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避寇撤退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消息传来，杭州人民无不义愤填膺。为了坚持抗战，各界人士都在筹措撤退，杭高也立即作出撤退部署，先雇船将最重要的图书、仪器运至金华索园，又陆续将课桌椅、办公桌凳先后运去金华。及至日寇将分兵进攻杭州时，形势更趋紧张，交通工具已全部为军队所控制，军警头目与省市大官僚都乘上车船逃走了。

学校迁到了金华澧浦，只上了短时期课，日寇进攻的消息传说纷纭，莫衷一是。学校到底是沿着浙赣线西撤呢，还是南迁到丽水呢?一时拿不定主意。在无法开学的情况下，学校只得宣布解散，校产运到丽水。

二、迁碧湖组成联高

1938年夏，时局暂趋平静，就由杭、嘉、湖地区撤退下来的七所学校筹组成联合中学，在丽水碧湖开学。

联中设高中部、初中部、师范部；后来分成联高、联初、联师。自联高成立的消息传出后，杭高原先被解散的学生，纷纷挑着简单的行李，长途跋涉来碧湖报到入学。学生们由于颠沛流离，生活无着，都衣衫破旧，面带饥色，然而他们心神振奋，求学心切，学校便借了祠堂、庙宇，还搭了几间草屋作为校舍。这些校舍，分散各处。学生夜自修退课后，有的要走到两里路外的宿舍去就寝，每遇风雪之夜，天黑路滑，往往有跌入路边田里的。教室是草棚，里面只有一块小黑板与板桌板凳，教学设备十分简陋。教职员要自租民房居住，租费很高，生活艰苦，从不计较。他们多以衣箱当桌子，肥皂箱当书架又代坐凳，办公桌是板桌短凳，学生的学籍档案也只是一个布包袱而已。

由于敌机经常来山区侦察轰炸，因此每当发出空袭警报，就停课疏散，有的躲在水沟里整天挨饿，早饭不吃是常事。那时，人们盼望天下雨，因为一下雨，敌机就无法进行空袭。

虽然空袭警报时常干扰生活，但在碧湖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学生的学习空气却很浓厚，天刚蒙蒙亮，村子四周田野上到处听到学生在朗读语文与英语的声音，嘹亮的军号一吹，大家又立刻集合到操场中做早操，呈现出一片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教师每晚都要到学生宿舍去辅导或谈心，既鼓励学生要努力学习，又要求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由于原“杭高”的主要图书仪器都随校搬迁，所以只要一上课，不但教师可做示范实验，学生也可做分组实验，这在抗战时的中学中是十分难得的。联高的学习风气好，教学质量高，名气很大，所以吸引了不少有志青年远道前来报考。

三、撤离碧湖  继续逃难

自从1941年4月金华被敌军侵占以后，丽水形势趋于紧张，另一路敌人由温州登陆，向丽水进攻，这时，学校不得不再度撤离。谣言一日数起，风声鹤唳，情况紧急，学校决定向龙泉方向迁移，重要校产(图书、仪器)先运至龙泉奇仁口。但当时粮食与迁移费毫无着落，联高的师生眷属数百人欲留不可，欲走不能。教育厅长许绍棣在碧湖有住房，他来碧湖企图携眷逃走。他正在热烈追求联高美术教师孙多慈，意欲带领孙多慈先走，被师生们发现后，激起愤怒，马上包围了他的住宅，提出不解决遣散费与粮食问题就不让走，否则，刺破轮胎，大家走不了。许绍棣被弄得狼狈不堪，叫联高校长张印通(本为嘉兴中学校长)出来打圆场，但师生们不理他，他没法只得去请了当时在学生中威信很高的教务主任崔东伯前来解围，崔东伯先生讲了话，许绍棣勉强表示允诺，学生才解围。许绍棣脱身前总算拿出了一部分经费。他了解崔的才干与威信，到南田后就任命崔东伯为联高校长，直到胜利之后。

次日晚上，我们因形势紧迫，不得不连夜撤退。晚饭前部分学生在江边等船，国民党军队开枪拦船，子弹乱飞，联高女生钱舜琴被达姆弹击中腿部而惨死。

我们于当晚深夜渡江，正值上游山洪暴发，溪水骤涨，江宽水急，白天渡江已危险万分，黑夜渡过对岸更加困难，但不得不冒险强渡(这天下午曾翻船淹死乘客10余人)，等到最后一批师生渡过了江，天已微明，敌机即来扫射投弹。

从碧湖到双港，仅十里路，由于敌机整日轰炸，我们躲躲走走，却走了一整天。

我们逃赴景宁途中，山高谷深，路险难行。逃难人群，络绎于途。到了沈村(属云和县)后，买到一点干面条，大家喜形于色，奔走相告。但买不到油盐佐料，只买到一点红糖，化成糖水烧糖面，但大家仍吃得津津有味。在沈村为大雨所阻，住了两三天，吃的是少量荞麦只能半饱。睡觉只是在湿泥地上铺点草，半夜醒来，连衬衣也湿透了。

四、南田复课  艰苦备尝

到了景宁汇边(村名)后，形势稍微缓和一些，学校就商量如何复课。但这个村子太小，无法开课。当从碧湖撤退时，有部分师生押运粮食，由水道经青田溯小溪而上，已到达南田(当时属于青田县，现属文城县)暂住下来，便派人到景宁汇报了南田情况，说那边既有祠堂可借作为校舍，又有粮食可买，地势又处在1000多米的高山之上，日军侵犯的可能性很小，对学校复课是比较有利的。我们经过研究，决定在南田复课。

自决定到南田后，就组织一小部分师生为先遣队，去南田筹备复课；由另一部分师生组成运输队，回到龙泉安仁口去取图书仪器。为运输校产，这部分人饿着肚子，日夜赶路，翻山越岭，肩挑背负，步行达半个月之久。由安仁口到南田运输途中，经泗洲岭时，因山间小道被炸毁，一面是峭壁陡坡，一面是看不见底的深渊，徒手而过尚感困难，如今挑着笨重的木箱想走过去，简直比走平衡木还要难。有一次因贪赶路程，在山中迷了路，找不到住宿和吃饭的地方，大家凭着大概的方向，翻了一岭又一岭地朝上爬，到深夜才到岭顶，前队后队也失去联系。由于连日赶路，又饥又饿，已极度衰弱和疲劳，一直到第二天天亮，到了山下找到了村庄，才吃上了饭。在汇边到岭根的路中，陆桢等携带经费去南田的师生，还遇到过土匪，险遭抢劫，因机警才免于难。

南田复课后，在碧湖离校的联高学生，闻讯又携箱背笼，翻山越岭赶来复学了，但随校来南田的教师却很少。因此，有好几位教师，一人要教几门课，每周任课时数也很多，有的甚至达33课时，而且还要自编两门学科的讲义。

师生们因为营养不良，健康欠佳，且因家在沦陷区，音书隔绝，不知家人生死存亡，整日忧心忡忡，而学校的医药条件也很差。如兼教理化两科的教师徐兆华，生了肺结核后，功课由王新吾代，但因无特效药，久病不愈。当时听说注射葡萄糖钙可以促使其钙化，但买不到。实验室中有德制的氯化钙，经过校医、王新吾与徐兆华三人商议，决定自制蒸馏水溶解氯化钙注射。当医师给徐兆华静脉注射氯化钙时，徐先生虽口说“没关系”，但校医与王新吾都为他捏一把冷汗。幸而还没有不良反应，才使他逐步恢复健康。化学教师斯芳，因产后得病，半身不遂，无法医治，竟至身亡。同学中也有客死异乡、亲人不及一见的情况。

在南田学习期间，生活条件比碧湖更差，粮食不够，经常以马铃薯代饭，又在马铃薯上浇点盐水当菜，其他蔬菜一点没有，肉类、蛋类也少得可怜。有时要跑十多里路才买到一点肉。夜里没有照明设备，当地人都用黄蔑代烛。开始我们只好过“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生活。后来学生用点桐油灯盏来照明。教师每天也只有一支蜡烛。

在南田时，生活条件虽然更艰苦，但学习空气仍与碧湖一样浓厚。师生关系亲密无间，经常互相串门，问寒问暖，亲如家人。

南田地势高，天气特别冷，走出屋外，身上的棉衣好像突然消失，冷风犹如千万枚针戳进身来。有的同学还穿着夹衣过冬，瑟瑟发抖，晚上棉被又薄，蜷曲难眠。此种滋味，不是亲身经历过，很难体会。

五、抗战胜利  整装回杭

整整八年，联高就在颠沛流离中生活着、工作着、学习着，为我国教育史写上了苦难和独特的一页。1945年9月，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大家盼望胜利的一天终于来了。师生们含着欣喜的热泪，互相祝贺着苦难的日子终于被我们熬到头了，学校可以迁回美丽的西子湖畔去了，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学校经过商讨，决定分两路回杭。一路由丽水——永康，经陆路到东阳，再乘船经金华——兰溪到杭州。一路从青田到温州再搭船转上海到杭州。前一路押的是仪器等校产，后一路雇了10多只船，装的是图书，与浙江图书馆装书船一起，顺流东下。后一路到达杭州时，已是1946年的元旦了。

①本文根据王新吾、陆桢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