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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秋迟桂始花--郁达夫与杭州
来源:郁嘉玲  作者:  日期:2010-11-04

1938年12月18日,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之聘,远赴海外担任副刊编辑,他偕王映霞携子郁飞,乘英商和丰公司的丰庆轮离开福州。到香港后换乘意大利劳埃德公司的皮亚康马诺伯爵号,于12月28日抵达新加坡。几天之后便是1939年的元旦,《星洲日报》的兄弟报《星槟日报》开始发行,郁达夫从新加坡乘火车,前往马来西亚槟榔屿参与祝贺。就在这一天,郁达夫写下“抵槟城后,见有饭店名杭州者,乡思縈怀,夜不成寐,窗外舞乐不绝。用谢枋得《武夷山中》诗韵,吟成一绝:

故园归去已无家,传舍名留炎海涯。

一夜乡愁消未得,隔窗听唱后庭花。”

此前,郁达夫还写有一首《星洲旅次有梦而作》的旧诗:

“钱塘江上听鸣榔,夜梦依稀返故乡。

醒后忽忘身是客,蛮歌似哭断人肠。”

离乡背井的郁达夫,“杭州”已成为他的“心病”,只有在夜阑人静的睡梦中消解自己的乡思、乡愁和乡情。

杭城求学和徐志摩成为同班同学

从小生长于富春江畔的郁达夫,初次到杭州是在1911年2月,他从富阳高等小学堂毕业以后,由一位老秀才陪着坐白天的快班船到杭州投考中学。

清朝末年,杭州的三所中学——宗文、安定和杭府中学,最难考的要数杭府中学。当时的中学入学考试,要写一篇作文、几句英语的翻译、演算四道数学题。等到杭府中学发榜之时,虽然郁达夫榜上有名,但从富阳带来的钱,已不足缴纳学膳费用。他就和另外三位同班毕业的富阳同学,一起到学膳费比较便宜的嘉兴府中去就读。半年之后于秋季时,仍旧转入杭府中学一年级。这时,他和海宁的徐志摩成为同班同学。徐志摩出生于1897年1月15日(夏历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比出生于1896年12月7日(十一月初三)的郁达夫小一个多月,根据干支纪年一八九六年为丙申,因此,徐志摩与郁达夫均属猴。若按公历纪元,则两人不在同一年。

中学时代的郁达夫,不善交际,衣装朴素,又是中途由嘉兴府中转入杭府中学的,在班上孑然一身,以看书和做诗来排遣孤独。而徐志摩则不然,他和与他一道进中学的表哥,“无论在课堂上或在宿舍里,总在交头接耳地密[SITESERVER_PAGE]

谈着,高笑着,跳来跳去,和这个那个闹闹,结果却终于会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轻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少年徐志摩的轻快活跃,给郁达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十几年后他俩在北京再度重逢,郁达夫觉得徐志摩“笑起来的时候”,“同十几年前的那个顽皮小孩一色无二”。又过了十多年,徐志摩已经去世5年了,郁达夫以《怀四十岁的志摩》一文来悼念他,说“徐志摩真是一个淘气,讨爱,能使人永久不会忘怀的顽皮孩子!”在郁达夫看来,徐志摩不顾一切,带有激烈的燃烧性的热情性格即成就了他五光十色、灿烂迷人的新诗,也因之而使他失欢于父母,得罪于社会。郁达夫为徐志摩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

杭府中学教国文的王老先生,于在看了郁达夫几次作文之后,便对他有点注意起来。一个月后,同学们居然赠郁达夫一个“怪物”的绰号。因为在大家眼中,郁达夫是一个说话也不大会说的乡下蠢材,但做起文章来,“竟也会得压倒侪辈”,还不是怪物吗?

而徐志摩呢?别看他平时顽皮,“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的最多的一个。”这一点,使郁达夫感到惊异。

恬静的郁达夫,活泼的徐志摩,性格的迥异并不妨碍他们显露自己写作上的天份,在杭府中学的少年时代,他们两个的文学才华已初露端倪。

精心撰写《迟桂花》

1932年10月,郁达夫从上海来到杭州,先住在湖滨沧州旅馆,想“静养沉疴,细写东西。”后因发现痰里有血点,怕吐血病重发,就写信让他的二哥郁养吾陪着上段家桥西湖医院。在前面临湖而后面遥靠着保俶塔山的西湖医院,他住在水明楼一间清静幽深的房子里休养。一天,他独自上翁家山游览,在老龙井旁喝茶,买了龙井茶叶、桑芽,又来到南高峰的深山里,一阵秋风吹过,送来桂花清香,得诗一句“九月秋迟桂始花”。第二天,他到奎元馆吃面,将昨天的一句诗做成一首七律:

“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井上煮桑芽。

五更衾薄寒难耐,九月秋迟桂始花。

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

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

郁达夫著名的小说《迟桂花》,便是他住在沧州旅馆和西湖医院水明楼时写成的。在写作中间,他又上翁家山去视察,看看所写的地理方位究竟对不对。《迟桂花》中三个主要人物:翁则生和翁莲兄妹俩及一位郁先生,都已[SITESERVER_PAGE]

是那个时代的中年人。作品通过到秋天才盛开、散发着浓郁馨香的桂花,并且是迟发的桂花,象征三个中年人美好的生活前景:“桂花开得越迟越好,因为开得迟,所以经得日子久”。到了结尾,作者以“但愿得我们都是迟桂花”的美好祝愿,表达了对今后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和以前郁达夫其他小说注重主观抒情而不重视故事情节的散文化结构方式不同,《迟桂花》的结构安排是经过认真思考的。小说开头,是翁则生给同级同乡的老同学郁先生的一封长信,大约占全部文章的四分之一,重点在于向读者介绍翁家的生活环境和翁莲不幸的婚姻及个性,也就是为整个小说作铺垫。虽说用长达八页的一封信作开头,显得不够紧凑,但令人钦佩的是,郁达夫妙笔生花,使读者没有生涩冗长的感觉而被带入翁家以前的生活之中。《迟桂花》的主角是翁莲,郁先生应是翁莲的配角,翁莲陪郁先生游五云山则是小说的重点情节,两人在一块大岩石旁作倾心交谈的内容,是全文的至高点。在整个小说中,翁则生结婚的情节被匆匆略过,只成为郁先生再次点题的一个契机。

《迟桂花》是作家郁达夫赞美杭州的一篇精心杰作,杭州的桂花和翁家山、五云山一带优雅的自然风景,因为郁达夫的出色描写,使世人得以了解,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到杭州来亲眼瞧一瞧。

1995年7月,日本映像记录中心株式会社《郁达夫的生涯》摄制组来到富阳和杭州一带看外景,经人介绍由我做他们的陪同。导演牛山纯一先生是个很认真的小老头,他手里拿着郁达夫的书,让翻译告诉我要找郁达夫作品中提到的一些地名,其中就有翁家山、云栖寺。我明白这是要到实地看小说《迟桂花》描写的外景。沿着郁先生和翁莲两人走过的山路再重走一遍显然不太现实,我和牛山纯一导演商量好,先坐车上翁家山,然后再到云栖寺。六十多年以后,再到郁达夫小说《迟桂花》中描写的实地踏看,翁家山风貌依旧,但云栖寺已变成了工人疗养院。我找到疗养院中的一个老人向他询问,他指着一处房屋,告诉我们这是云栖寺原来的大殿。牛山纯一导演用半信半疑的目光看了看,没出声。我想,得找个证据,他才会认可,就跑过去,围着这房屋的墙壁转悠,终于让我在墙角找到一块写有“云栖寺”几个字的石碑。牛山纯一这才露出了微笑,轻轻地点了点头。

风雨茅庐

郁达夫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在杭州场官弄兴建过一处住所,那就是风雨茅庐。

从上海嘉禾里的弄堂洋房移家杭州,郁达夫是经过一[SITESERVER_PAGE]

番深思熟虑的。人到中年的郁达夫,游子思乡,飞鸿倦旅,希望今后的住地能比较清净而又生活便利。杭州有山有湖,有电灯、自来水,是一个理想的田园都市。虽然在郁达夫眼中的北平、南京和福州,也是居住的好地方,但就乡土观念而言,杭州毕竟离他的故乡富阳更近。1933年4月25日,郁达夫一家清早起来,冒着蒙蒙的春雨,到上海北站坐火车,午后一点雨势正盛时,到达杭州城站。

刚到杭州,郁达夫住的是三间租来的旧屋,就在浙江图书馆侧面大学路场官弄内,比起上海寓所的一楼一底,是宽敞了些。可郁达夫总觉得杭州的建筑不是合乎理想的住宅,想自己有一所房子的私愿已在心中存了好几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郁达夫碰到一位浙江省立救济院的沈先生,从他那儿,郁达夫了解到他场官弄租来的旧屋旁边,那块东西略长、南北较短的长方形地块,是省立救济院院产。当时那地块四面围墙俱全,地面平整,里面只有几间已经坍败的房屋。后来,郁达夫花了1700元购入玉皇山背后的一片山地,和省立救济院交换这地块,并与浙江省政府办妥了产权转移手续。1935年下半年,郁达夫在这地块上动工,起房造屋。懂建筑的朋友,帮他设计布局,钱不够了,也是朋友帮忙借给他的。等到新房落成,郁达夫觉得这与原先“只打算避避风雨的茅庐一所”已相去甚远,想了几天,以“西湖上的那间巍巍乎有点像先施永安的堆栈似的高大洋楼之以хх草舍作名称,也不曾听见说有人去干涉过”为理由,仍把自己的新居称作“风雨茅庐”。

风雨茅庐的正房,是朝南的五开间平屋,西面三间是客厅和卧室,靠东两间是杭州人一般称为“滴落轩”的大花厅,中间用带有月洞门的一重矮墙隔开。西面三间正房,当中一间是客厅,悬挂着一块马君武写的“风雨茅庐”横额,墙上还挂着四个乌木镜框,是鲁迅先生写在四张虎皮笺上的一首七律诗:

“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以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客厅两旁的两间都是卧室,开间相当宽阔,每间各有后轩。靠东两间正房,比较大的一间是书房,沿着墙壁三面都是高大的落地书架,放满了各种书籍。郁达夫曾在新加坡写过一篇《图书的惨劫》中回忆道:“在杭州风雨茅庐所藏之中国书籍,当有八、九千卷以上,除中国线装书外,英德法日文书更有两万余册”。郁达夫的爱购书,喜藏书,在朋友们中间是出了名的,自此,风雨飘泊了半生的他,[SITESERVER_PAGE]

终于有了一个日思夜想的书房,那些跟着他到处周游的破旧书籍,也有了一个栖身之处。书房旁边的一间,又被隔成前后两小间,前面是郁达夫的小书室,后间是客房。

风雨茅庐除五间正房外,还有几间附房。西面三间正房后面是三间小屋,里面摆着从上海嘉禾里搬来的旧东西,平时吃饭起坐,就在这三间小屋中。此外,在进来的门楼旁边还有一间专门造给孩子们的游戏室。靠东两间正房前面则是一个小院落,种着树木花草,还点缀着一些假山石。

这座千辛万苦营造起来的风雨茅庐,并没有给郁达夫带来好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1936年春天,杭州的风雨茅庐造成之后,应福建公洽主席之招,只身南下,意欲漫游武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重做些游记述志的长文,实就是我毁家之始。”在另一篇《回忆鲁迅》中他又说:“我因不听他(指鲁迅)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

他的忠告,就是指挂在郁达夫风雨茅庐客厅镜框内鲁迅的那首七律诗,这诗的意思,鲁迅也同郁达夫说过。以诗中举出的钱镠、伍子胥、岳飞、林和靖四位古人为例,劝说郁达夫。可惜郁达夫没有听从鲁迅的忠告。

郁达夫自1938年12月离开祖国大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1945年8月29日,在抗战胜利两周之后,他被日本宪兵掐死在苏门答腊岛上,至今不知尸骨在何处!盼望着他能魂兮归来,在杭州和富阳的青山绿水间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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