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当一名小学教师，要维持生计是很不容易的。由于物价按几何级数上涨，原可买一件衬衣的“法币”，过几天只能买一刀毛纸了。贪心的当权者还要拖欠工资，不能按月发薪，使本来菲薄的工资收入，到手时已不够糊口了。同时职业没有保障，校长随时可以解聘不中意的教师。谁如果不满现状，发发牢骚，还有被戴上“红帽子”被特务抓走的危险，我就亲眼看到过剡光小学刘家昌老师被两名特务抓走的事。

为了要活命，怕失业，广大教师有一个强烈的要求，就是要有自己的组织，团结起来。

解放前夕，我在当时杭城最大的小学——佑圣观路小学当教师。大家议论着要成立小学教师自己的组织。当时的教育工会，完全掌握在几个御用校长手里，如果要成立教师自己的组织，国民党统治者不会批准。于是大家提出，以联谊会名义成立组织，并推举我起草一个宣言。我以“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职业”为宗旨起草了一份组织“小学教师联谊会”的《告教师书》。1948年秋的一个下雨天，全市几百名教师代表，在湖滨一公园美琪戏院，以欢迎×厅长到任的名义集会，我们把宣言书放在大门口，征求愿意参加联谊会的人签名。到会教师都签名参加。

成立大会上，我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会上有部分民众教育馆职工也要求参加，于是就改名为“地方教育工作者联谊会”。在选举理事时，许多教师提议“校长不能当理事”。可是也有人表示异议：“校长也是教育工作者。”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有人提醒我，让他们提名，你可在黑板名单上在校长的姓名上打个圈，大家就明白了。果然，选出的理事全部是教师，有苏良玑、刘世达、王定等人。我也是理事之一，分管教师生活福利待遇工作。

联谊会活动之一，就是要求按时发工资。当时，直线飞腾的物价，使人们手中的“法币”，“金圆券”连一刻也不敢在手中停留。一领到工资，就到珠宝巷口“黄牛”(金银贩子)手中换取银元以保值。教育部门和银行也因此有意拖延发放教师工资，从中牟利。甚至有时直到月底也不发工资。有一个月，已到了30日，市银行传出消息，没有现款，本月工资到下月发。同时却偷偷把一麻袋“法币”送去给市参议会会议开支。这事被我们发现了，我们闹到正在开会的市参议会(现在的工人文化宫)，才逼着市银行从后门运出银元去兑成“法币”发放了工资。

我们在宣言中还声明，校长不得随意解聘教师，如有被解聘的教师可以向联谊会提出请求声援。有了这一条，少数专横跋扈的校长也不敢为所欲为地任意欺压教师了。学期结束时(那是解聘教师的时机)大家那种惶惶不安的心情减少了一些。

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挥戈南下，国民党惊慌失措，连夜从中央银行抢运黄金、白银去舟山。4月30日，市政府下属职工获悉市长俞济民即将潜逃，为了生活，他们串联市府各部门职工和小学教师，一起包围中央银行，要求发给市属职工、教师银元作为生活费，不许银行运走金银。俞济民闻讯后带领几名手持卡宾枪的卫兵进来，看了看水泄不通的包围人群，走进银行办公楼，几名卫兵持枪守在二楼阳台上，俯视着下面的人群。几分钟后，俞济民握着手枪到大天井亲见群众，虚张声势地恫吓：“谁闹事，枪毙准!”人群中有人顶了他一句，他抓住那个市府下级职员，枪口对准他的胸口：“你闹，我毙了你!”愤怒的群众想夺枪，但很危险，卡宾枪口从二楼阳台上正对着群众。为了避免流血，我们提出二条要求：一是银行今晚要发给我们银元，作为应变生活费；二是所有市属职工、教工不分职位高低，平均发放生活费。俞济民看看铁桶般包围着的群众，凶神恶煞地狂叫了一声“滚”!放开了那个被他抓住的职工。接着他提高嗓门：“银行支付银元要省长批准，你们推一个代表和我去见省长。”于是，他和代表一起驱车出去了。当天晚上，全市戒严。又过了几个小时，一辆卡车开了进来，不一会，满载银元的卡车开出银行到圣塘路市府去，群众也跟着拥到市府。夜半，我们每个教师终于领到14块银元。后来听人说：“发给大家的银元只占银行运出的一半左右，其余的都被那个黑心的市长贪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