求和。七月十五日，下诏升杭州为临安府，充分表明了他对杭州的情有独钟，在他心目中，大概已经决定要将杭州作为都城了。同时，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以苗、刘兵变期间，“当轴大臣不能身卫社稷”的理由，罢去朱胜非的相位，以吕颐浩代替。

对高宗而言，建炎三年肯定是流年不利的一年。当年七月十一日，皇太子赵旉病死，高宗从此断绝了子嗣。七月末，金以大将兀术（一名完颜宗弼）为统帅，分兵四路南侵，目标是擒拿高宗，彻底摧毁南宋政权。另一方面，收降原南宋知济南府刘豫，让他出任金人卵翼下的京东西、淮南安抚使，到第二年七月，又扶持他为“大齐”皇帝，在中原地区建立起又一个傀儡政权，作为金人的缓冲之地和帮凶。

金军南下和宋高宗逃跑路线

在金兵的威胁下，高宗急忙逃离建康府南下。建炎二年（1128）七月，东京留守宗泽去世，继任者为杜充。此人胆小如鼠，建炎三年（1129）五月，金人还没有到达，他就拔脚逃往建康府。就是这样一个窝囊货，竟被高宗除为右相，负责长江防线。建炎三年（1129）十月，金兵分东、西两路南下。一路金兵由黄州（湖北黄冈）渡江入江西，追击隆祐太后；一路金兵由兀术亲自率领，自和州（安徽和县）渡江，入侵镇江、建康，直指高宗统治集团。高宗急忙离开临安府，渡过钱塘江到越州（浙江绍兴）。兀术渡江后，杜充不作抵抗，就带残兵逃跑（次年二月投降了金人）。高宗听说建康失守，再从越州逃明州（浙江宁波）。金兵渡过钱塘江，高宗慌忙坐楼船逃往定海县（浙江镇海），在那里渡海到昌国县（浙江舟山），继续浮海南逃。建炎四年（1130）二月二十一日，到了温州（今属浙江）江心寺。金兵一路追来，破越州、明州、定海、昌国，下海追赶数百里，被南宋水军打败后，才被迫退回明州。孤军深入的兀术军队，既在江南受到部分宋军的有力抵抗，天气也已转热，只得鸣金收兵。金兵自明州由原路北返，一路上放火烧城，大肆杀人掳掠不止。

兀术撤退时，因掳掠到的物资太多，陆上运输不方便，便走运河水道。结果，金人船队先在太湖边遭到南宋水军的邀击，“几获兀术”。接着，在镇江东面的长江上受到韩世忠军队的伏击，将金兵逼进建康东北七十里的黄天荡。双方相持二十余日，“兀术穷蹙，祈请甚哀”。后来金人开凿了一条入江通道，才侥幸得以脱逃。韩世忠领导的这次镇江—建康之战，以八千士兵包围十万金军，时间长达四十余天，这是南宋建立以来，政府军给金兵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意义十分重大，使金兵从此不敢再渡江。

金兵北撤后，惊魂甫定的高宗，于建炎四年（1130）三月十九离开温州，从海道返回明州，四月十二日进驻越州。次年四月，一生坎坷的隆祐太后病故，为她以后有机会归葬北宋巩县陵园之便，从简安葬于会稽县的上皇山，并将这种陵寝称作“攒宫”。

隆祐太后的陵墓及有关制度，开创了后来南宋帝王以上皇山为攒宫的先河，此后，高、孝、光、宁、理、度六帝的陵墓都建在这里，史称“宋六陵”。十月，高宗下诏升越州为绍兴府。高宗从自己的安全考虑，确实也有将都城建于绍兴的打算。可是由于此地位置较偏，物资供应有困难，所以后来就打消了这个想法。

高宗在绍兴府驻跸近两年后，绍兴二年（1132）正月十四日，在张俊等人的扈卫下，坐船沿着浙东运河，经钱清镇、萧山县，来到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正式宣布临安府为行在所，也就是事实上的南宋都城。从此以后，结束了过去十几年间“帝被贼驱”的狼狈局面，使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走上了正轨的道路。

可能有人会问：高宗为什么要把杭州作为都城呢？这实在是因为得天时、地理、人和所致。

第一，杭州有地理上的优势。这座城市的东部，面临钱塘江，是一道不设防的城墙。西北部，是崎岖不平的丘陵和山脉，东北部是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泊，皆不利于骑兵驰骋。与建康相比，它不啻有“重江之险”，而且可以通过舟楫，进入浙东乃至海上，从而大大地增加了高宗的安全感。上次兀术领兵南下，高宗能有惊无险地从海路逃往温州，就是一个明证。

第二，杭州有经济上的优势。这座城市地处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两大鱼米之乡的连接点，又傍靠天目山余脉。四周盛产粮食、水产，蚕桑，又有竹木、山货之利。浙东运河将它与明州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海外通商也比较便利。丰富的物资供应，可以满足南宋朝廷的各种需要。

第三，杭州自五代吴越建国以来，中经北宋一朝，历二百余年的和平发展，经济富庶，文化繁荣，环境优美，名人辈出，使它一跃而成为“东南第一州”，市民的国家意识和文化素养也比他郡为高。杭州还有风景秀丽的西湖，对南宋统治集团和文人士大夫而言，也极具吸引力。据说，当初居无定所的高宗，一到杭州，看到这里的“湖山之胜”，不禁叹道：“吾舍是何适？”说明他早在建炎三年（1129）二月初第一次到杭州的时候，就从心底里爱上了它，并有了建都于杭州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